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定次郎一次從靳伯聲那裏就買走20多幅石濤、八大的作品。設想一下，現在拍賣公司去徵集一件他們的作品都很困難，更不用説一次性買走20多件。
清初以來的畫史畫論中，“四王”始終牢牢佔據畫壇的主流地位。而“四僧”作為一個藝術概念的出現，是在民國時期。它既不是一個畫派，也不是一個組織。雖然始終未被當時的“正統”藝術所接受，但是，300年後的今天，“四僧”的作品成為世界各地公私博物館重要的收藏對象，以及市場追逐的焦點。
“四僧”之名從何而來?
據收藏家朱紹良介紹，“四僧”這一稱呼的起源是由日本人推動。甲午戰爭以後，大量日僑居住在中國。他們發現石濤、八大山人的作品非常好，但又覺得“二僧”不好聽，於是從周亮工的《讀畫錄》裏翻出髡殘和弘仁組成“四僧”。1914年，上海成立中國畫研究院，當時畫界的人就提出，要把弘仁和髡殘也放進去，所以湊到一起組成“四僧”。但也有一種説法認為，最早由日本人提出“三高僧”山水，即石濤、髡殘、弘仁，他們的作品都是以山水題材為主，後來把八大山人加進來，統稱為“四僧”。
“四僧展”內 髡殘單元
南京藝術學院鑒賞老師教師薛翔認為，要探究“四僧”的起源，就要把他們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他對記者講道：“從明代開始，商品經濟已出現端倪，尤其是在南方，繁榮的城市商品經濟市場和士大夫、文人、商紳對新鮮事物的追求和藝術品味的轉變，影響了這一時期藝術家的創作思想。對於藝術家而言融入城市商業氛圍和受到文人賞識非常重要，並且，這一時期的創作思想受董其昌提倡的“南北宗論”影響。在這種背景下一場所謂藝術革命風暴在‘四僧’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苗頭。”
商品經濟的繁榮以及藝術思想的轉變帶來審美品格和藝術視覺的轉變，原來正統的宮廷藝術不再一統天下，消費群體相應擴大，越來越呈現區域風格和題材的專業化。
周亮工《讀畫記》有記，他最喜歡髡殘，認為髡殘的畫可以和明代文徵明、沈周相較。朱紹良講道：“實際上在當時石濤、八大山人是主流一派，但由於畫作多，最後就變成了一種商品畫。儘管如此，石濤、八大的精品仍然要比髡殘、弘仁的畫價貴。那時的一些鹽商、入清不仕的明末遺民對這四人的畫寄予厚望，所以他們對隱逸畫派這些人的畫作進行追捧，也在宣傳他們。江西巡撫胡亦堂收藏了八大的繪畫，清朝皇室博爾都也收藏石濤的繪畫，他們也喜歡一些新鮮的藝術作品。”
弘仁作品拍賣情況統計
八大山人作品拍賣情況統計
石濤作品拍賣情況統計
日本人曾大肆收購
“四僧”作品真正受到追捧是在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王亦旻講道：“相對於‘四王’而言，‘四僧’的作品無疑被當時的人們藉以用來擺脫‘四王’繪畫藝術程式化的束縛，尋求創新，以及對傳統的再認識和禁錮思想的挑戰。近現代的藝術大家，如傅抱石、黃賓虹、張大千、齊白石、吳昌碩、陳師曾等的藝術成就都離不開‘四僧’的影響。”
傅抱石從日本留學回國後特意把自己的本名傅長生改為傅抱石，“石”指的就是石濤。海外留學，學習西方繪畫的徐悲鴻也接受“四僧”的藝術。齊白石最開始學石濤、八大，但是他冷峻的畫風在北京沒有市場，後來在陳師曾的教導下，“衰年變法”，最終被市場接受成為一代宗師。
在他們看來，“四王”的藝術是沒落的，繪畫風格受當朝統治者的影響，具有局限性，後人會把這種風格表現得極致，以至於成為一種模式和套路。而“四僧”身在朝野之外，崇尚自由，他們的作品思想解放、個性突出，與市場結合的更加緊密。所以，儘管藝術是要討好，只是要看討好權力還是財富。
“四僧”在民國時期受到極大追捧，不可忽視日本人的推波助瀾，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就是其中之一。“他主要在北京琉璃廠收石雕、瓷器雜項，還辦有山中商會。山中定次郎讓琉璃廠論文齋的靳伯聲幫他採購石濤、八大的書畫。而張大千售賣石濤、八大的作品也都是通過靳伯聲，所以在山中定次郎手裏就有不少張大千的作品。”朱紹良笑言，“這在陳重遠的《文物話春秋》裏説得很清楚，山中定次郎一次從靳伯聲那裏就買走20多幅石濤、八大的作品。設想一下，現在拍賣公司去徵集一件他們的作品都很困難，更不用説一次性買走20多件。他們的作品也從原來20塊大洋一幅水漲船高至200多塊大洋一幅。”
由此看來，現在到海外去徵集石濤、八大的作品一定要格外小心。但是，張大千也提供給靳伯聲一些好作品，把最精彩的拿到論文齋來賣。朱紹良説：“最著名的泉屋博古館的八大的《安晚冊》，石濤的《黃山八景圖》就是張大千從上海買的，然後讓靳伯聲給賣的。”
弘仁 《雨余柳色圖》
髡殘和弘仁的作品存世量少，其市場追捧度不如石濤和八大。尤其是髡殘，當時主要受到周亮工的接濟，市井鹽商很少有人喜歡他的作品。民國時期在上海，髡殘作品幾乎沒人要，最後被日本藤井善助這些人發現，才開始變得值錢。據朱紹良考證，髡殘的作品在市場上少有真跡。弘仁的作品由於構圖簡單，清末民初時期便開始出現大量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