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都錯過了。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樹梢尖上冬天凋零的乾果，已經痛苦得提不起來。
——黃永玉·《比我老的老頭》(增補版)·2007年2月
我畫畫／讓人民高興／用詩射擊和謳歌／用肩膀承受苦難／用雙腳走遍江湖／用雙手擁抱朋友／用兩眼嘲笑和表示愛情／用兩耳諦聽世界的聲音／我的血是O型／誰要拿去／它對誰都合適／我的心／只有我的心／親愛的故鄉／它是你的。
——黃永玉·《一路唱回故鄉》·2006年10月
2007年新歲來臨，83歲的黃永玉宣佈要戒掉畫畫，開始續寫自傳體小説《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其時也是黃永玉的隨筆集《比我老的老頭》增補再版之時。《比我老的老頭》講述的是17位文化老人在1957年之後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寫沈從文的《這些憂鬱的碎屑》，寫錢鍾書的《北向之痛》，寫李可染的《大雅寶衚同甲2號安魂祭》，寫聶紺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詩集》，寫陸志庠的《不用眼淚哭》，或感傷，或沉鬱，或憤怒，或達觀，或超脫。黃永玉以熾熱、痛楚而悲憫的心為師友畫像。
黃永玉在《為什麼老頭號啕大哭》的序文中追問道：“為什麼人都要在自己親身受到磨難後才清醒過來呢？如果不受到磨難還有這種清醒的可能嗎？”
2007年2月10日下午，晚冬的北京東郊天色鉛灰，“萬荷堂”園林也是枝葉枯寂，一片蕭索。進入“老子居”廣闊的廳堂，卻是鳥語花香生機盎然。頭戴黑呢帽、身穿中式衣褂牛仔褲的黃永玉手持煙斗，斜坐在木椅，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老子居”裏的“老子”
1924年，黃永玉出生於湘西鳳凰的一座山城。1937年以前的鳳凰人，自由、放蕩、將幻想和生活上最現實的部分糅合。湘西那個小小山城不知什麼原因，常常令孩子們産生奔赴他鄉的獻身的幻想，以至黃永玉和表叔沈從文都是在十二三歲時背著小小包袱，順著小河，穿過洞庭去“翻閱另一本大書”。
黃永玉在他的自述文字中説：“從文表叔許許多多的回憶，都像是用花朵裝點過的，充滿了友誼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遠學不像他。我有時用很大的感情去咒罵，去痛恨一切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涇渭，但更多的是容忍，所以他能寫那麼多小説。我不行，忿怒起來，連稿紙也撕了。扔在地上踐踏也不解氣。但我們都是故鄉水土養大的子弟。”
現在我多半時間住在“萬荷堂”。
早上7點鐘起床，漱洗完，吃早點。隨便吃一點。吃完早點看看電視，上廁所，然後工作——畫畫。12點吃午飯，吃了飯再畫畫，18點鐘吃晚飯。晚上看看電視，看看影碟，睡覺之前看看書。就是這樣。時間過得很快。偶爾會有好朋友來，以前是丁聰、王世襄、黃苗子、張仃這些老友，現在老朋友也都老了，出門不便。晚上大家一起吃吃飯，聊聊天。很少出去玩，出去玩可惜了。不要説在中國，到國外去我也很少玩，大部分是畫畫，寫東西。
我不是一個喜歡應酬的人。80多歲了，一天到晚還那麼活躍，怎麼可能呢？有這個時間空間，也沒有這個精力。還不如利用時間，多做點事情，寫寫東西。寫東西總是受畫畫的干擾，要把畫畫的時間儘量安排好，保證寫作的時間。我不是一個懶惰的人，不喜歡應酬，即使能躲過開會和應酬，也還是沒有時間寫作，總有什麼事情打擾。不過馬上要寫《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了，再不寫來不及了。
