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藝術區在作為各地文化産業項目規劃中的特色項目時，往往兼具著文化屬性和商業屬性。在政府與商業資本對藝術區項目不斷加大産業投入的同時，社會對該區域文化産出的需求也不斷增大。長久以來，藝術區的發展也糾結于文化定位的純粹性與兼顧經濟效益的矛盾之中。如何解決好文化定位與經濟利益之間的關係，協調各方利益是藝術區未來發展必然面對的難題。
在對國內多地藝術區調查後，記者發現，在一些藝術區成功的案例中，政府政策的傾斜、經濟利益適度讓位於文化發展，運營管理者採取“以商養文”的策略，在協調經濟效益與文化發展的矛盾關係中顯得尤為重要。
藝術産業萎縮後的復興
中國的藝術區，雖然一開始就是以西方後工業化藝術區域聚集為樣板，但是在1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伴隨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發展而有著自己的發展條件和生存軌跡。
2005年，被稱為中國當代藝術井噴之年。隨著中國當代藝術品在國際藝術市場的持續走高，藝術市場在中國也成為一個發展迅猛的行業。一、兩年後，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幹山50號、紅坊，成都的藍頂，重慶的坦克庫、黃桷坪，昆明的創庫，西安的紡織城等等藝術區，紛紛打造成型。然而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當代藝術市場萎縮，藝術區內畫廊、藝術機構、藝術家紛紛撤離。除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幹山50號等相對規模較大、較為成熟的藝術區之外，其他藝術區幾近蕭條。
2010年被稱為文化産業元年，藝術區在挺過金融危機的兩年之後，隨著中國畫廊業的復蘇也開始逐漸回暖。據統計，截至2011年底，我國畫廊總數已達1600多家，保持著年增長近10%的迅猛勢頭。在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産業的助推之下，藝術區似乎又迎來了第二個春天。
然而，今年4月北京發生了海關藝術品查稅事件，似乎預示著藝術品行業的新一輪動蕩已經開始。雖然，早先就有業內專家指出，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一、二級市場倒挂、行業監管缺失、評估保真體系缺失等都將制約行業發展，但是，“中國當代藝術新的冬天即將來臨”也成為唱衰新一輪藝術品行業的主要論調。策展人、批評家顧振清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曾指出，中國藝術市場建構的不是很自然，有投機性、炒作性。這種投機性和炒作性實際上是把中國藝術作品未來的升值空間提前消費、兌現了。這之後必定會有一個寒冬期。“現在進入市場的很多投資人與兩、三年前進入市場的投資人不一樣，他們可能得忍受投資回報長期無法兌現的磨礪。”顧振清説。
顧振清認為，藝術市場不振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以畫廊業為代表的中國藝術市場，一直是以低利潤的運作方式勉強維持。藝術市場是一種特殊的經濟領域，需要政府方向性扶持、政策性傾斜。顯然，政府目前對畫廊業的支援不夠(特別是在稅收方面)，將會進一步導致行業萎縮。
如果藝術區的産業依託是以畫廊業、藝術商業機構為主，那麼，藝術市場的繁榮與衰敗必將影響藝術區的産業發展。然而，近幾年，國內發展相對健康成熟的一些藝術區，在經歷了市場的大起大落之後，逐漸發展成藝術區內的商業機構與藝術機構共榮互補的局面。
2005年，上海市政府將位於上海淮海西路570號的原上鋼十廠，改建成為開放性、公益性的公共雕塑藝術中心——“上海城市雕塑藝術中心”。此後，在該區域內，由上海紅坊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作為經營管理者，將該藝術區逐漸發展成為以文化藝術園區為定位，集民營美術館、藝術機構、畫廊等文化機構，文化公司、設計公司等“泛文化機構”，以及餐飲、娛樂等經營性單位為一體的創意産業園區。紅坊的成功為未來藝術區的發展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樣板。
藝術區産業項目形成的條件
紅坊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鄧剛向本報記者介紹，紅坊藝術區項目的形成具有一定偶然性，但經過多年的理念和實際操作的磨合，紅坊藝術園區內已經形成相對穩定的産業業態。儘管如此，在他看來，産業園區定位於文化，“風險仍然比較高”。
鄧剛告訴記者：“藝術園區首先是要有特定的目標客戶群體，不是所有城市都能發展得很好。只有在一線城市和部分文化較發達城市，在已經具備一定文化氛圍的情況下，才有發展藝術園區的需要。因為一個城市的文化氛圍決定了城市的文化消費群體。”他認為，目前文化藝術園區的定位，在中國還是處於初級階段，不是所有城市都可以拷貝。
其次，鄧剛認為，文化園區的定位，相比一般的商務園區更難。文化藝術真正做到運營良好是個艱苦過程，不能指望有太大的盈利前景。“只要定位於文化就要適當放棄過高的盈利目標。這是有很大的阻力和很高門檻的。”
以紅坊藝術區自身的發展經驗，鄧剛建議在藝術園區打造過程中，必須有社會資源、文化藝術資源的機構介入。“必須能堅持。因為始終會遇到效益和業態的矛盾。機構的入駐有門檻，門檻的高低決定誰的進入。這是個很痛苦的過程。經常會遇到利益和主題的衝突。”
最後，他認為，藝術區的運營要做很多工作，打造藝術區的軟硬體，並非一勞永逸，後續仍需要做大量工作。“這包括要求藝術區內機構參與社會互動，使業態之間有比較好的關聯性。”他説，“每年除了運營，我們要圍繞一些主題做很多工作，投入很多的人力和財力。”
