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三年前，我到上海參加一場新興的當代藝術博覽會，在一個常規展覽日，我在朋友圈發了一句感慨：上海極有可能成為中國的當代藝術中心城市。
與通常圈內人士雲集的VIP預展不同，印象最深的是上海普通觀眾對於當代藝術的那份包容、接納甚至是熱忱，遇到感興趣的作品他們往往會主動詢價，若碰巧藝術家在場，不少人也會主動上前交流，面對國外畫廊和藝術家也是如此，落落大方，中英文交錯，熱絡的現場氣氛，讓人有種置身於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的錯覺。
這條朋友圈發出後，有位北京的畫廊老闆留言表示認同，並稱這是大勢所趨。如今，這位主推青年藝術家的老闆已將他的畫廊分號扎紮實實地開在了上海西岸。
事實上，當時的感慨，並不止于一場博覽會觀感。就在同一年，2014年的年初，日本當代藝術家草間彌生在上海推出的個展，已經徹底引燃了這座國際化時尚都市對於當代藝術蟄伏許久的熱情。儘管門票定價50元，但上海當代藝術館入口的長龍每天都在上演，從2013年12月到2014年3月，短短三四個月裏，有超過30萬上海市民自掏腰包前往，排隊盛況有如追夢一般——以當代藝術在中國的普及程度和影響力而言，單場個展僅門票收入就突破1500萬元，這樣的數字著實難以想像，也讓人看到了上海吸納當代藝術的驚人潛力。
此外，2014年的上海還誕生了K11的莫奈特展，龍美術館在西岸的首秀，西岸藝博會的創立，等等標誌性藝術事件——藝術體驗中心、私人美術館和藝術博覽會在上海的全面崛起，背後所透露的資訊，則是民營資本對於藝術領域的全面介入，以及當地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産業發展所持的鼓勵態度。
之所以重新審視中國當代藝術中心歸屬的話題，緣起今年“五一”小長假期間，“藝術北京”在藝術圈內所引發的熱議。討論焦點在於這一運營了12年之久的大型藝術博覽會，在2017年將“經典藝術”和“當代藝術”兩個單元合併至同一展館，佔據兩個展館空間的則是漸呈主角之勢的“設計北京”單元。積極的聲音大多來自年輕化的藝術品代理商、藝術品電商和文創設計機構負責人，普遍認為高價作品遇冷是市場洗牌和觀望所致，反之價格適中的作品交易活躍，讓他們對大眾藝術消費市場的進一步升級更加充滿期待。批評的聲音中，一位獨立市場觀察人士的言論頗具代表性，他在參觀完VIP開幕展覽之後，發文抨擊“這屆藝博會似乎完全放棄了篩選好畫廊、篩選好作品的權力”，言辭犀利，文末還附上幾十家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別宣佈不再參加“藝術北京”的重要畫廊名單，推導出的結論是“北京將藝博會這塊蛋糕拱手讓給了上海”。（穿插一句與辯題無關的話，我自己參觀“藝術北京”是在5月2日，閉幕當天中午，作為收假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現場的觀眾數量還是比較可觀的，尤其是兩個設計展館，起碼看到了很多活躍的新面孔。）
當圍繞一場藝博會的討論，上升到北京和上海這兩座城市當代藝術佈局的話題高度時，人們不禁會問：中國當代藝術中心是北京還是上海？我想，或許可以通過內地藝術品市場的近年交易數據和市場份額，以及當代藝術品市場的行業特殊性進行初步梳理。
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中國內地藝術品市場發展30餘年以來，北京和上海這兩座城市一直是中國藝術品交易的重要坐標，從文物商店、百年畫店的轉型，中國第一批拍賣公司的創立，到古玩市場的擴容、海外畫廊的進駐、藝術博覽會的探索，等等，兩座城市在藝術品市場的早期佈局上也幾乎保持著並進姿態。只是，在最近15年的高速發展進程中，尚未成熟的中國內地藝術品市場傾斜愈發嚴重，以古玩店、畫廊、博覽會為代表的一級市場日漸式微，不論是市場規模還是佔有率都很難同以拍賣公司為核心的二級市場抗衡，後者也躍升為中國內地藝術品市場的絕對主導力量——至少從目前的交易數字來看，藝術品拍賣在內地藝術品市場仍舊是巨無霸般的存在——北京和上海的差距才逐年拉開。
在以拍賣市場為分析樣本的藝術品市場雙城競爭中，北京佔據著絕對優勢。
通過對2013年至2015年的藝術品拍賣市場成交數據的分析，在350.95億元、315.47億元、256.60億元的三年市場大盤基礎上，北京的年度交易總額佔全國百分比分別是69.41%、62.73%、63.76%，而上海對應的全國佔比分別是11.54%、14.21%、13.04%——就市場整體規模而言，雙方差距明顯。單論高價藝術品的成交數量，北京也以較大身位領先。以1000萬元以上成交拍品的分佈情況來看，北京僅保利、嘉德、匡時這3家拍企就佔據了全國半壁江山，2015年佔比是52.87%，最高值出現在2013年，高達62.50%，若再統計進北京地區的其他拍行，意味著全國近八成的高價藝術拍品都在北京落槌。
透過市場數據對比，北京無疑已經坐實中國藝術品市場中心地位，北京也是繼倫敦、紐約、香港之後又一個全球中國藝術品交易的中心城市。但能否因此就説北京也是中國當代藝術的中心城市呢？我看未必。