《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不是自傳，就是把自己經歷過的事情串聯起來寫。
“無愁河”，就是沒有憂愁的河流。因為我們家鄉的上游有一條無傷河，我把它改成無愁河。借用這個名稱寫我從童年到今天，我經歷到的、看到的、體驗到的，不是歷史，沒有編年。
寫歷史不是我的任務。我的經歷恐怕別人也沒有過，從小到處跑，一直到解放後回到內地，近一個世紀經歷了那麼多事情，認識了那麼多人，有那麼多感悟和體驗，這些別的人很難碰到，要不寫出來就可惜了。現在不畫畫了也可以，要是這些故事不寫出來，就可惜了。第一部分寫到4歲就寫了20萬字，就這樣往下寫，寫到80歲。沒有提綱，就是信筆往下寫。
現在畫畫對什麼題材感興趣？每個畫家都有對題材的專注點、擅長點。我這個人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好處，好處就是不受任何約束。想到什麼畫什麼，生活裏頭，書本裏頭，見聞裏頭，看到、聽到的都會畫。我畫畫之外，也做雕塑，搞木刻，也寫東西，就是這樣。這不是一個專業人的做法，專業的人就不一樣了，搞研究的，一輩子做研究；寫小説作詩的，一輩子寫小説作詩。鐵匠就打鐵，銀匠就打銀子，我這個是修補破銅爛鐵、挑著個擔子滿街串的人。
我主要的收入就是賣畫，收入維持生活夠了。賣畫主要在香港和國外，像義大利、英國、美國、日本、東南亞一帶。買畫的人不一定都是專業的人，各種各樣的人，也很難説你買我的畫，我要調查你的出身什麼的，誰要買畫就買。我的畫也不是純粹的中國畫，純粹的中國畫也就是中國的文言文，人家還不一定看得懂，太前衛了也不行，我的畫可能對他們的胃口。在國外也不敢説有什麼影響力，人家願意買畫就是。畫能賣到多少錢？這個問題人們一般不會説。維持生活沒問題了。
我從來沒有跟什麼拍賣行發生什麼關係。就是前年，榮寶齋拍賣過一次我的畫，拍賣完了，那個買畫的讓人抓起來了，據説是一個黑社會的，後來又把畫還回來了。我的畫還被偷過，也被追回來。藝術家跟畫廊、市場的聯繫，是藝術生産的慣例。以前就是這樣，從印象派，到19世紀、20世紀，都有畫家的經紀代理。我用不著代理，別人買的畫，都是輾轉找來的，包括倣作我的畫，也是在個人之間賣來賣去的。我沒有經紀公司，沒有代理。不少畫家有經紀公司吹吹捧捧，我不太好意思做這種事情，也可能沒有這個本事。
不是有意標榜，一是沒有時間，再就是能維持生活就可以了，用不著弄很多的錢。好好的做點別的事情，讀讀書，寫寫東西，跟好朋友聊聊天，挺好的。
斯巴達式精神磨難
黃永玉被很多朋友看作是“純真的人”——在嚴酷的時代保持了純真品格的人。
黃永玉自己則説：“我是個受盡斯巴達式精神折磨和鍛鍊的人。並非純真，只是經得起打熬而已。剖開胸膛，創傷無數。”
1953年，黃永玉和妻子梅溪、兒子黑蠻一起從香港回北京，時年黃永玉29歲，兒子7個月。促使黃永玉回北京參加工作的除了自己的意願，還有就是表叔沈從文。
黃永玉從北京老火車站坐著馬車到沈從文在北新橋的大頭條寓所，那是座寬敞的四合院。但北新橋的生活其實從物質到精神都是慌亂的。其時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工作，每日上千種文物過手，每日用毛筆寫數百標簽説明。
1954年、1955年日子鬆動得多，對沈從文和黃永玉來説都不算難過。真正使他們受到考驗的是1957年之後的歲月。
“反右了。反右這個東西，我初以為是對付青面獠牙的某種人物，沒料到罩住我許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師和長者、好友、學生。我只敢在心裏傷痛和惋惜。”黃永玉説。
“不停地‘改過’，不停地‘學習’，不停的‘檢討’和‘認罪’，虛擲掉幾代文化精英們的生涯，挑起他們相互的懷疑、窺探、殘殺、咬嚼，把仇恨當飯吃的情緒。”
