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1952年生於北京，6歲時其作品《西遊記》獲印度國際比賽獎，同年在比利時、阿根廷、荷蘭等國展出《春節鄰家看電視》參加第6屆青年聯歡節；7歲時作品被送往朝鮮、澳大利亞等國展出；8歲時《人民公社好》獲澳大利亞世界兒童畫比賽最佳繪畫一等獎，作品送往日本、泰國展出；9歲時作品送索馬利亞、古巴、義大利、香港展出；10歲時《北京焰火晚會》獲羅馬尼亞世界兒童畫比賽特等獎，作品送蘇聯、法國等國展出；11歲時《暑假過隊日》獲全國比賽一等獎……。成年後繼續繪畫創作，作品題材廣泛，畫風清逸，代表作有《杜甫》、《苗鄉三月》、《林泉高逸》等。現為國家一級美術師、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北京畫院院長、中國美協理事、北京市美協副主席、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有相當一段時間沒見面了，那天一見之下吃了一驚，發現您消瘦了許多。最近幾年來您的事業確實發展迅速，現在擔任了那麼多職務，您是否認為自己已經得到了施展才華的足夠空間？
作為藝術家，讓我們去做其他事情，的確是有點浪費時間的選擇。我從做畫院副院長到院長，現在又將我安排到市文化局副局長的職位，是個非常矛盾的職位，因為它距離我的業務越來越遠了。通過這兩年的工作，從自己的角度來説，損失不小，畢竟研究藝術的時間是少了。但同時比較值得的是，自己對於美術方面的一些想法，通過大家的努力，達到了一些預期的設想。當然，思想壓力也比較大，因為我不是專門的公務員，或者我專做畫院的工作。我本身還是個藝術家，你在一個藝術職業的單位裏，你自己的藝術上不去，你就無法面對別的藝術家。比如你白天開了一天會，晚上你還要考慮自己的創作問題，這樣的話，我覺得面對的是雙重壓力。
許多天才的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而半途夭折，甚至成為悲劇。而您在幼時也曾被譽為“神童”，以後順利地渡過了轉型期，有了今天的成就。請您談談促使您成才的內在力量和外在力量。
先説外在力量：我的成長過程是非常幸運的，這種幸運包括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認識了那些大師級的畫家，比如李苦禪、吳作人、蔣兆和等大藝術家；另外，後來進行基本功訓練的時候有幸跟隨周思聰、盧沉先生學習基本功並進行創作。小時候作品越熟練，那他的負擔越重，他的轉型期就越困難。我20歲前後時經過非常困難的轉型，在他們的指導下，才能夠順利地轉過去。可是説到我的藝術道路，你説順利，可以這樣説，因為我有幸認識這麼多老師。但也可以説不順利，因為我幾次沒有進入美術學院，1978年考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我自己又決定不去而調入了北京畫院。我沒有進過專業美術院校，完全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去吸收營養，不像在院校裏教師給你灌輸一些想法，不用自己動腦子考慮一些創作問題。所以我這些年走下來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鍛鍊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辨別能力而沒有依賴性。這樣説起來沒有進美術學院也是一個幸運的事，事物就是這樣辯證地來認識。包括前年我辦的那個畫展，大家不斷地認識了我在創作上走的一條路，我自己的體會是，我們必須要在傳統上下功夫。我們這代人缺少的東西太多了，對古人、前人包括外國的好傳統並沒有真正認識到，這一課必須補上。
剛才説的主要是外在力量，其實也包括很多內在力量，比如你沒有上過大學而進入專業圈，那你怎麼去努力，怎麼去補這些課，怎麼面對那麼多好的藝術家，這點一直是我內在的一種動力。更幸運的是我有非常好的父母，對我從小的教育，指導我如何吸收傳統中好的東西，認識好的老師，父母幫助我做出了許多很好的選擇，這些成為我的內在動力。而且，他們從我很小就教我怎麼做人，怎麼謙虛地對待別人，在自己的作品面前如何做（小時候在兒童畫展覽上從不站在自己的作品前洋洋自得），應該如何總結經驗，如何對待成績和困難，在這些方面，父母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使我終生受益。長大成家後，我夫人對我在藝術上的支援和生活上的幫助，也是很大的。
