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著名畫家吳冠中在家中簽下契約，將113幅畫作正式捐獻給新加坡美術館。（9月3日中國新聞網）新加坡媒體評價：“薄薄幾頁契約代表新加坡至今所收到的分量最重的藝術捐獻，新加坡美術館將通過這批畫作開啟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窗口。”但在國內網路上，吳冠中的行為掀起了不小的質疑聲浪，其中代表性的如：“100年前是人家來搶，現在是自己去送了”、“白送給人家，糊塗之至”、“應該拍賣捐給四川災區”。
這些聲音背後的思維，就像國人的左鄰右舍一樣熟悉，當郎平在奧運會上帶領美國排球隊打敗中國隊時見過，當李寧為外國運動員捐款救助時見過，甚至更遠更廣泛，當何智麗嫁到日本為他國效力時見過，當名人偶爾慷慨奢侈一番時見過。這些歷經滄桑仍堅韌不拔的思維就是：凡是中國人絕對不能“長外國志氣、滅自己威風”；無論何時何地，個人行為一旦超越國界，就必然和國家利益捆綁起來衡量；道德要求勝於個人自由與權利。
不能説這些思維是錯誤的，可怕的是這樣的思維一旦“獨此一家別無分店”，麻煩就來了：“科學無國界”可能在現實中被扭曲異化，“體育無國界”可能被狹隘僵化代替，“藝術無國界”可能被上綱上線損害自由……這樣的擔心不是無的放矢，因為改革開放30年了，這些思維雖然從“唯一”漸漸走向“多元”，但在漫長而不計其數的時空裏，隨處可見某種固化思維依然長盛不衰。一個在改革中發展的國家，最需要開放的思維，這種思維就是走出曾經非此即彼的思維、個人與國家總是矛盾的思維、道德與自由總是齟齬的思維。所以，要説中國30年來最大的進步，不在於無數高樓拔地起，不在於人們腰包漸漸鼓，不在於萬里山河一片璀璨，而在於思維的轉變、思維的開放、思維的多元，因為無數發展的源泉正是源自思維意識的嬗變。
中國美術館能收藏畢加索的畫作，吳冠中為什麼就不能把部分畫作讓外國美術館收藏？當大英博物館、法國塞紐奇博物館把收藏中國大師的畫作當作一種榮耀，我們難道只能給他一種噓聲？如果我們總是把畫家的藝術追求與民眾的道德訴求捆綁在一起，認為把畫作賣了捐給災區更有價值，那麼這不能表明我們的慈悲和博愛，只能表明我們把整個社會的價值訴求濃縮為一種道德訴求，這樣談何各行各業百花齊放、談何個人自由與權利、談何社會組織的分工？
現代法治社會、公民社會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吳冠中和所有國民一樣，只要在法律的圈圈裏騰挪跳躍，哪怕你有本事跳到天上去，那都是一種自由和權利。按照吳冠中的脾性，即使輿論沸騰、爭議四起，那些畫最終還是要“遠嫁”新加坡的，這位藝術大師頂多反駁一句：我已把最好的財富留給了中國，今天這事兒與卿何干？
■馬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