“文革”前我的住處是一間大房和一個小套間。房子不算好，也算滿足。跟我一起住的，很多是我尊敬和景仰的長者。
1967年，中央美院從黨委書記、副書記、黨委委員，到教授、副教授、講師和想像得出來的一些人，再加上一兩個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術學院版畫係長長的衚同兩頭一堵，裝上木柵子，就成了天生的一所監獄。美術學院加上美術家協會託管的牛鬼蛇神總數加起來剛好是梁山水滸好漢的一百單八。日子很不好過，勞累、痛苦、羞辱、恐懼，牽腸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家被查抄，所有的文物所有的東西都被拿走，唱片、字畫、書裝了6車。批鬥會上，被人用鞭子抽得背上的血往衣服上揭不下來。
在“牛棚”，每天一人輪流值班到大廚房為大家打飯。牛鬼蛇神不準吃好菜，米飯饅頭倒是一樣。饅頭每個2兩，吃3兩的就是一個半。那半個饅頭由值班的負責，將一個2兩的饅頭掰成兩半。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來，發抖的手總是將兩半饅頭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懸殊到當時覺得可怕現在覺得荒唐的程度，李可染先生為這個經常被看管的人訓斥。
李可染先生從來沒有經歷過那麼大的動蕩，那麼兇惡的迫害。一大家人等著他料理照顧。我的一個學生，一個形象長得像粒臭花生的年輕人，極為兇惡殘暴。就是這一類中山狼使沒經過恐懼和欺詐的李可染先生喪魂落魄。他已經高血壓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來説什麼的時候，連手臂、嘴皮都在顫抖。
李苦禪先生是一個好漢，他的工作是清掃垃圾。他有練功的底子，什麼侮辱也壓不倒他。什麼擔子他也挑得起。70歲的老人，一舉手，幾百斤垃圾一下子倒進了垃圾坑，就跟沒事一樣。
動亂初期，我是真誠地認了罪的。喜歡封、資、修文學、音樂，喜歡打獵，還有許多來往頻繁的右派朋友。但是慢慢地我就不老實了，我最不老實之處就是善於“木然”，沒有反應，沒有表情。我想老子就是不讓你看到內心活動。那時我有恃無恐，壓人的幾座大山，歷史、作風、家庭出身在我身上已經沒有影響。
1971年，我從下放的農村調回，參與北京飯店的《長江萬里圖》大型壁畫的創作。創作組成員有畫家吳冠中、袁運甫、祝大年。4人赴長江兩岸寫生尚未結束，北京開始了批黑畫運動，我們應召返京，壁畫創作組解體。沒想到我的作品又被列為“黑畫展”第一名，受到批判。
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有一次在釣魚臺吃飯，廖承志同志問過我怎麼跟“四人幫”鬥爭的？
我説我怎麼敢跟他們鬥爭呢，最好是他們沒有想到我，沒有想到我就很好了，我哪敢跟他鬥爭？當時因為“貓頭鷹”事件、“黑畫”事件，我受到傷害，好像受到傷害是一件值得吹牛的事情。我只能説幸好江青沒有對我好，要是她喜歡我，我怕控制不住會做多少壞事啊？我跟廖承志同志説，我是這樣看的，我頂多沒有求饒。廖承志説不求饒也是一種鬥爭！生活就是這樣，在太平年月人性都難以琢磨，何況社會動蕩時候，更難預料。
怎麼看過去的生活？世界的歷史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人類有幾千年前的痛苦，只不過沒有記錄。惶恐、折磨，有時候就是人的常態。生活是一個很完整的過程，充滿傷痕的生活也是一個完整的生活，人生就是這樣，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不只有新社會的經歷，還有舊時代的體驗。現在看當年人性的扭曲，也是應該諒解的。能怎麼樣？人不願意寬恕罪惡，不寬恕的最好辦法就是別忘記，但是你可以諒解。在法國的時候，我去過巴黎聖母院，在聖母院的附近有一個紀念館，那是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難者的。法國詩人阿拉貢的詩句就刻在紀念館正門上，他説：可以原諒，不能忘記。
