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2年首場北京國際拍賣會開始，20年來，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由小到大，從沒有經驗到初步走上規範，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出了貢獻。
第一次拍賣高潮
改革開放為拍賣行業的發端創造了有利條件，而真正把文物藝術品推上拍賣市場，開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先河的應該是’92北京國際拍賣會。正是有了這次破天荒的拍賣會，才對舊的《文物保護法》有了突破與衝擊，才有了國家文物局緊跟中央改革開放的步伐，對舊《文物法》不斷修改、補充，才有了10年後新《文物法》的出臺，才有了文物拍賣企業在法律上的合法性。
自1992年北京首場文物藝術品拍賣會以來，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出現與發展，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出現三次拍賣高潮。
第一個發展階段是1992年至2002年。這10年，文物行政部門通過舉辦文物藝術品拍賣試點，總結經驗，修改補充文物政策，商務、工商、海關等部門相互配合，促使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順利走過健康穩定的發展期。
1992年北京國際拍賣會，北京市文物局特邀香港著名收藏家張宗憲蒞臨指導，並從香港邀請胡文棨來主持拍賣。
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是大陸最早成立的拍賣公司，創始人是時任朵雲軒總經理的祝君波。他力主朵雲軒(自此用簡稱，其他拍賣公司亦同)主導拍賣，培養自己的拍賣師。在選定了上海朵雲軒出版社主編戴小京以後，他們不惜投資，到香港觀摩蘇富比、佳士得拍賣現場，學習拍賣技巧，回來模擬排練。首場拍賣會印製了5000冊圖錄，3天時間被索要一空。拍賣預展在上海美術館進行，門票20元。拍賣會在希爾頓酒店舉行，入場券80元。就是這種情況，仍然出現了一票難求的局面。海內外著名收藏家、同行張宗憲、羅仲榮、蔡泰和、王仲方、秦公、王雁南、甘學軍、米景揚等五六百人擠滿了拍賣大廳。
拍賣會由著名文物鑒定專家、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鑒定委員謝稚柳開槌。最終該場拍賣會成交額達835萬元，成交率74.5%。張宗憲舉一號投買牌，一號和最後一件拍品都由他拍下。他説：“要做到有頭有尾。”本場拍賣的任伯年《花鳥草蟲冊頁十二開》，底價僅20萬元，以104.5萬元成交價被香港集古齋張超群買走。張大千的《晚山看雲圖》底價為60萬元，以143萬元成交價被台灣的蔡先生買走。
此前，朵雲軒一年的利潤也只有100萬元左右，此場拍賣會的佣金即近200萬元，再加上有些拍品是朵雲軒提供的，都賣出了大價錢。參加拍賣會的同行坐不住了，秦公、王雁南、米景揚紛紛趕回北京，抓緊籌備成立他們自己的北京翰海、中國嘉德、北京榮寶拍賣公司。
1995年值得一提的有兩件事情：一件是中國嘉德拍賣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成功後，派生出一件維護著作權及産權事件，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最後作者劉春華勝訴。另一件是北京翰海1995年10月拍賣會推出的1016號拍品宋官窯琮式瓶，翰海請故宮博物院著名瓷器鑒定專家耿寶昌鑒定，結論為珍品，後以902萬元成交，成為當時中國瓷器拍賣成交最高價。可是，此瓶成交以後，買主去請教故宮博物院一位研究瓷器“窯口”的專家，此專家説該瓶是一件杭州新生産的瓷器。買家聽後動搖了，沒有取貨。對此耿寶昌幽默地説，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北京翰海總經理秦公認為真東西不愁賣，沒有較真。其實，此件宋官窯琮式瓶是揚州文物商店“文革”前收購的舊藏，早在1975年即拍賣前20年，我和章津才、華義武到揚州文物商店出差時，就見過此件官窯琮式瓶，全國文物商店的同行也都知道揚州文物商店收藏著這麼一件重要文物。
事後，秦公讓我到故宮找這位瓷器“窯口”專家介紹了這件瓷器的歷史，他默然接受。我寫了一篇《宋官窯瓷器美不勝收》文章，刊登在《典藏藝術》雜誌1996年第6期上。此瓶1998年再次出現在拍賣市場，以1045萬元成交，後來幾次重現拍賣場，價格一路上升。2008年中國嘉德再次拍賣時，成交價為2016萬元。由此看出，文物的“窯口”理論和鑒定是兩種不同範疇的概念，兩種專傢具備兩種不同的學問，兩者可以相互補充，共同提高，但在對傳世文物的鑒定上，鑒定家更具優勢。把贗品説成真品是錯的，把珍品説成贗品也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是對中華民族文化遺産的損害。
