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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之後，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春拍將次第展開。在經歷了2012年秋拍的崩盤後，2013年的春拍能否帶領中國藝術市場走出冰川期，成為藝術投資領域關心的話題。
《證券日報·藝術與投資》特別回顧過去一年中藝術市場的林林總總，梳理藝術市場的六大事件。
中國藝術市場在2012年秋拍前呈現出的勃勃生氣，使得市場參與者春風得意馬蹄疾，一騎絕塵之間，一夜看遍長安花，甚至長久之間都來不及回頭一顧。在即將跨進今年春拍門檻前，不妨在市場調整間隙，把脈市場變化脈搏。
藝術品查稅風暴疾
秋風起于青萍之末。去年4月開始發酵的海關“查稅門”當之無愧成為2012年度事件的NO.1(參見《投資與藝術》四月份的報道)。海關“查稅門”對藝術品市場的影響遠不止于表面上的熱鬧，其後的進展顯示出它對中國藝術市場的影響正在像漣漪一樣擴散開來。
首先，查稅風波最直接影響的是，數家藝術機構面臨退出中國市場的風險，而這些機構都是與此次查稅案件有牽扯的藝術機構，像中國藝術市場中的一支重要金融力量民生銀行在北京的項目陷入停滯。但是，最直接的影響還是此前市場上風生水起的幾隻包括信託和私募在內的藝術品投資基金。受成本抬升和信心受挫的影響，入場LP明顯減少，部分直接受牽連的藝術基金開始收縮規模並考慮退出市場。
其次，由於查稅事件影響，大畫廊紛紛考慮落戶中國香港，目前移師至港的已經有站台中國、東站、藝門和唐人等等。而作為一系列連鎖反應的一部分，甚至在那段時間，媒體都找不到願意接受採訪的藏家了。而在2012年秋拍平淡的背景下，畫廊及眾多拍賣行轉戰中國香港不能説與此沒有關聯。
事實上，海關“查稅門”觸及的是藝術品行業的“潛規則”虛報成交價格、避稅，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藝術市場的短期繁榮。另一方面，“查稅門”也將藝術品稅收體系的健全和對藝術品産權交易的保護推到了政策制定者的面前。
當代的藝術滑鐵盧
一直以來，在當代藝術市場領域的夜場，中國香港蘇富比[微網志]一向被內地視為市場的風向標。然而就在去年，“滑鐵盧戰役”上演。153件作品成交率為72.55%，成交額僅為1.3億港元，成為2009年以來最低點。多位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遭遇流拍，“亞洲當代藝術”的市場佔有率也應聲下跌至5.73%。
不僅中國香港，中國當代藝術秋拍的拍量、成交率和成交額等三項指標均有所大幅下滑。雖然大多數內地公司及時調整策略，以量取勝的策略轉向注重精品和學術方向，但是仍然不足以解釋如此大的跌幅。
按照市場觀察人士的觀點，當代藝術被資本拋棄，很可能已經進入冰川期。當代藝術從飛速上行到一朝打回十年前，僅僅用了不到半年時間。歸根結底，進入當代藝術的藏家更多抱有賭博心態，更多是起鬨架秧子的看客，而非對當代藝術有理解的真正藏家。
事實上，當代藝術的大幅縮水讓很多業內人士方寸大亂。在一個快速增長、有利可圖的市場中，只要利潤大於通常的借貸利率，那麼利用金融杠桿力量，就會有源源不斷的資金進入市場中，這也是處在上升期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能夠井噴似的爆發的原因。但是一旦市場轉頭下跌，這些金融資本就會如乾冰一樣傾刻散去。高杠桿帶來的並不真實的資本催生了繁榮，也在頃刻之間將這種幻想摧毀。當海潮退去，裸泳的人終於要暴露出水面了。對於仍然處在初始期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來説，這是一場很好的演練。
不做藏家好多年
2012年6月中旬，中國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宣佈，烏力·希克將其藏品中的1463件中國當代藝術作品以部分收購、部分收藏的形式捐贈給中國香港M+美術館。這些作品的總價值高達13億港元。同樣是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大鱷的尤倫斯夫婦，自2009年以來對所藏的中國當代藝術品大規模沽售，如此看來，烏力·希克的行為就顯得不那麼孤立了。
這樣的變化是微妙的，但影響卻是巨大的。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于無聲處聽驚雷，作為西方收藏中國當代藝術的傳奇人物，烏力·希克和尤倫斯夫婦的先後退場留下數量相當的當代藝術家徬徨在原地。事實上，他們的離去代表了西方藏家對中國當代藝術價值的判斷和能力一去不復返。中國的當代藝術顯然不那麼成熟的，但是更財大氣粗的本土買家，不再是像他們一樣的藏家了。