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解脫辦法嗎？沒有。仇恨沒有用，報復也沒有用，對犯下罪行的人，你就是鞭屍也解救不了你所遭遇的磨難給你身心帶來的創傷，你還是要面對生活。在外國有一個格言説：“別去記仇，記仇影響你對生活的判斷。”這是對的。我們經常説新社會舊社會，把它分得那麼清楚，實際上那個新的裏面，有好多舊的東西，那些舊的讓我們害怕的東西，換一個面貌再來，就像中國的封建思想，幾千年來總是變換面貌出現。所以有人群圍攻妓女拿石頭砸妓女的時候，耶穌説：如果你們自己不犯姦淫你們就可以打她，結果再沒有人敢打。就是這樣，面對歷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
人從歷史的角度想問題就能看開一點。在最困難的時候，為什麼我不感覺憂愁，就是在任何一個情況下，我都能排解困難。我也曾哭過一次，忍不住地熱淚滂沱，頭埋在被子裏，那是讀到巴爾蒙特詩句的時候，他寫道：“為了太陽，我才來到這世界。”讀到這句詩的時候我哭得像小孩子。
在阿瑟·米勒家劈柴過冬
1983年，黃永玉給曹禺寫過一封信。
寫信是因為當時曹禺到黃永玉家裏談到他跟沈從文的交往。他感慨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變化，人情和政治的冷暖。曹禺説他曾是沈從文的好朋友，但是他多年來一直不敢去看沈從文，直到沈從文逝世。他很自責，為這件事抱歉。
曹禺説他不敢去看沈從文，但是我在沈從文家見過他一次。他還是看了，並不是完全沒有看。只是他對表叔一直懷有愧疚，責備自己幾十年。
為什麼寫這封信？就是因為曹禺先生那次在我家説起他的心情。他説你看你多好，有這麼多朋友來看你，你也能去看朋友，我就不行，我不敢看別人，別人也不來看我。他跟巴金先生也講過這樣的話。因為這個原因我就寫了一封長信給他，我説你以前是我們的大山，但你被“勢位”所誤。你要把原因歸結到社會還是不太準確，你有自己的原因，你是因為所處的位置耽誤了自己，你要把位置穩住，因為這個位置，你不敢招惹是非，不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像有錢人不敢跟討飯的打架一樣。我説以前你是我們的大海，是我們的高山，現在你變成了小土堆，變成小溝渠，為什麼？實際上我知道為什麼，誰都知道，他也知道。有什麼辦法呢。寫這封信是因為惋惜曹禺一世的才華——年輕時寫出那麼多劇作，後來沒什麼像樣的東西，那是一個劇作家的悲涼。其實不光曹禺，還有夏衍、茅盾，好多好多，都有這個問題。
當時阿瑟·米勒來中國訪問，在曹先生家裏做客。英若誠也在，他把我的信翻譯給阿瑟·米勒聽。吳祖光很擔心，他説你這信一寫曹禺準跟你絕交。吳祖光了解曹禺，但沒有想到的是，曹禺後來回了一封很誠懇的信給我，他説我把你的信裱起來了，裱成一本冊頁。阿瑟·米勒是我的朋友，他是個很有活力的人。他來北京到我家幾回，他的書裏也寫到我們的交往。我在紐約看過阿瑟·米勒排戲，我到美國，在他家住過十多天，他家裏的桌椅全是自己打制的。他住的地方有森林，阿瑟·米勒自己帶工具採伐，自己鋸木頭製作桌椅。我去看他，他就開拖拉機帶我到森林伐木，木頭運回來他自己用斧子劈開，那些木頭就作他過冬的燒柴。阿瑟·米勒和曹禺完全兩種狀態，我對他説，我們也有個大劇作家曹禺，可惜曹禺離生活太遠了。
我們很多藝術家是這樣的命運。像阿瑟·米勒那樣就被看成異端。