四川翰雅拍賣公司的基礎是四川省文物總店，其首場拍賣會在成都舉行，比較成功。我和張宗憲應邀參加，第一號拍品張大千的《嬰戲圖》底價8000元，張宗憲以3萬元競得。徐悲鴻的《五駿圖》以144萬元的高價被紹興小小集團競得。紹興小小集團當時是大買家，從北京翰海、中國嘉德等公司購得很多高價位的文物珍品，諸如《石渠寶笈》著錄的宋《四獵騎》、沈士充《倣宋元十四家》，以及呂紀《斑鳩紅梅》等。可是，四川翰雅因為國企轉制等原因經營不善，以後的發展不算順利。
中商聖佳拍賣公司開始隸屬於商業部，後改制更名為中貿聖佳拍賣公司。劉亭任董事長，易蘇昊任總經理，樊則春任副總經理，後來聘我為顧問。劉亭是劉少奇的小女兒，公司成立大會很多政要都來參加，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光英為公司題寫了牌匾。
按照國家文物局拍賣公司試點規定，中貿聖佳只能從海外徵集貨源，這對中貿聖佳是很不利的。但是，劉亭善於用人，她從中國歷史博物館挖來文物徵集部主任易蘇昊任總經理，很快就從香港收藏家張宗憲和日本友鄰博物館徵集到貨源，並且最早推出西洋鐘錶拍賣專場、當代前衛派繪畫作品拍賣專場，把中貿聖佳辦得紅紅火火，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的最高紀錄很多都是中貿聖佳創造的。特別是為國有博物館提供《研山銘》《孔子弟子圖》《鄭燮手書四書五經》、明《素三彩觀音造像》、鄭板橋《手書四經五書冊》等，中貿聖佳為國家博物館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
1996年，故宮博物院從北京翰海購藏到沈周《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手卷。此手卷原為徐世昌舊藏，“文革”期間徐氏後人被抄家，此卷存放在故宮博物院。1982年朱家晉編撰故宮藏品集《國寶》，選入了此手卷。後來落實中央查抄退還政策，此手卷退還給徐氏後人。當徐氏後人將此手卷送到北京翰海拍賣時，秦公及時向故宮博物院通報了情況，故宮博物院以880萬元在拍賣會上完成了購藏。
2000年，在拍賣市場上發生兩件頗為震動的事情。一件是易蘇昊代表北京保利集團從香港佳士得、蘇富比拍賣會上購回圓明園流失的重要文物——獸首，北京市文物公司秦公從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購回圓明園流失的清乾隆醬釉描金描銀粉彩青花鏤空六角套瓶，影響巨大，保利集團由此名聲大振。另一件是秦公不幸英年早逝。秦公是北京翰海總經理兼北京市文物公司總經理，文博研究員。因為他對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和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在全國乃至全球的同行心目中都有著深刻影響。他病逝在工作崗位上的消息傳遍業內，兩三千人趕到八寶山為秦公送行，場面十分悲壯。我應家屬的要求，主持了這場追悼會。
宋徽宗《寫生珍禽圖》手卷也值得一提。此手卷著錄于《石渠寶笈》，流落日本，被日本友鄰博物館收藏，華人收藏家從日本買回後先送到中貿聖佳。中貿聖佳請徐邦達鑒定，徐先生認為，此圖雖然著錄于《石渠寶笈》，但並非宋徽宗親筆所作，中貿聖佳只能退回藏家。2002年，藏家又將《寫生珍禽圖》送到中國嘉德，中國嘉德又請徐邦達鑒定，徐先生經過一年的思考，重新鑒定為真跡——是宋徽宗當皇帝之前所作。中國嘉德為慎重起見，又請啟功、朱家晉、楊仁愷、傅熹年、章津才等先生鑒定，大家一致認為是宋徽宗的真跡。
宋代皇帝的繪畫真跡出現在拍賣市場，這在當時引起了世界性的轟動。中央電視臺對此件拍品拍賣情況進行了現場直播，這也是央視對於文物拍賣市場第一次進行現場直播。拍賣現場引來了眾多收藏家，楊仁愷親自帶來東北購買團參加競投。但是，因為那時大陸收藏家對於文物的價值還缺乏認識，所以拍賣會上競價到1500萬元以後，大陸買家全部退下陣來，僅有尤倫斯的代理人吳爾麓的兒子吳同與台灣林百里的代理人王振松輪番競爭，最後被尤倫斯代理人以2530萬元競得。尤倫斯還放了一個煙幕彈，説是此圖被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買走，迷惑了新聞媒體。直到7年以後，尤倫斯才在香港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是被他買走了。
在第一次拍賣高潮中，中國嘉德成立和北京翰海首拍值得特別提及。
中國嘉德原名為中國嘉德國際文化珍品拍賣有限公司，1993年5月18日在北京長城飯店成立，陳東升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王雁南、甘學軍任副總經理。
