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的一些近現代及民國名人手跡拍賣專場，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民國時期名人的書法的價格，也使得市場中掀起了一股民國書法熱。不過，民國名人書法被追高，不能説就重視民國書法了，即使重視，也還有一個具體如何重視、重視誰的問題。比如，對康有為書法的誤讀與對梁啟超等的低估。
章士釗《行書七言聯》
近年來的一些近現代及民國名人手跡拍賣專場，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民國書法的價格，也使得市場中掀起了一股民國書法熱。
今年北京春季拍賣的章士釗手札專場，“暢懷”專場等等，在拍賣市場中均有不俗表現。這類民國名流的手跡，價格動輒數百萬元之巨，如今已成為藝術品拍賣市場中炙手可熱的新寵。
不過，民國名人書法被追高，不能説就重視民國書法了，即使重視，也還有一個具體如何重視、重視誰的問題。現在我們對民國的概念或理解，仍然是標簽式或兩極化的，要麼認為民國很好，要麼認為民國很差。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或標簽化，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中國人尤其是我們這個時代人的一種精神徵候。不説別的，就是這些拍出的民國文人手札中，到底真的值不值錢？到底有多高的藝術價值？書法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是不是書法價值高的就一定有市場價值？或市場價值高的就一定有書法價值？即便是就市場價值而言，賣得貴的是否就真的具備市場價值？賣得便宜的是否就不具有市場價值？所有這些問題，答案當然不是全盤否定，但也不是全盤肯定。
因為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拿張三的模式來套李四，也不能拿李四的模式來套張三。張三與李四雖都是民國人物，但這其中的差別是很大的，在書法上的差別就更大了。問題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民國，完全是張三等同於李四的民國，或根本就沒有張三和李四的民國，而只是模糊的籠統的民國。把民國這個大籠子往人頭上一罩，似乎所有人都在這個籠子裏了，而且凡是被罩進了這個籠子的人，都被貼上了一個民國的標簽。
溥心畬《五絕行書詩書軸》
前些日子看到溥心畬的一個功能表拍出了數十萬元，很多人止不住驚呼和喜悅。這個功能表其實是再簡單不過的小紙條了，這樣的東西不要説在今日，就是在民國或古代，也實在是多如牛毛，能拍出這樣高價，我一點不奇怪，只是這樣隨手寫的小紙條卻比他的一幅山水畫價格還要高，這恐怕就有點離譜了。溥心畬這個問題上，比較典型地體現出中國人購買藝術品的心理作用問題。很多時候，藝術品的漲跌，就主觀層面而言，跟心理作用有很大關係，甚至一度被心理作用所主導。
溥心畬功能表
比如，當你覺得誰好，那麼你去買的時候，你的內心實際就已經決定了這個人或這件作品的心理價位了。即便是有再多人出再高的價，你也仍然要以最高價拿到手（當然是在條件允可範圍內），即便是拿不到手，你也會認為它就是值這麼多。反之亦然。比如一件胡適的小紙條，也許你最初的心理價位只有30萬，但最後競拍下來，推到了300萬，遠遠超出了你最初的心理預期，但即便是這樣，你也仍然會認為這300萬就是這件小紙條的真實價格。因為你首先看重的是胡適這個人，當一個人看重另一個人的時候，他的心理價位一定是逐步升高的。當你心目中的胡適形象一旦定格，進入了你的心裏，哪怕他的價格是天價，你也會認為是合理。魯迅、茅盾、冰心等同樣如此。