我有過這樣的經歷：1957年，那時候我們買布要憑布票供應，我用布票買了一些厚布，我做了一個小帳篷帶著全家4口人，還有朋友的孩子，我們帶著狗去野外打獵、露營。從小我就養狗，在家鄉我舅舅喜歡打獵，我就跟著他。1957年，有人就貼大字報，批判我是資産階級分子，批判我是遊手好閒，吃喝玩樂。問題是他沒有見過資産階級，不知道資産階級是什麼樣。真正的資産階級可不是像他們想的整天無所事事，資産階級是很奮發進取的，這個他們不知道。
阿瑟·米勒的成長和我們不一樣，現在他死了，他在活著的時候創造力驚人，跟曹禺完全兩樣。在美國的時候我看過阿瑟·米勒排戲，阿瑟·米勒就坐在導演旁邊，隨時修改臺詞。演員問這樣是不是更好一點，他如果覺得好，當時就改。
那年，他到中國訪問出了一件大事，他到北京的時候恰好我們的一位網球選手胡娜出走美國不歸。我去北京飯店和朋友吃飯，聽人説起胡娜的出走事件，聽到消息説某某負責人指示，把阿瑟·米勒驅逐出境，他把胡娜出走跟阿瑟·米勒的來訪放到一起處理。阿瑟·米勒是北京人藝請到中國的貴賓，胡娜是自己出走，怎麼能把兩件事相提並論呢？有關方面生氣，態度堅決要把阿瑟·米勒驅逐出境。我就趕快告訴當時文聯負責人陸石，請他趕快跟中央去打聽打聽，千萬不能這麼做，要是把阿瑟·米勒驅逐出境，國際會大震動，我説要知道阿瑟·米勒是什麼人，你請人家來的，真那樣做會使中國丟臉。後來中央領導過問，阿瑟·米勒沒有被驅逐，他大概也不知道發生過這件事。
不愛黃霑，愛崔健
“畫畫的人，永遠是個孤獨的行者。他要對付自身、身旁、世界、所有的驚濤駭浪的人情世故，用極大的克制力維持創作環境的寧靜、安詳。”
在1980年代中期，黃永玉有很長的時間生活在法國和義大利。在一本《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的書裏，他記錄了這段異國的生活。
“每天提著一個在沙特買的簡陋的小麻布袋，裏頭裝著一支‘小白雲’毛筆，一個簡易的墨盒，幾次到歐洲來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長的宣紙。再就是一塊厚紙板和兩個小鐵夾子；我在全巴黎的街頭巷尾到處亂跑，隨地畫畫。”
在國外那幾年沒有什麼，義大利那邊，我有個家，有時候回那裏去，我女兒黑妞在那裏定居。
國外就是國外的生活，有時候雜誌報紙讓我寫寫哪個東西，我就寫寫。其實在生活裏面不重要，在那裏就是休息。中國人嘛，外國文化有時候也難免沾染到了，但不是絕對的。中國文化當然是主要的。
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經歷，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路子。人家説黃永玉是玩家，黃永玉玩得挺開心的。我不玩，不喝酒，不聽卡拉OK，不打麻將和任何紙牌。吃東西也不偏愛，不是説一定要吃好東西，有什麼就吃什麼，無所謂。朋友來往也不是很多，就幾個小時候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各種各樣的朋友開闊我們自己的知識，年紀大了，走路不方便，這些朋友來了，跟我談另外一方面的知識，交流交流，有一種新鮮感，就像大家過日子一樣。
除了畫畫，寫文章，就是看書。我沒有必讀書，愛讀什麼書就讀什麼，包括《老子》、《莊子》、《麻衣神相》，什麼書都看。我這個老頭子，一輩子過得不那麼難過的秘密就是，憑自己的興趣讀書。
世界上的書，只有有趣和沒有趣兩種。有益和有害的論調是靠不住的。這個時候有益，換個時候就變成有害了。蘇聯幾十年前出過本《聯共(布)黨史》，被説成是一本對全人類命運至關重要緊要的最有益的書，懷疑它是有罪的。現在呢，變成一本有趣的書了。你可以用它去對照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發展，得出妙趣橫生的結論。
