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亞洲藝術品金融商學院邀請著名文化學者、收藏家劉錫榮先生與大家一起深入探討了士大夫的文化投資，今天《藝術市場通訊》將圍繞這個主題展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士大夫收藏與中國收藏文化。
丨文人收藏的背景丨
士大夫是古代中國對於社會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統稱。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上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在中國，文人收藏有著悠久的歷史,每個時代的士大夫對藝術品有不同的收藏觀念和審美趨向。收藏傳統形成金石、文玩、錢幣、書畫、書法等等，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士大夫們的收藏也有所不同。
在藝術史上，宋徽宗宣和年間，是一個標誌性的年份。除了器物考古學領域出了《宣和博古圖》之外，繪畫藝術領域則有《宣和畫譜》，書法藝術有《宣和書譜》，茶藝有《宣和北苑貢茶錄》，棋牌藝術有《宣和牙牌譜》，玩賞石類收藏有《宣和石譜》。宋代是中國士大夫收藏熱是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其表現有三。
宣和畫譜
宋人説收藏，有一個專門的名詞：“博古”。考“博古”之意，既有鑒賞古器、古玩的意思，也包含了“博古通今”的意義。作為收藏熱的體現，宋代開始出現了大量的“博古圖”。宋朝博古圖主要有兩大類，一種是金石學著作中摹繪古器形制的插圖；另一種是描繪收藏者鑒賞文物古玩情景的卷軸畫。為了敘述方便，我們不妨將前者叫做“博古圖譜”，將後者叫做“博古圖軸（卷）”，博古圖譜是宋代金石學非常發達的副産品。除了宋代之外，在之後的晚明社會中的收藏熱上也多有博古圖軸問世，如仇英畫有《竹院品古圖》，崔子忠畫有《桐蔭博古圖》，張翀畫有《育鑒圖》，杜堇畫有《玩古圖》，尤求畫有《品古圖》。有意思的是，明代畫家筆下的博古圖軸，多為臨摹、模倣宋人作品（一些學者提出，上引宋代博古圖軸當為明人倣作），或者乾脆以宋人鑒賞古器為題材，仿佛宋朝就是明人描繪繁華世象的一面鏡子。
劉松年《博古圖》
宋代收藏熱的另一個表現，是出現了熱鬧的古玩市場，古器成為價值不菲的商品。據葉夢得《避署錄話》，宋徽宗宣和年間，因皇家“尚古器”，士大夫之家競獻所藏文物，“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蔡絛《鐵圍山叢談》也載，“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為了發掘到古器，賣個好價錢，民間甚至颳起盜墓之風。
仇英《竹院品古圖》
宋代收藏熱的第三個表徵，是涌現了一大批收藏家。名單我們能夠列出一長串：劉敞、歐陽修、夏竦、李建中、呂大臨、王晉卿、李公麟、蘇軾、米芾、趙明誠、賈似道、洪邁、趙孟堅、單煒等等。這些收藏家收藏的也不一樣，劉敞藏有“先秦鼎彝數十”；歐陽修“喜集往古石刻”；夏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施青氈列于前，偃臥牙床，瞻視終日而罷”；李建中“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王晉卿“藏古今法書名畫，常以古人所畫山水置於幾案屋壁間，以為勝玩”；李公麟“平日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米芾“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賈似道“廣收奇玩珍寶”；洪邁“家蓄古彝器百種”；趙孟堅“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跡，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單煒“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乃精於辨別，平生俸入，盡費於此”。
宋代之所以會産生收藏熱的是由於這裡有時代思潮在推動的因素，並且社會的安定、商業的發展、生活的富足、文化的進步，也從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位置。一個時代的文化發展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與其經濟發展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丨政治與經濟決定收藏市場的繁榮丨
除了文化，經濟與政治也是影響收藏市場的重要因素。知名書畫收藏家劉文傑先生曾經提出：“從中國書畫鑒藏史上講，中國有五次收藏高潮”，第一次是宋朝，第二次是明朝，第三次是清代乾隆年間，第四次是清末民國時期，“以1993年中國成立收藏家協會為標誌，中國進入了第五次收藏高潮”。
無獨有偶，另一位知名收藏家馬未都先生也認為，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五次“收藏熱”，第一次是北宋時期，第二次是晚明時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國初期，“第五次就是今天，每一個普通收藏者都可以感受到收藏帶來的愉悅”。