在您求學的過程中，師從周思聰先生是一個重要的人生選擇。曾有人稱周思聰是自李清照以來中國最偉大的女藝術家，請告訴我們，她對您産生了哪些影響？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從做人來説，周思聰是一個很平凡的女性。她從前輩藝術家身上吸收了中國的很多美德，比如對前人、對老師的尊重。作為一個藝術家，她畫出了獨特的風格，不是偶然的，從一些點點滴滴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來。比如，我在畫院翻閱了所有的中國歷朝歷代好的傳統畫家的畫冊，過去的老版本，很多借書記錄裏都有周思聰先生的簽名，可見，她在“文革”中那麼亂的時候，還看了許多傳統的東西，對此我看後非常驚訝，也非常佩服，因為借書記錄上沒有幾個人的名字。所以我説，她不是一個偶然成功的藝術家，她是經過了自己的努力、奮鬥和思考，加之她的人生經歷，才成為這樣一個藝術家。她的美德包括怎麼培養學生，怎麼孝敬父母，怎麼友好地對待同事。現在有些藝術家，忽視了對人品的修煉，什麼都以自己為中心，那麼他的藝術不會達到一種高度。人是需要一點犧牲精神的，否則無法和別人溝通，如果只認為自己的藝術最好，那就可能排斥其他所有的藝術。藝術家需要善待所有人，善待所有生命。繪畫不是作品的問題，是個人生領悟的問題，這是互通的。周思聰生前死後得到了那麼多的榮譽和那麼多人的懷念，不是孤立的藝術問題，幸運的是我做了她十幾年的學生，她給我的影響首先是做人，包括吳作人先生、
蔣兆和先生、李苦禪先生等，他們都有非常好的人品、人格去感召人，他們的人格魅力和藝術高度是共同存在的，缺一不可。周思聰是一個了不起的藝術家，她對我在人格上的影響高於藝術上的影響。從藝術上來説，我的風格不能和她是一致的，我要走我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選擇，重復老師也不是一個好的弟子。
北京畫院是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心下新中國成立最早，規模最大並有著廣泛影響的專業畫院，有著深厚的歷史沉澱，您就任院長以來，對畫院的工作有過哪些舉措？近年來不時有人對包括各省、市在內的國有畫院的存在産生了許多微詞和爭議，您如何看待這些議論？
北京畫院有45年的歷史。藝術家在60歲以後，創作的高峰期還沒有過，可是作為我們的體制來説，不能沒有退休制度，也不可能説每人保留一間畫室，所以我接任畫院工作以來，首先把所有的畫家都請回來，重新編入創作室，也就是説，畫院的藝術活動，只要你在世一天，永遠都在一起活動，這樣，畫院的力量就加強了，老藝術家也發揮了他應有的作用。現在，畫院的老藝術家都非常關心畫院的藝術發展。
另外，我們成立了兩個委員會，“藝術委員會”和“教育委員會”，讓有些離、退休的老藝術家也參加進來，委員會的委員在社會上都是非常有知名度的畫家，畫院聽取他們那些建設性的意見，對畫院的整體發展是很有好處的，也提高了畫院的凝聚力。
畫院如何定位？這是畫院發展的一個根本方向，多少年來，畫院的壓力比較大，社會對畫院的微詞也比較多，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把自己的形象打出去。周總理在建院的時候提出的三大任務：“研究、創作、教學”，我們並沒有真正去貫徹，“創作”我們搞了一些，“研究”就太少，“教學”也搞了一些，也是不到位。畫院如何定位？藝術家如何在這裡發揮作用？這是畫院系統應該思考的問題。就這個問題我們也展開了許多討論，我們認為，畫院作為一個整體，應該關注社會，做個體藝術家辦不了的事，畫院的定位必須具有社會責任，我們不干涉畫家的的藝術創作，可是我們要有目標地做些有影響的藝術活動。去年我們就做了系列展覽，比如關注綠化、防護風沙，“綠風———關注我們的家園”的展覽，體現畫家用獨特的視角關注社會熱點，比如為河南南召搞文化“扶貧”的畫展，用我們的作品反映他們的旅遊資源，為他們脫貧做宣傳。通過系列創作和展覽，把畫院的力量集中起來，從而促使畫家深入生活，反映現實，同時也舉辦其他藝術活動、藝術觀摩會、藝術討論會，提高畫家自身的創作能力，使畫家從只關注自己的創作，到關注畫院的整體實力的提高，畫家們表現出很大的熱情來投入。另外，畫院過去缺少研究，
我們提出一些問題，找出一些好的研究範圍，促使理論家去思考，在藝術傾向、藝術觀點和熱點問題上展開一些討論，形成一種學術氣氛。