讀書讀得最好的是錢鍾書。我跟錢先生在北京西郊三里河一個大院裏住過十來年，俞平伯夫婦、金山夫婦也在那裏住。有的人讀書像劉文彩，把讀的書當成自己的財産來炫耀，就好像政治家拿官當得大來炫耀，有錢人拿財富多來炫耀一樣，不但炫耀，而且架子越來越大，脾氣越來越粗。
像錢鍾書先生這樣的，古代的書、現代的書、古代外國書、現代外國書，他都能讀懂，讀了能消化，他把書消化以後變成一種精深的學問，這不容易。還有就是他記性好，加上見聞廣，對人生有鮮明的態度，這在老先生很難得。錢先生的書寫得也好，他有人生，他的人生也很有趣，《圍城》是懂得人生的大書。人生百年，能像錢先生這樣已經很好了。
我這個人興趣廣泛。就連兒童畫我也喜歡，中國的、外國的、非洲的我都喜歡。音樂我也喜歡，包括古典音樂、現代音樂，還有山西梆子、西北小曲。但是香港和內地那些大喊大叫的流行音樂我就不喜歡。在香港時我就對我的老朋友黃霑説，你怎麼寫散文寫得挺好，寫歌詞怎麼都不通？他説香港人喜歡東扯一句，西拉一句的。在他去世前一個星期，當時湖南電視臺拍一個我的專題節目，黃霑在我香港的家中接受了採訪。還有什麼四大天王，那些人唱的還真不怎麼像話。演好聲樂需要出色的嗓子，四大天王的嗓子出色嗎？我聽不出來。
我喜歡歐美的現代音樂，包括流行音樂。從早期的貓王，到披頭士，到以後的西蒙我都喜歡。我一個朋友，音樂學院的院長趙氵風，他就不喜歡現代音樂，我説你有沒有看過披頭士寫的總譜？那個總譜看起來可不簡單，它的旋律、節奏、配器學問大大的。我聽貓王、聽披頭士的時候也不老啊，1957年批判我的一個罪名就是我向學生介紹歐美古典和現代音樂。那時候我還年輕，從香港回到內地，帶回來一大堆歐美的現代音樂。那些樂曲的歌詞真是好，不像我們今天這麼混亂。
我看過一部美國電影，電影裏那個紐約聯邦調查局的副局長，被黑社會雇傭的殺手綁起來了，放在汽車後備箱裏面，汽車在走，整個晚上就放西蒙和加豐凱爾的歌曲，讓那個陷在絕境的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活下來：“你別憂愁，我願意變成一座橋，讓你從我身上渡過憂愁。”
當然，我們也有傑出的音樂家。比如崔健。他是一個開拓者，是個了不起的人。
王朔我也喜歡，我覺得在將來他的文學地位是摧毀不了的。他是一個開拓者。王朔的書我都讀了。我覺得崔健的精神，王朔的精神，是開拓性的。開拓什麼？開拓一種境界，文藝的道路是需要開拓者的。比如説印象派，1875年，像德加、馬奈、莫奈、畢莎羅，像塞尚、梵谷那麼一幫年輕人，一起把太陽抬到繪畫裏面來，這是一個開拓。一樣的道理，崔健讓中國有了“搖滾音樂”，王朔讓中國有了年輕的舒展。不叫苦，不哼哼，把今天的年輕的社會關係、情感抖摟出來。教一切人，包括老人如何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底層，為新世界歡欣。開拓所向披靡的幽默強勢，你沒有頭腦和眼睛嗎？怎能叫他“痞子文學”？
有沒有第二個人，全北京市的書攤都賣他的書？狄更斯當年寫小説，不是一本一本地寫出來，他是一天寫幾頁，由貨郎帶著走鄉串市去賣，人們讀狄更斯的小説，貨郎一次來買幾頁，下次來下次再買，這就是狄更斯當年的讀者。我一直喜歡狄更斯在他的小説《雙城記》中的題辭：“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這不是小事。崔健和王朔出來的時候我們的社會是什麼樣子？精神和生活是什麼樣子？他們是在給別人開闢道路，他自己可能因為某種情況，閃避在另外一邊，但道路開闢出來了。崔健是不朽的，他一定還有輝煌的未來，王朔更是這樣。很多人把他們看得很普通，他們是思想者。他們可不是僅僅在音樂或文學行當混日子的人，絕對不能小看他們，當然他們也不能小看了自己。
但是作為一個讀者，作為一個音樂欣賞者，我感謝他們。
真正優秀的藝術不是隨便就可以否掉、貶低的。欣賞藝術的人也要有欣賞的人格，社會對待藝術不能像奴隸主對待奴隸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