為什麼説我們在對待民國書畫尤其是民國書法的問題上尤其突出呢？因為古代名家的價格，基本已固定，深入人心。而民國書法，距離我們時代太近，在對他們作品及其書法史地位的判斷上，見仁見智，他們的藝術史地位乃至市場價格，某種程度上就是評論鑒賞家、書法史家和買家群體心理共同主導的結果。所以，出現隨意性或差異化的誤讀是常有的事。
某種程度説，一部民國書法史，本就是一部書法誤讀史。
誤讀本是平常事，並不奇怪。歷史，也只有在不斷地被誤讀中，才能不斷地被正解。但此種正解，需要天才的史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史家來完成。問題是，天才的史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史家，也往往被誤讀被選擇性遺忘。所以，長期以來，可能還是誤讀。因為按照常人的邏輯思維，一般是很難讀懂天才的。就像拿我們現在的學科標準去評價民國那些學術天才，恐怕是要傻掉的。民國的很多學術著作，單從字數及體例來説，甚至未必比得過今天的一篇碩士論文，如果要拿今天碩士論文的標準去衡量，那是要鬧大笑話的。我所説的被誤讀的民國書法和民國書法史，不僅僅是指那些被忽略了的書畫家，甚至包括對一些頂級人物的誤讀，也同樣存在。比如對康有為這樣人物的誤讀，就一直沒有斷過。對康有為本人的誤讀，導致了對康有為書法和書法思想的誤讀，乃至對他的碑學思想的誤讀。近百年來，很多煞有介事者，一直就在不斷地批判康有為，甚至以批判康有為為能事，而對康有為的誤讀，直接導致了對康門弟子的誤讀，對康門弟子的誤讀，又導致了對近百年來碑學思想的誤讀。因為，康有為的碑學思想影響太大了，整個近現代書法史，沒有不受他影響的。康門弟子中，大多能書善畫，且卓然有成，在民國書畫史上甚至是排得上名號的，對他們的誤讀，就一定程度上表徵著對民國書畫史的誤讀。
康有為《行書五言聯》，上海博物館藏
具體誤讀在哪？一是以為康有為片面地追求所謂碑學，而貶低帖學，搞什麼碑帖相分。很多人根本不讀康有為的原著，甚至也不看他的書法原作，就粗暴地下結論，此種讀書風氣，貽害後世。當年對康有為進行批判的人，大多是他的政敵或對康氏有意見的革命派人士，這種批判，本身就是帶著很多政治成見的，與學術思想和藝術無涉，這本無可厚非。但是我們後來人在評價康有為的時候，就不能帶有這種偏見。
二是民國書法史本身存在很多疏漏或偏頗，將本來屬於二流或三流的人物當作了一流人物，而很多本來屬於一流或頂級的書法家卻被遺忘。此種遺忘，有些屬於自然遺忘，有些屬於選擇性遺忘。自然遺忘乃是由於後來寫史者本身的素養所造成的，對於自然遺忘者，則應予以補綴。而選擇性遺忘則屬於不得不説的政治原因。但時過境遷，早就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
梁啟超與家人
梁啟超手札
比如梁啟超在世時，其書法史地位是非常之尊崇的，他的作品市場價格在當時也幾乎是首屈一指，而梁逝世後，其書法史地位則由於胡漢民等國民黨中央要員的政治打壓，一落千丈，甚至一直影響到今日對梁氏書法的公正評價。此外，當時一批與康、梁交好或與北洋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書畫家，如陳師曾、葉恭綽、周肇祥、余紹宋、金城、羅復堪、羅癭公、姚華、嚴修、邵章、卓君庸、鄭誦先等等，都被後來的書畫史嚴重邊緣化。比如我們通常所説的“民國書法四大家”于右任、譚延闿、胡漢民、吳敬恒，都是國民黨要人，這個所謂的稱謂是帶有明顯的黨派成見的。事實上，當時享有“四大家”盛譽的書法家比比皆是，光天津的嚴修、華世奎、趙元禮、王守恂就有當時的“四大家”之説，北京還有“四大家”之説，不論是天津四大家，還是北京四大家，其在當時的地位都不會比國民黨所謂的“四大家”弱。今人眼中的民國書法史，幾乎只能見到吳昌碩、于右任、李叔同、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潘伯鷹、胡小石、高二適等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甚至有些與民國基本不沾邊的也被塞了進來，卻很少提及羅復堪、嚴修、華世奎、徐世昌、葉恭綽等這樣的北洋政要，甚至連梁啟超也可以不提。