中國嘉德與此前的上海朵雲軒與此後的北京翰海、北京榮寶、四川翰雅4個拍賣公司情況不同，它是在改革開放形勢下成立的董事會領導下的股份制公司，由中國對外貿易運輸總公司、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廣州分行、中國畫研究院等13個股東單位組成。新的機制充滿著活力與朝氣，展現出先天性的優勢與生機。與之相比，另4個公司都是由國企分蘗出來的機制老化的子公司，所以中國嘉德一成立就以嶄新的面貌和靈活的運作方式，活躍在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上。
1994年3月27日，中國嘉德首場拍賣會在北京長城飯店舉行，推出“中國書畫”“中國當代油畫”兩個專場。此場拍賣會上出現兩件超過百萬元的文物，一件是齊白石的《松鷹圖》，以176萬元成交；一件是張大千的《石梁飛瀑圖》，為圖錄封面，以209萬元成交。這兩件作品都是經過文物鑒定部門鑒定蓋有火漆印允許出口的文物，因為標價為10萬美金，約70多萬元人民幣，外商嫌標價過高，幾年間都無人問津。此次以高出底價兩倍多的價格成交，充分顯示出拍賣是提高中國文物藝術品價值的最好商品交易形式。在中國嘉德首場拍賣成功以後，我還特別撰寫了一篇文章——《嘉德拍賣啟示錄》。
中國嘉德首場拍賣會，中國書畫鑒定5位顧問徐邦達、劉九庵、史樹青、章津才、秦公的名字都印在拍賣圖錄的首頁上，彰顯了該公司拍品的可信度。著名文物鑒定家、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鑒定委員徐邦達主持了開槌，最終成交總額為1300萬元，這是中國文物與藝術品拍賣會第一次突破千萬元大關。
當時，張宗憲手持一號競買牌。第一號拍品是吳熙曾的《漁樂圖》，以8000元起拍，張宗憲口稱祝賀嘉德公司一路發，以一萬八、兩萬八、三萬八直至八萬八的應價，使得拍賣會場頓時進入激烈競價的熱烈場面。主持拍賣會的拍賣師是高德明，他高高的身材，穩重的舉止，寬厚的嗓音，流暢的節奏獲得了公眾的好評。
《松鷹圖》與《石梁飛瀑圖》這兩件高檔次、高價位的拍品是北京工藝品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崔景林提供的。崔景林是我相交20多年的好朋友，他親自陪著陳東升和我到三間房庫房挑貨。三間房是全國出名的北京市工藝品進出口公司的大庫房，曾經儲存過超百萬件文物藝術品，不只為國家換取過大量外匯，還為國家博物館提供過大量文物藏品。同時，三間房還為中國嘉德、北京翰海、中貿聖佳等拍賣公司提供過大量拍品，為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2002年，崔景林因心臟病突然逝世，全國很多拍賣公司和文物商店的負責人趕來弔唁，國家文物局送了花圈。北京華辰總經理甘學軍不勝傷感地對我説：“對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起到很大作用的秦公、崔景林、趙榆三個鐵哥們，兩年走了兩個，太可惜了！”是啊，這3個人中，我的年紀最長，卻僥倖比他們多活了十多年。能夠在今天撰寫這篇文章，也算是我這個當老大哥的對秦公、崔景林兩位兄弟做一份追思與懷念吧，但願他們在天堂有知今天拍賣市場的繁榮。
北京翰海1994年9月18日首場拍賣會在北京保利大廈劇場舉行，推出了“中國書畫碑帖”“中國古董珍玩”兩個專場。從佈置拍賣會展覽到拍賣現場，我陪著秦公和翰海全體職工熬了兩個通宵。當時的拍賣師是王剛。此場拍賣會成交額高達3300萬元，震驚了世界。蘇富比、佳士得兩大國際拍賣公司對於翰海拍賣會的成功也發來了賀電。張宗憲手持一號競買牌，獨自競得總額為1600萬元的拍品，佔到全場拍賣總額的一半，轟動一時。
北京翰海是秦公費盡心血創建的。秦公受命擔任北京市文物商店總經理，正是文物商店經營慘澹、進退維谷之時，營業額僅靠少量外賓櫃收入維持，入不敷出。他試探著聯繫組織國內外展銷會，諸如到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門、上海展銷，但當時中國文物藝術品的價格仍然很低，這些展銷收效甚微。1992年北京國際拍賣會的舉辦，為文物商店的改革展示了新渠道，但文物事業單位要建立拍賣公司，談何容易！在多次申請報告杳無音信，眼看著上海朵雲軒拍賣成功，中國嘉德成立，心急如焚的秦公只得在正規渠道上報的同時，另通過朋友劉文傑將申請報告直送時任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和副市長張百發的秘書手裏，最後才得批准。秦公兼任北京翰海總經理。
張宗憲是我1979年去香港考察文物市場結識的老朋友。北京翰海成立之後，秦公誠聘我為該公司常務顧問，陪我去上海誠邀張宗憲來京輔導北京翰海籌辦首場拍賣會。從拍賣會日期選擇避開蘇富比、佳士得拍賣日期，到拍賣規則的制定、拍品的遴選、拍賣圖錄編排、參考價的設定、拍賣師的輔導、邀請蘇富比、佳士得兩大國際拍賣公司來京參加拍賣會等，都做了大量工作，應該説，北京翰海首場拍賣成功，張宗憲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後，四川翰雅、北京榮寶、中商聖佳幾家拍賣公司的成立和首拍，張宗憲也都親臨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