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芬，92年在倫敦加入佳士得，97年來到香港。這一做便是20多年，現任香港佳士得瓷器及工藝品部主管。因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同時又是一家國際拍賣公司古董部的主管，如果要談談90年代初到如今近二十年來中國藝術品市場發生了哪些變化，她應該最有發言權。儘管她的普通話説得遠不如英文和粵語來得流暢，但她卻能竭力搜刮最能表達情感和準確闡述問題的語言，那份職業操守和對藝術品的熱愛可見一斑!
曾志芬回憶自己最初進入佳士得的情形，認為純屬偶然。“我92年年底，或是93年年初在倫敦加入佳士得。原本是學歷史出身的，在倫敦念大學之初是準備教書。雖然對藝術有些興趣，但也不是刻意一定要進入藝術市場，走藝術經營之路。當有一天一個朋友打電話來告訴佳士得招人的事兒，自己當時並沒有太強烈加入的意願。因為第一薪水太低，在那時做藝術的薪水都很低，況且自己從基礎做起;第二自己沒有藝術背景。因為我沒有收藏，家中更沒有與收藏或者與藝術家有些許關聯。只是礙于朋友鼓勵才勉強去了。加入之後卻和之前的想像大不一樣。佳士得首先給了我一個驚喜：我發現這裡的人都很熱情!這是與早先的想像大不相同。我本來認為這是個很傳統的公司，且在這裡就職的前輩都是有錢或身份的特殊之人，總擔心他們看不起人。但這個顧慮在工作的第一天就被打消了，這家公司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曾志芬回憶道。
在看慣了今天風風火火的藝術市場之後，很難讓人想像藝術市場曾經有非常低迷的時期。曾志芬在進入藝術市場的時刻，正趕上這個市場處於最困難的階段。“90年代初佳士得已經是第三次裁員了。”曾志芬告訴記者：“在93年的春天，那個時候所有人的臉都是拉長的。雖然在這之前我們曾經歷過八十年代末的輝煌，拍過梵谷，紀錄一次次被刷新。然而到了90年代初卻出現非常難熬的局面……後來慢慢能有所緩解，完全有賴於亞洲，特別是香港市場的發展。”
曾志芬感嘆到：“80年代，指蘇富比和佳士得同時拓展亞洲，這個時候我們跑了另外一條路——率先去日本做拍賣。佳士得在日本開發拍賣市場，而蘇富比則進入香港。其實如果我們當時沒有選日本，而選香港，今天在香港的地位可能就不同了。我每次跟香港客人聊的時候，發現在他們的概念裏，佳士得(香港)就像是一個很年輕的人一樣。正是因為後期進駐香港，所以先前進入香港的蘇富比就顯得更老道一些。其實如果以就亞洲開發的經驗來説，我們也並不短。”
於是我們的談話就從佳士得曲折入駐香港開始……
駐紮香港經歷轉折：曾取道日本 、“SARS”成拐點
“就我個人的了解，蘇富比也曾經嘗試過日本。您覺得當時大家為什麼不約而同地選擇日本做拍賣?去了日本又是什麼樣的情形?遺失首次進駐香港的機會遺憾嗎?”
曾志芬：“當時日本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七十年代日本人什麼都買，包括中國藝術和印象畫派繪畫，西方的當代藝術，他們也都有興趣。有一個老前輩曾經跟我説：佳士得進日本遵循的是很淺的一個邏輯——因為日本人有購買力。但要紮根日本卻不是一個太簡單的事情，因為日本當時是很封閉的，這裡的藝術商人明確表示不歡迎其他同行以及拍賣行跟他們競爭。當時我們只能拍珠寶、紅酒，不能拍中國瓷器。一直到86年，佳士得才逐漸發現，日本沒有大的空間，所以就變道來了香港。
“97年您從倫敦來香港的時候，所負責的古董部門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曾志芬：“那時整個香港佳士得只有4個人，租用了大廈裏一個小角落，還要拐彎才看到一個黑黑的門，方才看到門上的‘CHRISTIE'S’——佳士得標誌，顯得很‘鬼祟’。所以那個時候可以説是非常‘小家子’。96年香港做了第一次宮廷藝術拍賣，我回到香港幫忙。之後因為我是香港人，97年便被正式調回香港。但離開香港已經太多年，還從來沒有在香港工作過，連語言都有些跟不上時代了。97年趕上香港回歸，那個時候市場裏面資金比較充裕，但是因為政治、經濟以及各種不確定因素，觀望的情緒仍然很濃。97年年底我們拍‘金觀堂’第四部，正遇到亞洲金融風暴。那一年香港蘇富比跟佳士得幾乎在同一時間舉槌的，所以我們兩家也是共同擔心：房地産下來了，什麼都會垮下來!對我們會構成影響?那時候我記得拍一件洪武‘玉壺春’，底價兩千萬港幣，對當時的中國藝術品來説已經是天價了。林華田先生是拍賣官，這件重器是11點開拍，在這之前的兩場拍賣，非常悽慘，沒有人舉手。現場雖然人很多，也不是沒錢買東西，而是沒心情買東西。所以很多拍品流標。到了這件‘玉壺春’，有一個電話標進來，林先生很緊張，立刻就落槌了。98年的市場依舊很艱難，貨也難找。我們出了一本很薄的書，宮廷藝術的專場，一百多件而已。封面是一個雍正款的琺瑯彩水杯，最終拍到六百萬，我們已經非常高興了。現在這樣的杯子要多少錢?今天你有五六百萬大概只能買到一個十八世紀的沒落款的粉彩瓶。所以這個市場是不能同日而語了!”
