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德勝門附近一片擁擠的居民區內，有一座獨特的小院。尚無褪色的灰瓦、院墻以及紅、褐色緊閉的大門，在毗鄰的違章建築和破舊平房襯托下，宛如鶴立雞群。其實院落並不寬敞、房屋也並不高大，但別有洞天。

　　宗教色彩瀰漫在這微型“寺廟”的各個角落，香火繚繞、佛樂輕吟，一切陳設簡捷、現代，佛教文化與繪畫藝術在鬧中取靜的空間和諧地融為一體，主人慧禪、也是畫家史國良在這裡從事佛事和作畫已經整整一年了。

　　身材魁梧、面容和善的慧禪，有著典型的羅漢特徵。在擺滿書籍的高聳書架與隨處可見的宣紙與國畫作品之間，慧禪重復著他每天單調卻又豐富的生活。

　　今年45年周歲的慧禪家境不好，但從小喜歡繪畫，最終走向這條道路也是非常坎坷和艱辛的。除了先天具有繪畫的基因，而以後則是刻苦努力才成全了自己。同任何成功者一樣，他在追求過程中也有不少催人淚下的故事和甚至難言的屈辱。

　　出家前的史國良一直信奉伏爾泰一段名言：一個人今生今世最大的發現莫過於發現了自己，發現自己是一塊可造之材。他發現了自己，別無選擇，只有勤奮努力，他一週作的畫，可能就是別人畫一年的總和，沒有大量的積累，僅憑天賦是不夠的。

　　終於，1989年，一部《刻經》榮獲第23屆蒙特卡羅國際現代藝術大獎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獎”，據説這相當於電影界的奧斯卡獎。後來文化部還特此又頒發了榮譽嘉獎。從此迎來一生的重要轉折。

　　1980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國畫係研究生班後。先供職解放軍藝術學院五年，又調入北京畫院。89年後，開始走向世界，到北美講座和舉辦畫展，得以從容地接觸西方繪畫藝術。在中西方繪畫藝術的比較中，逐步摸索規律和尋找同異之處。海外多年，拓展了史國良的藝術視角和豐富了表現手法。

　　成為畫僧似乎是命中註定，冥冥之中幼小的史國良就好像預感自己要成為一個僧人。從小就是平頭且好合掌，家長説他長得像個和尚。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五年教學中，都沒學好敬禮，但合掌卻無師自通。而且喜歡宗教的晨鐘暮鼓，嚮往那清寂的生活。以後接觸西藏民風與文化，更加速了史國良傾向宗教的進程。

　　在溫哥華生活的日子裏，史國良感到內心難以排遣的孤寂，1995年，恰巧這時洛杉磯西來寺的長老來溫哥華化緣與之相識。圍繞史國良一週仔細端詳後説：“你渾身上下都該是僧人。”這句話一下子撥動了潛藏在史國良內心深處的出家意識，幾乎沒有猶豫就答應跟他走了。

　　但是，真正進入寺院後，慧禪發現自己不完全適應寺廟規矩和很難再有時間作畫。這以前是沒有料到的，如果讓他放棄畫筆，那生命支柱也就傾倒了。於是，慧禪只好做個“雲水僧”即遊僧。

　　歷史上著名的畫僧如石濤、八大山人和虛谷，也屬於遊僧。傳統畫僧大多以花草為主，遠離塵世印證他們對於禪的體驗和對於大自然的感悟。但時代變了，慧禪不能丟掉人物單純去劃山水花草，要在煙火與香火之間找到自己。

　　過去是從紅塵外往佛門裏面畫，今後的方向是從佛門裏往外畫，以一個出家人的視角來畫眾生，按照現代人的審美需要去創作，不會依照古人的模式照搬。作品不止是充滿禪意的朦朧和自娛，更多地是一種人文關懷和愛心。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慧禪作品的題材多取自北方農村。自從進入西藏後改變了表現空間。從第一幅以西藏宗教為題的巨作《添油燈的人們》始，到後來《空門》系列，包括達到頂峰《刻經》。有評論認為：慧禪繼承黃胄畫法成熟自己風格。畫風以寫實手法、反映時代生活為主，功底紮實、筆墨厚重，是中國人物畫壇寫實畫派的重鎮。

　　回到國內，作品擁有了更多的知音。採訪接踵而來，甚至還有一些社交活動，至於“國家一級畫家”、“中國美協會員”和“中央美院及首都師大美術系客座教授”等等這些光環纏繞，這一切對一個潛心創作的畫家是否有影響，是否造成一種紛擾呢？

　　慧禪認為：因為我是畫僧的再傳人，有必要讓世人了解當代畫僧的真實面貌，這也是對佛門的一種貢獻吧。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這個幽靜的小院裏，多一半時間繪畫、少一半時間做佛事。前輩石濤語“常以筆墨做佛事”，用繪畫形式傳播真、善、美。我內心崇拜他們，既是藝術家又是僧人。名利和物質豐富不表明精神上的富有，榮華富貴、名利地位都有過，現在更喜歡這樣平平淡淡、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繪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