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對藝術的贊助與收藏算得上藝術收藏史上較為矚目的一頁，一方面反映出徽商在文化品味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足以曉見徽商的整體經濟實力。在明末至清中葉的時代經濟背景中，因藝術經濟的日趨開放，以售賣作品為生的畫家也逐漸增多，通過考察其生存狀態，從而更為全面窺探徽商在藝術收藏與消費中的強勢地位。
徽州的地理優勢為從商提供了便利，“本府萬山中，不可舟車，田地少，戶口多，土産微，貢賦薄，以取足於目前日用觀之則富郡，一遇小災及大役則大窘”。徽州文人汪道昆則有詩：“新都故為瘠土，岩谷數倍土田，無陂池澤藪之饒，惟水庸為犧犧，即力田終歲，贏得幾何。”面對糧食作物的貧瘠，田地的耕作自然不能滿足徽州地區的自足。然便利的水路條件為徽州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天下之民寄命于農，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從饒州鄱、浮;一從浙省杭、嚴。皆壤地相鄰，溪流一線，小舟如葉，魚貫尾銜，晝夜不息。”勤奮而精於生計的徽州人，在奔走經商成為富賈的道路上，也有著非常的奮鬥史。比如“(汪)材，字世用，號東源。……早歲喪父，與兄標營商于亮，歷任艱苦，創業于家。不憚勤，觀其自律之善，則居安佚而志在辛勤，處盈餘而身甘淡泊。……”又有“汪光球，字美嗒，官坑人。國學生。初家貧，習縫工，嗣業木蘇州，勤慎篤實，人多貸以貲本，經營數年，漸豐裕。兄弟三人，球行二，積累二萬餘金，均之弟侄，毫不自私。”經過徽商多年的經營和努力，財富積累增加，為藝術收藏帶來了前提和可能。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提到徽商的富裕程度：“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以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
清 石濤 梅石圖 18cm×10.5cm 廣東省博物館藏
富裕的徽商在經濟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績，在藝術收藏上亦能窺見其財資雄厚。相對應的晚明清初的藝術市場，賣文賣畫相當普遍。鄭板橋一篇公開書畫交易的文章，已然敲開藝術交易的大門。
“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帳。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
另有清初呂留良記錄一篇《賣藝文》對潤格詳細的介紹，涉及具體的書畫家印章、扇面、冊頁等價格，與鄭板橋潤筆如出一轍。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畫家賣畫謀生計也不再被人詬病。當賣畫賣文成為畫家唯一的謀生手段之時，畫家通過售賣個人藝術作品的收入是否能維持其日常消費?畫傢具有作為藝術交易的參與者與普通社會個體的雙重身份。通過對晚明清初畫家生存狀態的考察，並比對當時物價消費，從側面了解畫家們的生存狀態。
清 李鱓 加官圖 1742年 榮寶齋藏
明代中晚期已經不再限制銀的市場流通。通常，錢的基本單位為“文”。明代文獻中記載錢的數量而未標明單位的，多指“文”。“文”以上為“貫”，一貫為一千文。“貫”以上為“錠”，一錠為五貫，即五千文。“兩”“錢”為銀的度量單位。明代銀兩的折算標準，洪武九年(1376)規定：“凡銀以兩計，錢以千文計，鈔以貫計，各以一準米一石。”明朝中後期的商品交換中，選用貨幣的情況可以歸納為交易額大者用銀，小者用錢。《警世恒言》第三卷《賣油郎獨佔花魁》中賣油郎每日“或積三分，或積二分，再少積一分，湊得幾錢，又打做大塊包”。賣油的價錢不算最小額的交易，按當時的銀錢比價，一分銀子大致可兌換銅錢五六文至十文左右，當交易額只有一二文時，用銀子很不方便，使用銅錢比較好。
清 黃慎 雄雞圖 124.6cm×59.8cm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按照明末清初中葉的生活物價情況，略做一表格如下：
畫家們將賣畫等方式作為謀生手段，有時極為尷尬。以鄭板橋為例，鄭板橋為揚州八怪中較為知名的一位，辭官後賣畫為生。早年生活清苦，妻子病逝，家中絕薪斷糧，在《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一文中提到“瑣事貧家日萬端，破裘雖補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當早餐。結網縱勤河又冱，賣書無主歲偏闌。明年又值掄才會，願向秋風借羽翰”。得到汪知縣的贈銀，才勉強度過難關。之後，鄭板橋的處境並非完全好轉，在《鄭燮〈湖州與弟墨書〉》中亦有對收入的詳細記錄：
“來銀三十兩，大女兒與之三兩，余留家用。華燦所當，已與銀令其自贖矣。初到杭，吳太守甚喜，請酒一次，請遊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綢緞禮物一次，送銀四十兩。鄭分司與認族誼，因令兄八哥、十哥舊在揚州，原有一拜，甚親厚，請七八次，遊湖兩次，送銀十六兩。但盤費不少，故無多帶回也。掖縣教諭孫隆任烏程知縣，與我舊不相合，杭州太守為之和解，前憾盡釋……”
也足見得鄭板橋在某個階段靠友人接濟的清貧生活。想必後來通過賣畫賺的不少銀兩，生活情況也有所改善，在《濰縣署中寄舍弟墨》中言道：
“鄭某一介寒士，僥伴成名，得為百里侯，誰誚狂士作官要名不要錢;茍不搜割地皮，艷妾華廈，何自而來?殊不知我每年筆潤，就最近十年平均計算，最少年有三千金，則總數已有三萬。我家僅有典産田三百畝，每畝典價二十千，約值錢六千千;合之絕産地田八十畝，不過萬金耳。故尚余潤資二萬金，整備改建家園，以為歸田娛樂之地。猶恐招搖耳目，惹啟悠悠眾口，以貪名污我。我縱不能只飲民間一杯水，不取民間一文錢，以清廉自矢，然貪贓枉法，則我豈敢!”