也有學者説，縱觀歷史，收藏熱潮出現過三次，分別是北宋末年、清代康熙年間與清末民初。但不管是多少次，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宋代”和“清代”是收藏史上發展最繁盛的兩個時期，同時也是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好的朝代。
《宋人博古圖》
宋代是我國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個高峰，重視收藏的庶民化、藝術化和商品化。當時汴京頗有名氣的潘樓下面熱鬧非凡，大相國寺更是商賈雲集的中心市場，也就是古玩書畫文物的專業市場。民間流行金石書畫的賞鑒收藏，已有骨董行。士大夫競尚收藏，歐陽修收藏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銅器，並對夏商以來的鐘鼎尊彝進行研究，考定世次，辨別款識。並且，在宋朝對於物權歸屬的立法，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發現地下“宿藏物”，可自動獲得其所有權：“諸官地內得宿藏物者，聽收”；如果在他人土地發現“宿藏物”，則需與業主平分所得物的價值：“凡人于他人地內得宿藏物者，依令合與地主中分”；如果發掘到國家保護性文物，則要求送官，官府再給予相應的報酬：“得古器鍾鼎之類形制異於常者，依令送官、酬直。”這些立法規定，構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礎。根據法條，“形制異於常”的保護性文物是不準許自由交易的，但一般的古器珍玩，顯然可以自由流通于市場。這樣的法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收藏熱。
而清代，無論是收藏還是對藏品研究，均超過前代，成為中國收藏發展史中又一個重要時期。清高宗乾隆皇帝對文物搜藏最廣，歷代珍品無不囊括，包括各種古代銅器、卷軸書畫、寶石玉器、緙絲、拓本等，不勝枚舉，成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並奠定了故宮博物院藏品的基礎。乾隆皇帝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宮遺存的古代玉器，多數是乾隆時期收集的。乾隆皇帝還親自進行古玉器的鑒別、定級，倡導對古玉的考證和倣古玉的製造。清代的民間收藏也很興盛，從貴族官僚到殷實富戶，都以收藏古物為時尚。不僅古董器物書畫為人珍愛賞鑒，即使新出的小物件，若製作精良，可供清玩，能滿足時人之需，也大有市場。
展子虔款《遊春圖》上有乾隆題款
清乾隆款青玉刻詩大碗
在經濟上，著名歷史學家漆俠先生曾指出：“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而清乾隆至晚清年間則同樣是公認的中國歷史上經濟富裕，文教旺盛，文物購藏活動十分活躍的朝代。
丨士大夫的收藏文化丨
伴隨著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的影響，收藏熱潮不斷升溫，有別於帝王收藏，士大夫玩收藏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學術趣味，是士人生活的格調展示。他們在休閒、舉辦雅集與音樂會的時候，往往都會陳列古董，以供清玩。而從劉松年《博古圖》、《圍爐博古圖》又可看出，宋人在鑒賞古玩的時候，又會擺上茶具，煮水品茶，好不清雅。但也因為如此，當宋人説起自己的收藏之好時，常常要極力撇清玩物喪志的嫌疑：“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蓄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我們收藏古器）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製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將有孜焉。”實際上，這正是後人設立博物館之意旨所在。
清朝梁清標是歷史中最重要的鑒藏家之一，同時也是清朝四部尚書，任職長達四十餘年。作為士大夫，梁清標的收藏可謂是“大咖中的大咖”。大咖到什麼程度？比如，晉代陸機《平復帖》，王羲之《蘭亭序》（張金界奴本），唐代杜牧《張好好詩》，顏真卿《自書告身》和《竹山堂聯句》，宋代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歸去來兮辭》，黃庭堅《陰長生詩》，米芾七言詩，蔡襄《自書詩》，元代趙孟頫《洛神賦》《常清靜經》《黃庭經》等，這裡每一件放在今天都是震爍古今的珍品，而這些，全部都是梁清標的藏品！而且，朋友和門生滿天下的“梁相國”，為了“益街坊”，讓同好看到自己的秘藏，還請金陵名工把上述寶貝精心摹刻成《秋碧堂法書》八卷。
《虞世南摹蘭亭序》卷 唐 虞世南摹 紙本 行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除了歷代名家法帖，梁清標收藏的繪畫作品也有極多重量級的稀世珍寶：晉代顧愷之三種版本的《洛神賦圖》、隋代展子虔《遊春圖》、唐代閻立本《步輦圖》、周昉《簪花仕女圖》、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後梁荊浩《匡廬圖》、宋代范寬《溪山行旅圖》、李唐《萬壑松風圖》、元代趙孟頫《鵲華秋色圖》，還有明代仇英《赤壁圖》、清代王時敏《倣古山水冊》等。由他所鑒藏過的晉唐、宋元書畫既是清朝內府的主要藏品來源，又是今天各大博物館中國書畫藏品中的上等藏品。可以説，他一個人的收藏，成就了好幾個博物館。
宮素然《明妃出塞圖》
那士大夫是怎麼做到把這麼多稀世珍寶都納入囊中的？
首先，動蕩時期一向都是“撿漏”的吉時，很多藏品飄零聚散。明末時，不管是宮廷由上至下的賞賜（內府的大量書畫收藏被作為“折奉”分散到官宦手中）或者平級和民間的流動，都使得藏品易主。