“那麼，市場經歷了97、98年的灰暗，後來是經歷怎麼樣的一個過程終於走出來的?”
曾志芬：“98困難，99更困難，2000年好一點，01跌下來了，02也是很低，03年SARS的時候好像有人在這個時間段插一個旗幟，SARS之後變成為藝術市場的一個拐點。
也是因為SARS，我們調整了那一年的拍賣時間。本應該在4月份舉行拍賣，但是直到去北京預展都沒能確定具體的拍賣時間。回到香港後，才定下，延遲到7月。
當時SARS真的很恐怖，我不知道大陸怎麼樣，香港沒有人敢出門，茶餐廳內一個人都沒有。當時推遲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拍賣場地一直沒有安排妥當。我們當年的拍品有一個兩米多高的康熙屏風，不好布展，最後擺到廣場上去了，但效果還不錯。還記得當時很多人跑來看預展，有種坐牢後被放出去的感覺，好開心啊!沒有了SARS，天氣也好了，人的心情也跟著放開!這個我要看，這個我要買!那一年，有很多新的客人包括內地來的客人。之後，藝術市場就一路往上走。雷曼兄弟垮下來的時候，我們嚇了一跳!因為他們很多投資都是藝術品方面的，所以擔心是難免的。上面也説：‘不行，我們要砍人’!所以嘩嘩嘩砍了一批。後來發現，這個市場還在往上跑，所以馬上又把人往回拉。 ”
二十年藝術市場：見證審美趣味的改變
“從九十年代初走到今天，藝術市場的巨幅波動您都親歷了。有些細節能跟我們分享嗎?好比買家的口味這麼多年來，最明顯的變化是什麼呢?”
曾志芬：“在我二十幾年前剛開始做古董的時候，人家跟我説某一天清朝的瓷器會拍出天價，我不會相信他。那個時候前輩的收藏者看清朝的瓷器會連連搖搖頭説：‘太年輕了，再拿一些比較老的東西給我看吧。’他們至少要看明朝、元朝、甚至宋朝的瓷器。一些高古的東西更受他們歡迎。那時，陶瓷很受老外喜歡，中國人對唐三彩幾乎沒有什麼概念。中國文人把青銅器看得很重要，竹雕等文房類的東西是他們。直到2000年前後，我們都沒有預期到清朝的東西能有今天的輝煌。”
“作為拍賣行需要考慮到市場的口味，推出高品質的拍品;同時還得不間斷地去預測這個市場的需求變化，並搶在市場前面才可能獲得更大的收益。在迎合市場和教育收藏者方面，你們怎麼做?”
曾志芬：“我們是國際拍賣公司，我們的責任不光是賣東西，同樣有責任培養新的收藏家和培育市場，這裡牽涉到教育的問題，教育的確非常重要。舉個例子，這些年，我一直在強調明朝瓷器，告訴收藏者明朝瓷器的市場價值和其藝術審美價值還未成正比，值得大家關注。我們強調了很多年，直到近期，終於有人發現並且開始關注到這個板塊。明朝的藝術以及明朝藝術的價值被廣泛關注。這就是教育，審美是需要逐步培養的。清朝的瓷器不需要教育，你遠遠的就能看到它們很艷麗，知識性的門檻相對比較低。明朝各階段的青花多有不同，怎麼辨別它們的分期呢?這需要慢慢地學習。當下似乎是一個缺乏耐心的時代，我的客人給我發郵件，兩分鐘之後就打我的電話問我為何不回他的郵件。如此快餐化的社會，讓我們去培養藏家，一步步地培育他們的修養也是很有挑戰意味的。其實到了今天，收藏者的審美已經有了很大改變，雖然這兩年中國市場不太穩定，買家審查東西的時候，已經開始忽視價格了。不像之前，一翻目錄就先看估價，數數有幾個零!現在他們會去厘清明朝瓷器還是清朝瓷器，並研究它們的歷史背景。”
“我翻閱過一些老圖錄，發現最早中國古董都是放在一個專場裏邊，這幾年由於中國市場的崛起，中國藝術品開始慢慢做一些細化，分出諸多專場，對麼?”
