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益謙
自從12月21日，以鐘銀蘭、單國霖、淩利中組成的學術團隊代表上海博物館對我今年9月從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購得的蘇軾《功甫貼》在大眾媒體《新民晚報》上提出公開質疑以來，這兩天我一直在忙於應付各種媒體的採訪和各路朋友的詢問。儘管我在第一時間就表明瞭態度和立場，但我覺得仍有必要在此發表一份較為全面的聲明。
首先，我要感謝上海博物館書畫部的學術團隊能夠群策群力、集合老少研究員共同的學術力量，並且代表上海博物館這樣備受世人矚目的博物館的官方組織，如此關注一個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為。不僅先在大眾媒體發表粗放的研究結論，激發廣大民眾的熱切關注，並且還有詳盡的學術文章有待公佈，引起相關人士的無限期待。對我這樣一個從事中國書畫收藏二十餘年的藏家來説，真是受寵若驚。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館的從業人員由於受文物法等相關法律的約束，是不能隨意對藝術市場的交易和藝術品發表有針對性的評判的。這也是我為什麼認識鐘銀蘭和單國霖兩位研究員多年而從未向他們請教某件具體拍品優劣的原因，怕給他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如今他們以官方的名義對《功甫帖》的真偽發出強大的集體聲音，這不僅可以使我個人避免可能的損失，而且對整個藝術市場而言也是一個積極的信號。這意味著以上海博物館為代表的官方權威機構將為藝術品市場保駕護航、指引方向。這樣一來，廣大收藏家就不必有贗品偽作的擔憂了，藝術市場也必將越來越純凈。我二十餘年來的謹小慎微就此可以放心大膽了。
其次，我還要感謝上海博物館對我創辦的龍美術館的愛護和關心。龍美術館（浦東館）開館一年以來，無論是舉辦的十余個展覽，還是開展的多次學術活動，均受到了廣大市民和相關專家學者的一致好評。這是因為我嚴格地執行了把收藏行為和美術館分開的原則。我的所有收藏品，只有經過專家的嚴格挑選才有可能進入美術館的館藏體系，那些藝術價值不高的、重復的作品均不能納入。為此美術館還組織了專家顧問團隊，專門負責作品的挑選和展覽的學術把控，單國霖先生就是學術顧問團的成員之一。因為同是公益藝術機構，我認為邀請單國霖先生擔任學術顧問是合適的，事實證明他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由他擔任學術主持的開館大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創辦的龍美術館（西岸館）定於明年三月開館，購買《功甫帖》之時，考慮到這件作品的重要性，以及張蔥玉、徐邦達等前輩專家對此作品的一致肯定，確實是準備在開館時展出的，我個人也覺得學術顧問對此不會有異議。現在上海博物館的學術團隊認為此帖是摹本，並且上升到了“美術館展覽偽作”的高度，這對我和龍美術館是無疑是莫大的鞭策。或許以上海博物館這樣強大的學術實力，可能從未展出過偽作，也從未花鉅資購入過贗品，但是對龍美術館這樣成立僅一年的美術館而言，要學習的還有很多。我不認為這是像某些人對我説的是以大欺小，我更願意看作這是國家大博物館對私立小美術館的善意扶持。
最後，關於《功甫帖》真偽的問題，還有待蘇富比方面組織的專家論證，並綜合各方面的研究意見得出結論。在結論得出之前，作為買家我個人願意保持中立。但是上海博物館的學術團隊對《功甫帖》的研究方式確實也讓我大開眼界的，僅憑與拓本的比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結論，並且連翁方綱的題跋也認為是偽作。如果説宋代的作品存在爭議是較為正常的話，那麼把翁方綱這樣的晚近人物的題款判為偽作，應該是有極具説服力的鐵證的。因此我期盼上海博物館的學術文章儘快面世，以解困惑，相信這也是相關專家和廣大民眾翹首以盼的。而對上海博物館在《功甫帖》上所投入的勞師動眾的學術力量，我仍然只有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