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史國良關於西藏題材的作品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氣勢宏大的構圖，神態迥出的人物，墨色交融的畫面，使人們再次領略到寫實主義中國畫所特有的魅力。史國良20世紀80年代在美術界已嶄露頭角，早期作品以紮實的寫實功底，濃烈的生活氣息和由此洋溢出的青春朝氣，在洶湧而來的現代美術大潮中，為寫實主義中國畫爭得了一席之地。經過數年坎坷生活的磨礪，史國良在八大、虛谷、弘一等大師精神的感召下，步入了一條以畫僧的方式來關注現實，關懷人生，追索藝術真諦的道路。
自徐悲鴻20世紀初為改造中國畫而引入寫實主義以來，中國畫在承擔歷史功能，反映現實生活方面傑作迭出、蔚為大觀，先後産生了諸如蔣兆和、黃胄、方增先、周思聰等代表性人物畫家。從歷史淵源上追溯，史國良的藝術屬於這一譜係。在中央美術學院攻讀研究生期間，史國良對寫實主義中國畫曾作過系統的研究，但寫實主義對他而言，不僅僅是一種造型手段，更是一種觀念和信仰。無論個人遭際如何改變，他都始終篤守這一信仰。在近期的一個訪談中，他堅定地認為：“目前寫實人物畫處在一個發展的關口上，原來的那一批老先生相繼走了，現在的年輕人又沒有很好地跟上來……老先生講的寫實人物畫的三條原則（一是造型基礎，二是傳統，三是生活）全給忘了。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我覺得這樣做是不妥的。我現在還是要堅持寫實人物畫的創作道路，還是要堅持深入生活，融入到社會中去，以感受生活給予我的生機和活力。”
從風格演變上講，史國良的作品可以大致劃分為80年代和90年代至今兩個時期。這兩個時期的作品不僅形式上有一個顯著的變化，而且在主題、意義和境界上也相去甚遠。
80年代史國良所面臨的課題是：既要以嚴謹的寫實造型來塑造生活和人物，又要解決寫實性造型和寫意性筆墨之間的融合問題。進一步講，也就是寫實主義的結構、空間、體積、光影和寫意性、表現性水墨有沒有可能融合成一種整體性風格。這是一個大課題，自徐悲鴻以來，這個課題一直困擾著不同年代的畫家們。寫實主義中國畫飽受指責，也是因為這一課題未得到很好的解決。史國良的機智之處在於，他既把筆墨當作塑造形象的手段，使之服從寫實造型規律，又在襯景、衣服等處發揮水墨的寫意、表現性功能，幾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以寫實為基礎、以寫意性為主導的抒情風格。從畫面中透射出的，是一種樂觀向上的情緒。可以認為，在解決寫實與寫意、造型與筆墨等問題上，史國良80年代的作品是具有啟示性意義的。
有論者認為，史國良90年代藝術風格的變化和其身份的轉換有著直接的關係，這一估計大體上是不錯的，但進一步深究，更應該認為，這種藝術風格的變化實際暗含著意義和境界的轉換——80年代那種對生活之美的表達轉換為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從這個角度上看，畫僧的身份、意識和他關注現實、關愛眾生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史國良筆下展現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禮佛、誦經、勞作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並沒有太多的宗教式的凝重與悲劇意味，而是充滿了感受本真之後的欣悅之情，這和史國良80年代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是一脈相承的。
這一時期作品形式的顯著變化是，在寫實造型和寫意水墨之外，引入了大量的裝飾性要素。西藏瑰麗莊重的佛教壁畫、唐卡、圖案、服飾、器皿均以輝煌的裝飾性豐富了畫面。這種演變可能出於兩種考慮：一是適應西藏題材的特殊要求；一是史國良力圖將漢唐時期的工筆重彩傳統和水墨畫結合起來，以創造出當代中國畫的一種全新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