于右任題章太炎祭黎元洪文稿跋（1951年），台北歷史博物館藏
如果我們談論書法史，尤其是民國書法史，不能不對一些被遮蔽的東西進行還原，我們可以高談民國，但不能離開最起碼的權威來近乎戲説民國。今天的我們，即使是對一些民國大人物的了解和認知都如此蒼白，何況那些甚少提及的人物。
三是近些年的研究及收藏過於注重民國新派文人尤其是五四派文人的信札，而忽視舊派文人的墨跡。近年來的民國文人信札可謂炙手可熱，片紙一張的信札，動輒幾百萬乃至上千萬，玩文人信札，實在已不是今天的文人所能玩得起的，而恰恰是一些不懂文或粗通文墨的土豪的遊戲，這當然無可厚非。民國文人信札的被熱炒，本是一件好事，至少説明我們重視文化了，可是，從書法價值的角度來説，很多民國新派文人的信札可能有別的價值，但在書法上並沒有太高的價值，作為史料或歷史邊角料或許有所助益，但作為書法史而言，則不是主流，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如果要將民國文人尤其是新派作家的隨手信札都列入書法史行列，那中國的現代書法史恐怕要全盤改寫了。相反，那些真正具有紮實筆墨功力的舊派文人或碑學家的書法作品價格卻羞澀得可憐，甚至無人問津。我近年來已很少逛琉璃廠，原因是甚少碰到心儀的舊東西，偶有一次，見到一件張伯英的對聯，寫得大氣磅薄，一看標價，才幾萬塊錢，而旁邊的當代書法名家的作品卻幾十萬之多，看了之後我心裏很不舒服。張伯英是什麼樣的人物？當年北京城的很多招牌，如前門大柵欄“億兆棉織百貨店”、琉璃廠西大街“觀復齋”、東大街“墨緣閣”牌匾，都出自於他之手，而今天，卻已經差不多快要被遺忘了。張伯英當年還在北洋政府任過職，跟“三造共和”的段祺瑞一起打過天下，是對民主共和有過大功勞的人物，而且學問深湛，與康有為、梁啟超、于右任、張學良、林琴南、齊白石、容庚等都有過密切交往，甚至還與傅增湘、華世奎、鄭孝胥並稱民初“書法四大家”。今天很多書法家的那點三腳貓功夫，可能連張伯英的一個手指頭都不及，卻價格奇高。我真不是在推高張伯英。我想説的是，民國初年像張伯英這樣的書法人物，比比皆是。
張伯英《行書小來禽館札記》
四是一些國民黨政要的手跡近年被熱炒，而晚清遺老或北洋政要卻遭遇冷門。不論是從政治還是從文化思想上來説，我們眼裏的晚清遺老或北洋政要，似乎都是保守的，垂死的，甚至是反動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他們的東西，自然有歷史局限性。問題是，我們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過他們？有多少人真正讀過他們的著作？有多少人真正看過他們的書法真跡？某種程度上説，繼之而起的國民黨政要在書法上有一定修為，但相比于政學藝兼擅、舊學功底紮實的北洋政要而言，前者的書法修養則等而下之了，而新派文人在書法上的見識則實在可以忽略不計，但他們的手跡卻頻頻被炒高，這是今日收藏市場上的一大怪象。當然，對於一向抱有固執成見的今人而言，怪也不怪，見怪不怪。
其實，即使是民國，也有早中晚期之分。僅以國民黨而言，早期國民黨，或同盟會早期人物或元老，的確在書法上有很高造詣，但中晚期就等而下之了。但即使是早期同盟會元老，在書法、繪畫或學問上的修養，亦不及維新派、晚清遺老或北洋政要。這是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由於一些不為人知的歷史或政治原因，北洋政府退出歷史舞臺之後，中國人的書畫審美修養開始急劇下降，一些在北洋任過要職的書畫家在市場上也遭遇冷門，並影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