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跨年過後，引起全球收藏界、拍賣界和媒體關注的《功甫帖》事件迎來新進展，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館單國霖、鐘銀蘭、淩利中三位研究員的正式報告于《中國文物報》公開發佈，長達一萬四千余字。
2014年1月2日，針對上博研究員發佈的正式研究報告，收藏家劉益謙發佈第三度公開聲明，全文如下：
回歸學術 回歸理性
劉益謙
在2014年的元旦，終於等來了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報》公開質疑《功甫帖》時聲稱的“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即將公佈”的“研究成果”。當時“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鐘銀蘭、單國霖、淩利中三位研究員”以官方的口吻一致判定《功甫帖》為“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間”的“雙鉤填墨”的“偽本”，並且認為《功甫帖》的回歸“將為日後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無窮後患”，而此帖如果公開展示則會“惑人耳目，貽笑後人”。這種居高臨下的官方姿態和毋庸置疑的訓誡語氣，不僅讓我這個純粹的買家第一次體驗到了官方大博物館對一個民間藏家突如其來的關心與教導，受寵若驚之餘，不免無所適從;也讓各路媒體驚詫于公共博物館對藝術市場前所未有的耳提面命，進而紛紛跟進報道;同時業內的專家學者也因此産生了疑惑，為何以學術權威自居的上海博物館沒有按照學術規範先發表嚴謹的學術論文，而是在大眾媒體急不可耐地拋出結論性觀點，於是無不想探明其中原委;尤其是喜愛傳統文化的廣大民眾，被上海博物館舉全館之學術力量研究《功甫帖》的熱情所吸引，一時間成了街談巷議和網路傳播的熱點。由於上海博物館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從未就此事件做出過任何官方表態，以上各界人士便把關切與關注集中傾瀉在我的身上，使我倍感壓力。疲於應對的同時，我先後發表了兩份聲明，敦促上海博物館儘快公佈學術報告，呼籲讓《功甫帖》的爭論回歸正常的學術層面。出乎意料的是，在千呼萬喚之後，2014年1月1日《中國文物報》刊登的“研究成果”卻是以三位研究員的個人名義發表的，而且是觀點不盡相同、內容相互矛盾的兩篇文章。由盡人皆知的官方表態轉變為煞有介事的個人論文，且不管是上博高深莫測的應對策略，還是研究員們自作主張之後的往回找補，無論如何，“研究成果”終於面世了。對此，我感到欣慰的同時也不無擔憂。
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國文物報》的“研究成果”雖然是以個人的名義發表的，但文章的標題、行文語氣、表達方式都符合正常學術論文的規範。我不禁要想：如果當時這三位研究員是先在專業報刊發表這兩篇文章，然後再引起相關方面和大眾媒體的關注，那麼事件的進展就不會如此波譎雲詭，也不會給我個人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既然是學術中人，就應該遵守學術規範。從這兩篇文章來看，單國霖研究員認為“安崎著錄的可能即是此墨跡”，也就是主張《功甫帖》是清初以前的倣本;而鐘銀蘭、淩利中研究員則堅持此帖是清末依據石刻拓本“雙鉤填墨”的觀點。這兩種觀點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需要進行完全不同層面的學術論證的。可見在“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內部對此也存在不同的學術主張，這或許才是正常的學術爭論：水準有高低、眼界有高下、功力有深淺，只要是心平氣和的表達，就不會引起誤讀與誤解。這三位研究員其中兩位是已經退休的老資格研究員，一位是身為“書畫研究部”副主任的少壯研究員，他們以個人名義亮出了他們的底牌，不知道他們能不能代表上博書畫方面的研究水準，至少文章是不能欺世的，接下來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蘇富比方面的學術論證，並結合其他相關專家的學術觀點，得出綜合的評判。我相信，在這個領域並不缺乏真正高水準的明眼人，會出於學術的公心發表公正的、嚴謹的、詳細的言論，我期待著。從我自身的角度而言，既然最終的“研究成果”是以個人的名義發表的，那麼我寧願相信當初《新民晚報》的報道也並非出於官方的意願，儘管在此期間有很多人士提醒我説：這次上博之所以作此非常之舉，背後另有隱情，我和《功甫帖》屬於“躺著中槍”。我卻仍然相信一個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的國立博物館器局不會如此狹小，不會如此不愛惜羽毛，更不會以打擊一個民間藏家和一個新生民營美術館的代價來達到其他難以言説的目的。
因此，我想説的是：上博的三位研究員，不顧個人的職務身份可能帶來的誤解，在自身的學術觀點都未能統一的前提下，就在大眾媒體上以官方名義發表最簡單粗暴的“雙鉤填墨”結論，這不僅會給你們供職的上海博物館帶來名譽的損害，更是有依仗職務便利博取眼球的嫌疑，同時也誤導了熱心傳統文化的廣大民眾，使他們形成了先入為主的觀念，難道不是一種“惑人耳目”行為嗎?這絕非“恪守職業道德”的“公共博物館的研究館員”所能做的和敢做的。至於你們這種只圖一時之快的貿然行為對我本人所帶來的傷害，經歷了這個歲末的紛擾，我已身心俱疲，其中的壓力和委屈難以言表，因此我保留通過各種(包括法律)途徑追究責任的權力。讓原本應該以學術方法辨析的疑義回歸學術，讓原本應該以理性方式解決的問題回歸理性，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打著學術旗號的動機不純的行為可以被原諒，否則會給我們的文化生態造成更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