被稱為“新浙派”寫實人物畫領軍人物的方增先，在全國政協舉辦的《上海當代國畫優秀作品展》中，送展的作品畫風大變：在寫實的基礎上，吸收了表現主義方法，創造了積墨人物畫，引起畫界矚目。

落伍的痛苦

畫風的“變化”，前後經歷了將近二十年。1983 年，方增先這位新人物畫開創人從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原浙江美院）調到上海中國畫院任副院長。當時西方現代藝術正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大江南北，他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要創作出跟得上時代步伐的作品。落戶的第二個月，他就到青藏高原去體驗生活，畫了許多寫生人物和創作畫。回來後，他將一部分自認為“蠻不錯”的作品寄給了雜誌和畫刊，但遲遲沒有發表。有熟悉的人婉言告訴他：“現在不興這種畫法了”，隨後把稿子給退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方增先説：“當時很苦悶，我真的老了嗎，會被淘汰嗎？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腦海。”

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支援著他：不能抱著原有的風格一成不變，要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要有所創新。50年代，方增先在黃賓虹、潘天壽的影響下，嘗試新人物畫。他探究水墨點線、大小墨塊之間的濃淡乾濕；用寫實的手法，創作了一批造型與筆墨兼重的人物畫。1955 年他的《粒粒皆辛苦》成了新人物畫的開山力作；十年後，他的《説紅書》在全國美展上轟動一時，成為寫實人物畫走向成熟的代表作，影響了南北畫壇。他説：“當初的成功是在晚清海派人物畫的基礎上嬗變而來；今天要想再跨進一步，也必須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變革、創新。”

新的嘗試與探索

1985 年，擺在他面前的是繼續擔任畫院副院長還是到上海美術館擔任館長？他選擇了上海美術館。理由只有一個：能更多地接觸東西方、海內外各種繪畫作品，逼著自己去研究、去探討。

走馬上任三把火，有一把就是他任命青年畫家張建君擔任館長助理，要求他在繪畫的抽象、變形上做些探索。方增先説：“那時，我已經50多歲了，由於長期受的是傳統繪畫教育，對西方現代藝術看不懂。而青年人接受能力強，又沒包袱，他們很快就創作出一批帶有中國味的現代藝術。這些作品對我來説，是把西方的現代藝術進行了‘翻譯’，因而看得懂，也能理解。”那幾年，美術館只要有現代藝術展，方增先總要拿著鋼筆臨摹，研究塊面的形成，學人家是怎樣變形的，誇張到什麼程度恰到好處……在此同時，他畫了大量變形的白描古裝人物，意在鞏固新的探索。熟能生巧，漸漸地，他的畫從寫實中走了出來，有了誇張變形的意味。

《母親》成了他畫風上的一個轉捩點。一開始畫得比較寫實，但他不滿意自己過去的畫風，決心從這張畫開始突破，改變原來的風貌。他將藏族母親的形象誇張成山石一樣雄偉，但神情流露出一種焦慮。這一誇張、反差，很符合他長期以來憧憬、思考的新風格。這幅畫不僅獲得了“齊白石獎”，還在第七屆全國美展中獲銀獎。這下，更堅定了他變革的信心。

創造積墨人物畫

造型變了，“墨”還沒變。“墨”成了他主攻對象。他臨摹了大量宋元明清的山水畫，發現層層交錯、層層積疊的積墨法，在表現藏民和農民形象的厚重與質樸上，能達到以有限的藝術手段表現無限內涵這一效果。於是，他改變了以往墨線勾勒後涂層水墨的習慣，用積墨法畫了一系列作品，如《祝酒舞》《夢》《佛珠》等。不過，這些積墨法都是運用在表現人物的衣著上。

去年，他決意再作嘗試，用積墨的手法處理人的頭、手、肌理。感覺告訴他，只有這樣，才能表現藏民那種歲月滄桑感和厚重感。他畫了《大山的回憶》，又畫《閒看行路人》，將一組人物處理成一個整體，渾然一片，既有現代感，形式感也很強。為了這次展覽，他又創作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家鄉板凳龍》，反映農村舞龍燈、慶豐收的景象。他用積墨法畫成群的人物，把舞龍的人群處理成一片，如果遮掉頭部，簡直就是一整塊山石。在處理整體的同時，又令人物各具特徵，做到既統一又不失精微。他説，過去是“畫”形象，畫是生活中直覺的感受，直覺的形象；現在是“造”形象，到生活中收集素材，以提煉為主，在創作中注重第二度創作，因此是“造”形象。

通過積墨人物畫的試探，方增先進入了一個新的藝術空間。他説：“藝術的創新是無窮無盡‘路漫漫其修遠兮’的過程。自己雖已70多歲，還會繼續走下去，讓積墨人物畫儘快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