鄭板橋對日常生活的艱辛有著極為深刻的體會，他曾在詩中提到對一戶漁民的關心，“賣得鮮魚百二錢，糴糧炊飯放歸船。拔來濕葦燒難若，炳存盂場卉岸溈”。也足可見其對日常生活的體察之深。
清 石濤(與王原祁合作) 蘭竹圖 紙本133.5cm×57.3cm 台北故宮博物院
同為揚州八怪的金農與鄭燮一樣，在日常生活中，有著更為豐富的交易記錄。金農的信札潤筆記錄較多，其中《金冬心十七札》記錄比較詳細，更加能夠了解金農的日常買賣活動。
《金農致方輔信札》中記錄了幾次交易：
“筆客即刻起身登舟。筆價三錢，望付來手。懷素自序稿,便中亦望檢付。刻石二方，己送與高鳳老矣。弟金吉金上。密庵先生。”
“楊吉翁壽屏己寫，小篆甚工妙，可愛也。楊己老序文送上。高鳳兄己來過，二石付與，初十內，壽屏並刻石俱有也。閡蓮兄往杭州，壽詩己做，渠郎君即送到。不誤事耳。筆客二星，乞付。此人明口還湖州矣，初六口， 吉金小言。”
金農早年也曾在揚州艱難度日，在古寺墻壁上曾題詩道：“無佛又無僧，空堂一點燈，……此時何所想，池上鶴窺冰。”想必當時生活十分悽慘。在揚州數年的生計僅靠賣畫，生活還是步履維艱的。其賣畫生意起初並不好，隨著名氣的增加，求畫者也增多，收入也隨之好轉。“四方求索如雲，得之珍同拱璧”，“賣文所得，歲計千金”，但是金農個人消費甚高，所剩積蓄依然不多。
清 金農 醉鍾馗 127cm×41.5cm 中國美術館藏
僅靠著賣畫與富商的饋贈，長久的維持生計十分困難。金農曾進行過文物買賣。在《金冬心十七札》的書信往來中，金農與朋友方輔一同經營的業務包括售賣文房四寶類，古書畫類，當代畫類，書法類，詩文類，印章類，碑帖類。書畫的價格也算是明碼標價，古代畫價《輞川圖》二金(兩)，宋人六幅山水，八金(兩)。當代畫價，大幅六兩，中幅四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這是板橋的潤格，金農的比之略高一些)。當代印刻價格，每字十兩(參照丁敬刻印價格《揚州畫舫錄》卷四)。金農喜好收藏硯石，他曾言：“予平昔無他嗜好，惟與硯為侶，貧不能致，必損衣縮食以購之，自謂合乎歲寒不渝之盟焉。”另有蔣仁印跋則曰：“冬心先生素有硯癖，見佳石不靳重值，收藏至富，可人賞鑒者一百二方，所以他自號‘百二硯田富翁’。”
清 金農 晨起滴露圖 102cm×30cm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通過鄭燮與金農的書畫收入，參照當時的物價水準，維持生計尚可，只可惜有些畫家精於鑒藏，有其他藝術喜好的花銷，所以許多職業畫家晚年十分悽慘，比如金農、汪士慎等人。
清 金農 梅花冊頁 局部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徽商好儒，有人説徽商是“三賈一儒”，“雖為賈者，鹹近士風”也並非言過其實。在行賈四方的同時，能夠“講學不輟，誦説詩書” 對理學尤其推崇，更有“理學第一，文章次之一”的説法。受“好儒”的影響，徽商對藝術與文化的熱衷也促使他們在藝術市場中佔據先機，不僅帶動了藝術市場的繁榮，也成為諸多畫家的“贊助人”或者“主顧”。其中揚州富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安徽祁門人，惜才禮閒，愛好書畫文雅之事，在揚州築玲瓏山小館，揚州八怪中不少畫家都是他們的座上客。馬氏家中藏書藏畫也頗豐，家中所藏名畫，諸如蘇軾《文竹屏風》、趙孟堅《墨蘭圖》、趙孟《墨梅圖》、黃公望《天池石壁圖》、文徵明《煮茶圖》等歷代名作。此類大商賈為時代的藝術發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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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朱燕楠
(本文作者為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生)
(節選自《藝術品》2017-04 總第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