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十幾年的經營與運作，中國藝術市場的雛形已初步生成。所謂雛形，不僅指中國藝術市場的整體規模尚無法和歐美藝術市場相抗衡，而且還指經營理念、運作機制、信用指數、審美趣味等方面與歐美的巨大差距。但是，作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晴雨錶，中國藝術市場的攀升速度卻十分快捷，以至於許多世界級的買家紛至遝來，同時導致許多國家級藝術品從海外回流。雛形階段的中國藝術市場的特殊性是值得回味的，它在努力建構一套理性化的市場規則的同時，也表現了不同於歐美藝術市場的獨特性。這一點，可以從著名畫僧史國良的作品的迅速走俏這一現象上看得很清楚。

　　幾年前，史國良從國外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琢磨中國藝術市場的特殊性、潛力和進入的渠道。雖為出家人，他卻表現出了比世俗畫家更強烈的進入市場的慾望。史國良在市場中表現出來的智慧和他在藝術中表現出的智慧同樣出色。經過幾年的運作，他的作品價格呈現出直線飚升的狀態，不僅價格達到每平方尺五千元，而且前來購畫、定制的人源源不斷。一時間，洛陽紙貴，在市場中形成了獨特的“史國良現象”。不到六年的時間，能有這樣的成績，真可算是一個市場奇跡了。

　　因為走紅，謗言四溢也就在所難免。有人説史國良善於炒作，也有人説史國良到處表演等等，有趣的是，這些言論絲毫未影響到史國良作品的市場價格。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就會發現，史國良在市場方面的種種運作，正是消費社會所賦予文化人的新的時代特徵，正是中國藝術市場在雛形階段所表現出的特殊性，不值得大驚小怪。

　　分析一下史國良的成功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出中國藝術市場的走向。

　　比起對藝術作品品質的注重，中國藝術市場更加關注藝術家的知名度。可以説，藝術家的知名度是市場價格的主杠桿。史國良深諳此道。一襲袈裟，不僅使史國良成為獨一無二的畫僧，而且使他迅速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迅速從藝術界彰顯出來。他的行為、他的故事成了流行的街談巷議，在流傳中不斷地被賦予了神秘的光彩。這樣一個人物，其作品不受關注，不迅速增值都不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史國良以令人眼花繚亂的方式完成了由文化符號向消費符號的過渡，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了一線畫家的價格陣營中。

　　史國良的機智之處在於，他深刻地理解了消費社會普遍的大眾心理特徵：遺忘。而對付這一心理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製造一個獨一無二的、容易形成大眾記憶的符號。我絲毫不懷疑史國良出家的虔誠，但是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某種運作策略？在我們這個消費時代，這兩種看起來似乎非常矛盾的東西，在史國良身上不可思議地融合為一體。從藝術史的角度看，史國良的方式不能算作新鮮。一些有影響力的藝術家，都善於把自己獨特的行為轉化為大眾符號，如畢加索、安迪·沃霍爾，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

　　説藝術市場更關心藝術家的知名度，並不是説作品的品質不重要。事實上，這幾年隨著買家藝術修養的提高，整個市場對作品的品質越來越看重。即便是著名畫家，其作品也會因品質的不同而出現價格上的巨大差別。對這一點，史國良是看得很清楚的。這幾年，他一直致力於大型系列性作品《大昭寺》的創作。這幅作品完整地展現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禮佛、誦經、勞作等。在形式上，史國良引入了大量的裝飾性因素，與寫實造型和寫意筆墨相結合，畫面既瑰麗堂皇，又充滿氤氳之詩意，是史國良近年來的代表作。這幅作品完成部分不斷展示、發表，引起了強烈的市場期待，在這幅巨型作品的帶動下，藏家們對史國良其他作品的品質亦充滿信心。可以説，史國良把提高知名度和保持作品的品質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了一起。

　　隨著市場意識的成熟，一個藝術家及作品是否具備升值潛力已成為他在市場中成敗的關鍵。真正的買家往往能判斷出藝術家的升值潛力和升值空間。以黃賓虹為例。黃賓虹和齊白石屬同一級別的藝術大師，可前者的市場價格卻一直無法與齊白石比肩。兩者的價格差距正是黃賓虹作品的升值空間，許多買家看中了這一點，在價格低端處大量收藏黃賓虹作品，即便是信箋、手札亦不放過。短短幾年，黃賓虹作品已達到了每平方尺5萬元左右，而且在持續升值。史國良很顯然屬於升值潛力很大的藝術家，在五、六年內，每平方尺的價格已由幾百元上升至5000元，顯示出了強勁的上升勢頭。許多藏家覺得買史國良的作品有回報，比股票、債券更可靠，而史國良又非常好地控制了上升幅度，並不斷暗示著升值的後續性力量，這更令藏家們欲罷不能。

　　雖然中國藝術市場的規模越來越大，雖然中國有著世界一流的藝術家，但目前卻沒有世界一流藝術家的價格。齊白石、徐悲鴻等人的作品最高價不過二三百萬元人民幣，和凡高一幅作品上億美元的價格差別豈止霄壤？中國的藝術市場，中國的藝術家仍需努力，因為，價格差別的背後實際上是文化的競爭，我們更應該從這個角度上去看史國良及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