第二，清朝的新皇帝們喜歡發點“年終獎”“績效獎”。順治、康熙等皇帝動輒拿宮中收藏過的書畫來賞賜臣子。“明內府和清初宮中的書畫收藏遠遠不及主要收藏書畫的大臣們，如孫承澤、梁清標、宋犖等。”
第三，當時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以及朋友之間，也常有藏品的流動。研究資料顯示，“曾在康熙身邊當御前侍衛的納蘭性德，他的一部分藏品在去世後即轉到梁清標的手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閻立本《步輦圖》卷就是其中之一。再如故宮藏宋代李嵩《貨郎圖》卷、李公麟《臨韋偃放牧圖卷》，原為孫承澤所藏，後來也陸續轉到了梁氏手裏。曹溶的部分藏品，如宋代米芾《多景樓詩冊》等也與梁清標有著遞藏關係。”
唐代閻立本《步輦圖》
第四，就是梁清標自己也很有背景，很有錢。他生於鐘鼎世家，是明代萬曆年間薊遼總督梁夢龍的重孫。梁夢龍是誰？是戚繼光的上司，嘉靖皇帝還曾特賜麒麟武官一品官服，並曾經做過太子少保——“麒麟才子”即視感有沒有？其叔祖梁志也是“收藏甲富”之人，梁清標在收藏書畫、古董方面曾受他的親炙。家族藏品是梁清標收藏的重要來源之一。到了梁清標這一代，他承繼祖業，並繼續擔任清廷要職。據研究表明，他在河北正定擁有大量土地，梁清標自己寫過《秋憶趙郡風物成雜咏三十首》説明正定家産之大，其中第七首説，“城東別墅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霜幹冷，綠煙猶似昔時無。”能種下一萬棵楊樹，土地之大可想而知。身家豐厚自然更容易成為大藏家。
除了清代梁清標在宋代也有愛好收藏士大夫，李清照與丈夫趙明誠志同道合，除都能詩善文外，還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收藏金石（古代銅器和石碑上鐫刻的文字書畫），這些文物既是我國古代的精湛藝術，又保存著豐富的歷史材料。趙明誠夫婦在當地收集到《東魏張烈碑》、《北齊臨淮王像碑》、唐李邕撰書《大雲寺禪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資料。益都出土的有銘古戟，昌樂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陸續成為他們的寶藏。上海博物館藏《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認為《畫像》題詞確為趙明誠手跡。
除了皇帝，從古至今的士大夫也均佔據著收藏市場的半邊天，為文化投資貢獻著不小的力量，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
丨文人收藏正趨於沒落丨
士大夫是收藏的半邊天，從古代到近現代的民國都是這般。民國時期，我國精英層面由官、商、仕組成的結構非常明晰，其中官員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藝術家，有167人之多。所以稱中國的高端收藏為文人收藏是有根據的。
由這一資訊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實：一是文人在當時收入頗豐，買得起文物和藝術品；二是文人之間的交流頻繁，也有條件接受其他文人尤其是書畫家的饋贈；三是當時的文物藝術品確實便宜，不少教授、畫家可以跨過資金的門檻成為收藏家。
這麼多的文人進入收藏隊伍，自然大大提升了整個國家的收藏水準，文物為文化事業、為研究學問、為提升自身修養服務的特點就更為明顯。由這些人加上儒官、儒商組成的收藏結構，則更受到社會的尊敬，誰也不會小覷。比如吳湖帆、徐悲鴻先生，因為收藏品豐富，一則為國家搶救了很多文物；二則由於他們的研究和學識，鑒定了真偽，為後代留下了重要的見解；三則也為他們成為大畫家提供了藝術涵養。1949年以後，中國內地的博物館重建，很多也是得益於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贈、轉讓和貢獻，他們每家每戶都是優質文物的蓄水池，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則匯入大江、大河，支撐起了國家的收藏事業。上世紀80年代，筆者曾隨朵雲軒總編輯黎魯先生與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洽商，準備把戚叔玉先生捐給上博的碑刻加以出版，一問有7000多件，真是驚人得很。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出版一事並未啟動，但他們對國家的貢獻，從一個藏家已見一斑了。
徐悲鴻藏 任伯年《女媧煉石圖》
問題是，如今的藝術市場價格暴漲，這幾年雖有回落，但好東西價格還是不便宜。以2011年為例，拍品均價30多萬元一件，哪還是文人能承受得起的？很多大學教授喜歡文物，但以他們的薪水及收入，只怕是無法涉足。
在上海，韓天衡先生、童衍方先生由於意識超前，進入市場早，還是抓住機會收藏了一些與自己專業相關的珍品、精品。但這只是文人收藏的落日余暉，不能反映整體。文人淡出收藏圈，是令人痛心和遺憾的，因為它會使收藏界的結構單一，人文氣息和素養下降，逐利性上升。今天許多人跟風玩收藏，恐怕也是抱著撿漏發財的功利之心吧。
韓天衡收藏 任伯年《雙鉤雞圖》
結語
收藏分好多種，有像士大夫一樣的文人收藏，有盛世的平民收藏，也有背景雄厚的帝王收藏。而如今的藝術市場正處於一個尷尬時期，商人成了收藏的主力，藝術市場的價位被置於一個高點，文人與平民消費不起，以致商人主導的結果就是收藏變了性。所以最後呼籲，收藏應該純粹一些，利益不該是收藏的全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