曾志芬：“是這樣。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的目錄解釋重要的東西越來越多?而且以前是英文為主，或者全部英文，現在至少是中英文對照，或者中文的篇幅比英文的更多，為專題或者重點拍品寫的文章也比以前要詳細很多。這是市場需求和教育的需要。我們必須要配合市場，而絕不是自顧自地做，不理市場的感受。我們一定要關注市場需求的變化並且有意識地培養它。以前我們賣東西是不需要做過多解釋的，因為老一代的藏家比我們更懂!”
“那麼您在徵集拍品的時候，每次的思路是怎麼樣的?把已知的市場需求放在第一位，還是兼顧一些有超越的思維去收東西?”
曾志芬：“説道徵集，首先我們要考慮這個市場是否能接受?沒有市場接受度的東西顯然我們不能做。我們也會去考慮一些中國藝術品有潛在的市場，只是由於挖掘的不夠深入的東西。預計明年我們想做一個宋朝的專拍，因為我感覺到，現在有人開始關注宋代的東西了。但是我們需要慢慢地把它們介紹到市場裏來，但跨度不能太大，需要慢慢來。同時，我們也希望任何意見拍品，其藝術性跟生活的相融合能夠儘量完美。”
“在過去這幾年，您記憶比較深的主推過哪些藝術門類，並且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曾志芬：“晚清瓷器。我們做過晚清中西合璧的藝術專拍。 在07、08年的時候，當時的市場對清代瓷器接受度比較高，我就想推得廣一點，不局限在清三代，把清晚期的東西也闊進來。那時也因為比較便宜，加之門檻較低，取得了預想的效益，並且這樣操作可以把新的收藏家帶進來。”
“您剛剛也提到近來想推宋代藝術，這顯然與之前推的晚清藝術有所不同。以我的理解，首先宋代藝術不會太便宜，欣賞也需要有一定的門檻，為什麼想到在這個時期推這一版塊呢?”
曾志芬：“清朝的東西基本上已經被挖掘完了，看得也讓人有點視覺疲勞了;明代我們一直以來都有推薦;想到過要往元拓展，但是元代是很複雜的;所以就得往前追。去年我們做過一個宋瓷展覽，也算是對市場的一個摸底，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所以我打算培養這一塊的市場。”
國際拍賣公司的資源：三地協商分配
“作為國際拍賣公司的佳士得，每次都會有很多的中國藝術品是從歐美回流的。畢竟有兩百多年的非常深厚的歷史背景，積累起的經驗優勢和資源優勢也是讓人艷羨的。那麼今天在整合國際資源，佳士得是怎麼操作的呢?
曾志芬：”佳士得有兩百多年曆史，都有記錄擺在哪。包括很多東西經歷了怎樣的流轉和傳遞都是有檔案可查的。這一路走來也培養了許多新的收藏家。但是，確實這幾年找貨越來越難了。因為中國藝術品再多也是有限的，全世界資源總和只有這麼多，而且越來越多的藏家開始關注中國藝術，踴躍購買中國藝術，導致資源越來越少。所以我們常説賣一件少了一件。”
“我想了解一下拍品分配的問題，因為佳士得是國際拍賣行，而中國古董不光在香港有拍，在紐約、倫敦同樣有拍。如何分配這件古董?在哪上拍的基本分配原則是什麼?考慮過委託方本身的意見嗎?”
曾志芬：“説到資源分配問題，其實我們三地是通過協商來分配資源的。我們知道，倫敦跟紐約這兩個市場是相對偏學術型的，這裡的買家往往會循著中國的藝術概念來買東西，所以當他們覺得一件東西有研究價值的時候，就會買回去學習和研究。但是如果這件東西放在香港就沒人會買單。這裡多數人買回去就是作為投資的。
的確，現在最好的東西很多人都願意送到香港。我們選擇的時候首先是把外觀比較漂亮的東西和稀有的東西放在香港。當然，有買相、有潛力並且來源也要可靠。而青銅器的市場現在還是在紐約;唐三彩等高古藝術品的市場依舊放在倫敦。這樣的安排一多半也是考慮到貨主的意願，總是希望放在能出好價錢的地方出售自己的藏品。我們和委託方的見解是一樣的。”
“佳士得這麼多年一直在把器物從西方國家往香港拿，會跟倫敦、紐約兩地內部之間産生摩擦和存在競爭嗎?”
曾志芬：“如果我説完全沒有摩擦，估計你也不會相信。不過我們是個整體，為了使客人的利益最大化，我們內部都是有合作和達到和解的。就以這次英國小鎮的一批貨為例，當然可以留在倫敦賣。很多中國客人可能也會跟過去，但是肯定有相當多的客人不能抽身去。這麼貴重的東西，要是客人不上手，肯定不會輕易出價。所以我們建議從這個小鎮徵集到的東西最好的拍賣地點是香港。”
“貨源越來越緊缺，貨源的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您在自己執掌佳士得器物部門的經驗裏，是怎麼評判及應對這個市場競爭呢?”
曾志芬：“其實競爭是需要的，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每一次拍賣的結果不只是檢驗自己的成果，也是跟同行的交流。這其實是一個很讓人興奮的過程，我們也需要不斷地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