由此可見，藝術區項目的開發與運營，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很多配套環節和運營投入。在其中，文化機構與商業機構的業態平衡是藝術區發展的重要難題。
文化與商業的生態平衡
鄧剛告訴記者，目前，真正給紅坊藝術區帶來盈利支撐的是那些“泛文化機構”——一些跟文化藝術、創意有關聯，但盈利模式比較傳統的公司和企業。“比如設計公司、廣告公司，甚至香水研發類公司等等。這種公司其實是園區的最主要客戶，他們的收入很穩定。但他們所有的收入部分，是産生於園區之外的業務。”
據他介紹，紅坊藝術區目前的畫廊、民營美術館等有8家，而“其他機構”則約有80家。也就是説，儘管紅坊藝術區的定位是文化藝術産業，但支撐這個産業運轉的卻並不是藝術産業。
據了解，目前上海的藝術區大多是有專門的機構、企業進行組織運營。鄧剛告訴記者，“上海的"莫幹山50號"和"紅坊"藝術區的項目區位都是在城市的中心區位，商務成本比較高。所以企業對園區的效益考量會更剛性一些。”這就意味著，在保證有效運轉的前提下，這樣的藝術區並不能為資金投入有限的藝術家個人工作室、非盈利空間等提供更多便利。
儘管，在莫幹山50號，仍有一些藝術家租賃工作室，但是對於市場化程度高的藝術區來説，一般的藝術家個人很難待下去。而對於像紅坊藝術區這樣市場化運營程度較高的區域，一開始的入駐就是以機構為主。
但同時，鄧剛表示，為了保證藝術區不喪失文化藝術的定位。藝術區要對園區內文化機構進行一些政策扶持。儘管，入駐紅坊的藝術機構只有8家，但所佔園區租用面積就達到35%。鄧剛告訴記者，在2009年畫廊業最不景氣的時期，藝術區內的一些藝術機構也曾發生房租拖欠、以藝術品抵押租金，甚至最終撤出的情況。
“情況最好的時候是2006、2007年。那時候，一些畫廊賣一幅畫就能把所有的房屋成本和運營成本解決掉。但後來，畫的溢價也沒那麼高了，情況越來越不如意。這個跟當代藝術的波動有關。現在的畫廊經營狀況也只能説是一般。”鄧剛告訴記者。
最近，為了維護紅坊藝術區的文化資源，藝術區運營管理方組織園區內多家畫廊成立紅坊藝術區畫廊聯盟。目的是將園區內的畫廊資源整合，增強凝聚力，形成契約關係，合力做事。
從藝術區到文化産業園區
無論是以城市開放性、公益性為目標，還是以文化藝術、創意産業為目標，甚至是以商業展銷、文化娛樂為目的，藝術區在納入到文化産業項目之中的時候，其公共投入與運營收益之間的協調平衡，商業與文化間的矛盾或互補都是擺在經營管理者面前的難題。而政府在其中的資源投入、調配和協調管理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北京大學文化産業研究院副院長向勇認為，在文化産業園區建設中，政府應繼續加大對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的投入，同時加強文化産品的産出。“我們文化活動以及文化産品的數量，構成了我們真正的文化繁榮。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應該反對利用文化圈地來進行所謂的園區建設，反對"只見大樓不見文化"、"只見硬體不見內容"的産業園區發展模式。”
向勇認為，政府在推動文化産業當中扮演的角色應當是公共管理和經濟調節。政府應當營造一個有規則競爭的文化市場環境，也要對公共文化服務加大配給效力。
向勇向記者表示，“任何事情都有正面和負面，這樣做的好處是我們認識到了文化産業的商品屬性——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一體兩翼，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和經營性的文化産業。但是文化發展並非涇渭分明，公共文化事業是一部分，盈利的文化産業是另一部分。實際上，它們之間是有交集的，形成半公共産品和半私人産品。”在他看來，文化産業園區其實扮演的就是這個角色，把應該純粹由政府建設管理的公共文化服務，變成政府和私人企業的合作，這其中有一定的公共性，但也有一定的盈利性。園區就應該解決如何協調半公共、半私人空間的問題。有的園區是公共資訊平臺，有的是公共技術平臺，有的是智慧財産權平臺，“"園區"這個産品不完全是公共的，也不是完全私人的。”他説。
向勇將文化産業園區看做是一個半公共、半私人空間的“新公共空間”。“這個文化産業園區交換的是什麼呢？交換的是私人和公共部門圍繞公共利益進行轉換的公共産品，或者轉換成為私人産品。有了這個轉換，就會有風險，所以政府才要出資搭建園區，而不是政府建園區跟大企業要稅收、要産值。這是傳統工業園的思路，是錯誤的。”他説。
在向勇看來，對於當地的市民來説，公共空間就要考慮到相關利益者。一個文化産業園區要有各類的公共博物館和私人博物館、公共美術館、私人美術館，甚至有一些名人故居，而不是簡單地建新大樓引進企業。“在我看來，這些不是"文化産業園區"，就是純粹的"産業園區"。如果不是基於文化資源生長出來的文化園區，就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化産業園，只是冠以文化産業的名字而已。”
藝術區從發生到發展，在中國僅僅走了十幾年。伴隨著文化産業項目的興起，藝術區的未來，道路還很漫長。從最初的自然形成，到當下有意識地打造跨藝術與商業兩界的藝術區，在城市的文化生長與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為人們所認識和重視。它所具有的文化定位與經濟運營這兩個屬性，看似矛盾，實則共存共榮。而只有商業為藝術讓渡一定的利益，為它的發展提供空間與支援，藝術才能夠以其獨有的文化力量，滋養整個藝術區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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