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業內矚目的“史國良打假案”，日前經法院調解，達成和解，被告將登報致歉。該案集中暴露了現今藝術品拍賣業的弊端，折射出在職業誠信、法規建設、鑒定機制、行業監管上存在的諸多問題。

　　隨著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火暴，造假、販假、鑒假、拍假大有氾濫成災之勢。一些拍賣公司為利所惑，對贗品視而不見，知假販假猖獗，近年發生的吳冠中、啟功、韓美林、張仃等多位書畫家的打假就足以説明問題。近年畫家打假維權雖並不鮮見，但有勇氣有魄力對簿公堂者可謂鳳毛麟角，史國良先生此番為全國的畫家們做出了一個良好的表率。史先生所説：“近年藝術品打假大多不了了之，實際上是縱容了販假拍假，我打官司並不僅僅是為了我個人，我索要1元的賠償就是要討個説法，希望其他被侵犯著作權的畫家大家都行動起來，才會使拍賣公司重視誠信問題，最終促進這個新興行業向好的方向發展。”

　　史國良打假的意義還在於要回了畫家自己作品的鑒定權。業內關於“在世畫家作品畫家本人説了算不算”眾説紛紜。史國良表示：“一些團體或個人，出於自身利益的原因，故意混淆是非，拋出‘畫家本人説了不算’的怪論，剝奪了畫家鑒定自己作品的權利。有的公司之所以唱出‘畫家自悔早期作品，或作品贈人後市場價格猛漲心理不平衡’的歪理，其實不過就是為自己拍假、鑒假開脫尋找藉口的‘自圓其説’而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對於一個在世畫家而言，他的鑒定權、話語權毫無疑問是最具權威的，難道還有比畫家本人更有發言權的‘專家’嗎？就是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在藝術品拍賣圈卻成了一個説不清的話題，我這回打假就是讓拍賣方把鑒定權還給畫家！”。史國良先生為在世畫家們爭回了自己畫作的鑒定權，對現有鑒定機制的混亂給與了“扶正”，它的意義絕非一般。

　　史國良打假還暴露了現行法律的漏洞。藝術品市場之所以販假拍假盛行，《拍賣法》沒有硬性規定拍賣公司對拍品真偽承擔責任是一大原因。史國良説：“在我向被告拍賣公司明確指出拍品是假畫後，對方仍拒之不理，還振振有詞‘拍賣公司不負責真假，畫家説了不算’。這不是拿《拍賣法》做擋箭牌嗎？《拍賣法》強調了拍賣公司的利益，而忽略了畫家的利益，導致畫家成了弱勢群體，在維權上有很大難度。在新的形勢下，如果《拍賣法》不能與時俱進加以調整，規範市場就是一句空話。”

　　史國良打假事件折射出一個突出問題，即“鑒定走過場”已成為通病，專家的道德問題和有償鑒定已不容忽視。被告宣稱拍品通過了專家鑒定，這樣的“專家”到底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所謂的“專家”究竟專在何處？史國良説：“藝術品市場火了，鑒定中心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但絕大多數徒有虛名，根本談不上資質，拍賣公司的專家的眼力也大成問題。我的畫近年拍了800多張，我發現最少有200幅是贗品，這些假畫都是哪些‘專家’鑒定的？專家一定要自愛自重，不要唯利是圖，不要越位，要多了解市場造假動態。不少拍賣公司的鑒定説白了就是‘走過場’，有的完全不具備鑒定資質，有的因有償鑒定指鹿為馬。如此搞法既傷害了藏家，也傷害了畫家，最終毀掉整個市場。我認為，藝術品拍賣是個特殊行業，不是隨便就能開的，現在許多搞房地産、物資的人也湊熱鬧開拍賣公司，沒有懂行的專家，拍假就是家常便飯了。”

　　針對有的拍賣公司因懼怕史國良打假，以畫作難於鑒定為藉口拒拍他的作品即採取所謂的“封殺”之舉時，史國良表示，他不在意這種封殺，因為個別公司提出“封殺”不過是一種市場炒作，真正規範的大拍賣公司是不會因鑒定難而拒絕好作品的。即使大公司偶爾上拍了他的假畫，在他提出後都能撤拍。

　　史國良打假事件充分暴露了拍賣公司的誠信危機。史國良深有感觸地説；“對拍賣公司不講誠信，不顧職業道德，我是深有體會。現在大家只關注行情了，誠信早忘在一邊了，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比較普遍，知假拍假屢見不鮮，司空見慣。不少投機者一心想的只是趁大好時機渾水摸魚撈一把，在逐利的誘惑下，誠信被棄之腦後，更有人把誠信視為‘傻瓜’的代名詞。中國人歷來講誠信二字，品牌絕不能丟，我認為它是一家拍賣公司的生命。想想看，沒有誠信品牌，藏家憑什麼信任你，所以拍賣公司一定要講誠信。上拍假畫是難免的，如某公司的“假吳冠中專場”事件，但在吳冠中致電該公司聲明是假畫要求撤拍後，能夠知錯就改，我覺得這種做法值得提倡。”

　　“史國良打假”絕不是一個簡單孤立的事件，必將對國內藝術品拍賣業的規範産生深刻的影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