西方藏家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收藏一直以來都飽受爭議。民生銀行在進入當代藝術領域時候，股東層面並不是沒有就此産生過爭執，民營資本憑什麼要接盤在西方價值觀主導下發展出來的當代藝術？而這兩位中國當代藝術的鐵桿藏家退出似乎更加證實了這種判斷。誰也説不清楚中國當代藝術是西方價值觀在中國的一場陰謀，還是別的什麼，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以後似乎難有公認的真正藏家了。
“過雲樓”不是過眼雲煙
北京匡時[微網志]拍賣似乎是最有學術思想的拍賣公司。在掌門人董國強[微網志]和背後股東劉益謙[微網志]的支援下，北京匡時拍賣短短幾年間便一躍坐上全國拍賣市場的第三把交椅。
回過頭來看，北京匡時拍賣今年的“過雲樓”藏書行銷經典案例，似乎可以找出匡時能在短短幾年內一躍成為前三的原因。春拍中從藏家手上徵集到的“過雲樓”藏書，從徵集到拍賣過程中，北京匡時對“過雲樓”藏書做了“墳場系統”的學術行銷策劃，從而最大程度地凸顯出這一拍品的文化價值，最終拍出2.16億的高價。首先，匡時對“過雲樓”藏書做了非常系統的梳理，並邀請國內古籍方面的專家開研討會，從學術價值層面對“過雲樓”藏書進行研究。接下來，從北京到上海共七個城市的巡迴展覽將這種學術層面的權威認定，轉化成公眾認知和影響力，從而在全國掀起了一股“過雲樓”熱。
“過雲樓”藏品拍出2億高價，刷新古籍拍賣記錄固然是入選的原因，但是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以匡時為代表的挖掘藏品的文化內涵已經成為國內拍賣行下一步的重點。在拍賣市場成交額大幅下挫，藏品徵集越來越艱難的情況下，對於精品的關注和對於單個拍品的價值挖掘勢必成為未來市場策略的重心。而這也影響了未來拍賣行之間競爭的重心。
嘉德保利攜手靠港
拍品徵集困難和拍賣成交額下跌，只是這兩家國內大佬級拍賣公司進駐中國香港不那麼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據嘉德總裁王雁南的説法，更主要的是，中國香港是亞洲的金融中心與國際貿易港，同時，中國香港商業環境具備特殊優勢，能夠更好的滿足海外客戶需求。相比之下，保利方面則表述得更加直接：保利將利用中國香港在拍賣産業成熟度、政策、稅收方面的優勢，在藝術品、奢侈品等拍賣經營上取得突破。
事實上，當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政策方面因素將成為制約市場發展的根本問題，所以嘉德和保利聯手進駐中國香港是一連串事件，而不是孤立的。
一個最明顯的原因是，稅收和進入2012年以來的中國藝術市場的深層調整。在交易方面，內地比中國香港地區有著明顯的稅收劣勢，隨著內地拍賣和收藏市場的成熟，流傳有序的拍品更受青睞，更多的是在拍品回流的情況下，這樣的稅收劣勢就更加的明顯。而從嘉德和保利在港相繼舉辦的首拍來看，都取得了滿意結果，這或許是一個好的開始。
另一個更長遠的目標在於，雖然國內拍賣行業在起步階段完全照搬國外並將其拍賣規則固化為法律條文，但是長期以來，國內市場在一個封閉且快速成長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拍賣文化和拍賣政策，而走到今天，這樣的拍賣文化顯然已經難以為繼了。
不僅是內地的兩大拍賣行進入中國香港，在港的蘇富比拍賣行也通過內地的歌華文化發展集團進駐內地，兩者聯手合資成立了蘇富比(北京)拍賣有限公司。在這場聯姻中，雙方共同出資1000萬，中國香港蘇富比佔比八成，選址在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相比嘉德和保利在中國香港的首拍，蘇富比(北京)的首拍則更具象徵意義。事實上，歌華文化方面表示，蘇富比此次進軍內地市場，並不想去競爭普通拍賣，雙方合作為的是保稅拍賣。而這也再次凸顯了內地在藝術交易政策方面的掣肘。
文交所的困獸之鬥
從2009年上海文化産權交易所正式掛牌，到當年9月天津文交所一炮而響，再到國務院和中宣部連續發文，在中國證監會牽頭其他部委實施人人過關式的檢查背景下，各地文交所總量突破70家，野蠻生長的“文交所”僅僅在過去的一年中就經歷了由生到死，又起死復生的戲劇性轉折。
對於“文交所”在過去一年所經歷的種種波折，藝術圈、媒體圈普遍持有一種否定與厭惡的態度。
去年2月，中國證監會牽頭其他部委成立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工作會議暨部際聯席會議，明確開始對全國各“文交所”展開清理整頓，而清理整頓的具體工作則下放至各地方政府。事實上這形成了自己審批自己的局面，有各地方政府在背後撐腰，文交所在未來的蓬勃發展將是必然。
另一方面，文交所內部也在分頭突破之後開始走向聯合，隨著市場、機構、人才、資金和技術等在聯合之後凝聚到一起，文交所將發生質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也將在今年上半年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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