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畫院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是我們的工作沒有搞好。今後的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美術院校是培養美術工作者的地方，畫院應是美術創作的主力軍，50餘年新中國美術發展的主流，畫院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畫院還肩負著傳播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責任，起一個延續的作用，各省的畫院實力都非常強，國家應該加大對畫院的投入力度。
在中國美術館閉館修葺之前，北京畫院舉辦了“大匠之門——北京畫院作品展”，將美術館所有的展廳全部包下，引起很大轟動，媒體給予了廣泛報道，美術界人士對展覽的評價也不錯。我前後來過三次，看見觀者雲集，尤其是週末，排隊買票的人也很多。請您介紹一些有關這次展覽的情況。
這次展覽是為了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週年，也是北京畫院建院45週年院慶的一個展覽，為了讓社會各界充分認識畫院。北京畫院曾經出現了很多大師級的畫家，但知道的人並不多，有必要做一次集中展覽。我們把所有畫家進行了分類，分出專題，讓人看了一目了然，了解這個畫家在歷史上起過什麼作用。整個展覽匯集了120余位畫家的300余幅代表作品，結合歷史文獻、藝術評介、老照片等資料，全面展示了北京畫院建院以來的歷史軌跡和藝術成就。“大匠之門”是畫院首任名譽院長齊白石的一方印語，他的作品佔了一個大廳，其中大部分作品是首次公開向社會展覽，尤其一批珍貴手稿會給觀眾一種思考。那些老畫家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充分體現了他們在新中國美術史中所起的作用。
從一個畫家成為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這是一個很大的角色轉換，您怎麼理解這兩個角色？作為藝術家，您對自己還有什麼期待？作為文化官員，您希望自己在任期間完成哪些工作？
我的轉換太多了。人大、政協、文化局、畫院、藝術家，轉換的太多，怎麼把握這些角色盡職盡責呢？我想，在社會上兼多少職都不重要，我始終考慮的是美術事業，為美術做些什麼。當然，我首先是個藝術家，然後才是官員，自己的藝術固然重要，但既然現在被安排在這個位置上，就要努力做事，尤其是別人做不了的事，比如大的藝術項目。
作為藝術家，我的想法還很多，就是時間不夠。以前想兩、三年做一個展覽，現在很難保證能不能做到，有時一段時間內幾乎碰不到筆，但稍微空閒一點，還是想進行創作。人的任何經歷都不會白費，只要你融會貫通，人生經歷都可以進入藝術中去，這是相通的，沒有體驗就沒有深度。
我希望對畫院的建設，畫院藝術水準的整體提升多做些事，這是作為院領導必須考慮的。在文化局的工作上，我是想為北京市的美術做點什麼，今年10月要搞一個“北京2002年國際城市雕塑展”，我必須努力抓好這項大型活動，提高北京市整體文化的層次。另外，“北京美術館”通過一年多的努力，市委、市政府已將地點定下來了，前期論證已經開始。北京需要這樣一個大型的美術館，它的定位不同於中國美術館，這是多年來許多老先生的宿願，如果有了這樣的美術館，那麼接受一些著名大畫家遺屬的捐贈就有了非常好的硬體條件，這對北京市來説是很好的一件事。我還想加強美術研究工作，填補史論上的空白，在京派藝術的研究，北京繪畫史等方面，力爭做得更深入一點，給美術史留點東西。
無論是作為一個藝術家，還是作為一個文化官員，您都有著廣泛的、良好的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以及相當不錯的口碑。我認為，一個人要形成這樣一種局面，至少包括兩個因素：首先是人品好，在品質上基本屬於無可挑剔，另外，深諳人情世故，懂得生存技巧。您如何評價自己？
人的一生要悟很多道理，我的父母和師長給我做的榜樣就是尊重別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好的東西。尊重每個人，而不是挑剔別人的缺點，包容一切人。做事要用心，做任何事情都要到位。
您認為運氣在事業發展中起多大作用？一個人能否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運氣不是憑空得來的。你怎麼去做，運氣才會來？怎麼做得好，運氣才接著來？耕耘多少，回報多少，從這點來説，似乎也沒有運氣，因為沒有付出，就沒有得到。
人生有高峰，有低潮。平淡一生，坦坦蕩蕩，平等的對待每個人，這才是高尚的。
人也應該時刻反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