首先，我們來看當代藝術品市場交易在中國藝術品市場大盤中的交易份額。同樣是對2013年至2015年的市場數據分析，由古代書畫和近現代書畫組成的中國書畫板塊一直是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主體構成，連續三年以66.04%、65.29%、63.05%的絕對份額遙遙領先；排名第二的是瓷玉雜項板塊，三年佔比分別是19.71%、20.93、22.86%；而油畫和當代藝術板塊，在這三年裏的市場佔比一直維持在較低水準，分別是6.62%、6.03%、6.04%。
也正因為極少的佔比份額，北京、上海兩座城市在藝術品拍賣市場上百億元級別的數字鴻溝，投射到具體的當代藝術板塊，二者差距其實並不明顯，不過數億元之間，更何況，還需要考慮這三年拍賣市場基數持續下滑的客觀因素，雙方的實際差距又將進一步縮小。
其次，基於行業特殊性，當代藝術對一級市場的倚重程度相比中國書畫、瓷玉雜項、郵品錢幣等板塊要高出很多，換言之，就是拍賣市場行情對於當代藝術的實際影響力相對有限。根本區別在於當代藝術作品是“活”的藝術品，其創造者即藝術家自身的成長，離不開畫廊等代理機構長期持續地資金投入進行學術梳理和市場推廣，當代藝術作品的價格提升也亟需高品質博覽會等展宣形式的滲透曝光——以繁榮的西方當代藝術品市場為參照，這是一個需要充分時間沉澱的過程。儘管中國市場中也存在個別藝術家本人躍過畫廊直接與拍賣行對接委託上拍，或是拍賣行“快速造星”將新生代藝術家身價迅速拉升數十倍等亂象，遺憾的是，這類揠苗助長式的操作對藝術家而言，結果往往是捧殺，導致市場價格斷崖式下跌直至無人接盤，這也是有前車之鑒的。
相比拍賣市場，以線下私恰交易為主的畫廊和博覽會的真實市場數據更不易獲取，因此，很難直接通過一組綜合了兩級市場成交總量的數字去比較北京、上海這兩座城市的當代藝術品市場規模大小，但也可以借助交易數字背後諸如藝術家、藝術區、畫廊、博覽會、收藏家、美術館、公眾美育等市場匹配條件作進一步簡單分析。
先看當代藝術家的成長創作環境，坐擁中央美院和清華美院的北京，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似乎更具天然優勢，強力吸附著周邊藝術家的不斷聚合，並誕生過圓明園、宋莊、草場地、黑橋等在中國當代藝術史留下印跡的畫家村落，已成名的一線當代藝術家大多在北京定居，年輕一代藝術家除了在北京圓夢，還有上海、重慶、杭州、昆明等多個選項，自由度更高。至於畫廊和藝術區的發展境況，北京相較上海，前期的根植更為牢固，更一舉打造出798這樣堪稱全國樣板的當代藝術區。然而，隨著近年來部分國際畫廊的撤資和部分藝術區的被拆除，這一基礎也開始動搖。反觀上海，僅西岸一個新開發的藝術區，過去三年裏就吸引了超過十家知名畫廊和私人美術館進駐，成為繼M50、紅坊、衡山坊等區域之後，上海的又一大明星畫廊匯聚地。
若以當代藝術博覽會和收藏家的活躍程度來作比較，過去一年裏推出五個博覽會的上海略勝一籌：上海藝博會、影像上海、西岸藝博會、廿一當代藝博會、上海青年藝博會等，一座城市一年內舉辦五場不同定位的大型藝術博覽會，這樣的規模在整個亞洲都屈指可數。而博覽會的成功舉辦離不開優質機構的參與和新興藏家的支援，在這一點，上海正通過亮眼的成績單贏得業內直線上升的口碑。同樣，在美術館的較量中，上海也不遑多讓。據上海市文廣局一位官員介紹，截至2015年，上海即擁有各級各類美術館47家，數量在全球21座著名城市中名列第一，2015年舉辦展覽385個，全年觀眾人次為690萬，在全球21座城市中排在前六。尤其在民營美術館方面，繼上海當代藝術館的《草間彌生—我的一個夢》，上海持續發力，憑藉余德耀美術館的《雨屋》（Rain Room）和龍美術館推出的《詹姆斯?特瑞爾回顧展》（James Turrel: Immersive Light）等現象級當代藝術大展，進一步奠定上海民營美術館在整個行業內的影響力。從國際藝術家的引入量級和頻次，公共藝術教育的多樣性與深入性，甚至是普通民眾參與當代藝術活動的自覺性——比如掏錢買票這件事情，上海在最近幾年裏的確做得更好。
所以，不妨大膽猜想，已經擁有良好“群眾基礎”的上海，在未來能進一步發揮長三角中心的區域優勢，吸收中國美術美院（杭州）、南京藝術學院等國家級藝術名校的優質藝術教育資源，制定吸引更多優秀年輕藝術家定居的人才引進計劃，同時借助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時代力量，推動專業的側重當代藝術品交易的拍賣行、線上平臺和藝術金融産品——假以時日，中國當代藝術中心就非上海莫屬了。
（注：為確保數據的統一性，文內相關藝術品市場成交數據，均引自中國拍賣行業協會聯合商務部、中國文化部、中國國家文物局相關司局發佈的各年度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市場報告，未計入實際結算率因素，並匯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