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8日是第41個國際博物館日，國際博物館協會將2017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定為“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博物館講述難以言説的歷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此主題也在無意中從策展和公眾參與角度指出，博物館目前面對的“難以言説”的困境。
不論是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慈善晚會，還是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夜間工作坊，抑或是我們身邊上海博物館的親子互動課程，各家博物館都在尋求不同的方式與公眾對話，讓公眾參與，與此同時，運營成本的壓力日益增大，裁員、甚至是館長被迫辭職，都是博物館面臨財政危機的具體體現。在科技日新的時代，博物館如何吸引更多公眾走進博物館，尋求當下年輕人樂於接受的方式訴説故事，值得探討的還有很多。
重新定位博物館的公共角色
博物館不再像過去一樣“曲高和寡”，而是重新定位，以更好地與公眾對話、符合公眾需求。比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下簡稱Met）、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古根海姆美術館等多家機構改變其開放資源獲取政策，按照 “Creative Commons Zero”（無權利保留協議）將其收藏部分藏品的高清圖像和書籍資源免費向公眾開放版權，這意味著無論是藝術家、設計師，教師、學生，專業人士或是業餘愛好者，只要有需要，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並不受限制地使用和分享這些公共領域藝術品的高清圖像。對於博物館而言，這是數字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探討了數字化時代下如何更好地實現博物館的使命。
此外，自1971年起，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時裝部（Met唯一一個需要自行籌款的部門）在每年的春夏之交都會舉行主題展覽開幕慈善舞會（MetGala），而近十年來影響力更是不容小覷，其中2006年的“英格蘭：傳統與不羈的英國時尚”、2013年的“朋克：從混亂到時裝”、2015年的“中國：鏡花水月”、2016年的“手作x機器”，以及今年的 “川久保玲與中間藝術”均由時尚帶動展覽成為全球熱議話題。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正在舉行的“川久保玲與中間藝術”展。
也許MetGala對於普通觀眾而言，還是遙不可及，但從2017年1月開始，Met與美國當代舞蹈團合作了一個名為“在博物館裏運動”（The Museum Workout）的項目，只需花費35美元，就可以在Met迎客之前“入侵”博物館，在大理石地板上微微出汗，面對著裸體的大理石雕像或是被載入美術史的作品開始一堂為時45分鐘的運動課。
Met裏的運動課
在英國，老牌博物館們早已擅長以新老混合的展覽吸引更多公眾走入博物館，英國國家肖像畫廊（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正在舉行的“面具之後是另一個面具”將20世紀30年代法國藝術家克勞德·卡洪（Claude Cahun）的超現實主義攝影結合英國觀念藝術家吉利安（Gillian Wearing）的當代藝術作品，呈現不同時代和不同生活背景的兩名藝術家相類似的藝術創作——通過拍攝自己表演時或經過偽裝的肖像作品呈現有關身份和性別的主題。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A）的“平克·弗洛伊德：他們寶貴的遺産”回顧了20世紀60-70年代，平克·弗洛伊德的先鋒音樂塑造了迷幻搖滾的巔峰時刻。而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夜間工作坊把公眾的夜生活引向美術館。
倫敦V&A正在舉行的“平克·弗洛伊德：他們寶貴的遺産”
而在我們身邊的上海博物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等機構，也線上上線下的平臺推出創新舉措，尋求與公眾互動的新途徑。打開上海博物館的微信公眾平臺不難發現，向公眾徵集“大英博物館100件藏品中的世界史”展覽中第101件展品方案、熱門特展的線上APP、親子互動的文化課程；此外，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當代藝術，PSA不僅延長參觀時間至晚上7時，也以各種方式和視覺體驗將公眾帶入當代藝術的領域。而處於街區之中的上海徐匯藝術館，也在辦展的同時，將中小學的美術課引入館中，邀請藝術家與學校的美術老師一起將傳統手工藝、藝術鑒賞力更直接地傳遞給下一代。
上海博物館親子課程開啟藝術啟蒙
危機面前，博物館將何去何從
但一切並不如看起來那般美好，隨著運營成本的提高，全球很多博物館或多或少面臨著財政危機，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和布魯克林博物館均提出了緊縮計劃，洛杉磯藝術博物館正在努力籌集其擴張所需的6億美元。但其中最著名無疑是擁有147年曆史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作為由納稅人支援的公共博物館，Met每年從市政府獲得2600萬美元的支撐。但今年2月，《紐約時報》曾撰文探討“赤字四千萬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該繼續擴張，還是保守發展？”報道稱，大都會博物館布勞耶分館（Met Breuer）的建設比預期多花費了數百萬美元，鉅額推出的Met新logo和一系列的行銷計劃卻換來了一眾嘲笑。一份6億美元的注資計劃又被推遲……以上種種使得Met的財政赤字接近4000萬美元，並迫使其裁員約90人。
儘管Met館長兼CEO康柏堂（Thomas P. Campbell）曾經的目標是“維持一個可以蓬勃發展的環境，使Met成為一個引擎，以數字化建設擴大觀眾群體，使之成為一個縱貫古今的百科博物館。”但因此引發的金融危機還是迫使他于2017年3月1日宣佈辭職，並將於2017年6月30日正式離職。
而自開放以來一直沒有強制收取門票的Met，也在近日討論調整門票收費政策，且紐約市長已于4月26日批准了對紐約州以外的民眾，收取強制性門票的決定。Met主席丹尼爾·韋斯（Daniel H. Weiss）也正在“尋找一切方式彌補財政赤字”。
而比Met歷史更悠久的、成立190年的澳大利亞博物館雖然處於一個相對健康的財務環境，但仍然以簡化人員配置來提高經濟效益。雖然它可能沒有與Met相同的訪問數字，但它處於一個更健康的財務和治理職位。英聯邦公共部門聯盟（CPSU）在2016年4月發佈的一份統計報告現實，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在過去六年中削減了15％的員工，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等其他文化機構也削減了10％的員工應對經濟問題。
Met每年700萬的參訪量中有63%來自紐約市外。
面對數字化的時代，是科技日新的發展，博物館一直在摸索中前進，如何吸引更多公眾走進博物館、從博物館收穫知識，知道“我們從哪來，到哪去”。為此博物也一直變幻著自己的封面，在歷史感的展品中，尋求當下年輕人樂於接受的方式訴説故事，也吸引更多人的（包括觀光客）走進博物館。
編輯：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