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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暫無大藏家 藝術品買家多為二三流富豪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2-05-23 13:30:39 | 文章來源: 《中國企業家》

失“范兒”的收藏家

雖然中國已經有一支龐大的收藏大軍,但在採訪這個行業的各色人物時,卻沒人説得出中國有誰能真正稱得上是“大收藏家”。

“傳統意義上的概念最低的標準就是一代人不賣,賣的話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現在很多所謂收藏家就是個商人,買來很快就賣了,這不能算收藏家。”馬未都説。包銘山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才30多年,富了也就最近十幾年,“再富20年、30年看看?”

上海長樂集團董事長李建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1980年代,他憑興趣開始收藏各种老物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會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記者見到了第一代“愛迪生”老唱機,樣式古樸大方的第一代西門子冰箱,明代的石獅子。1990年代,他開始收藏字畫。“收藏實際上是很享受過程的。”李回憶説,拍賣前要參加預展,會約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畫的背景、藝術家要表達的意思,然後判斷真偽。“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因為你記憶裏有這樣一段。到手的會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會一直惦記著它。”

像李建忠這麼有“古典範兒”的收藏,已很少見。現在他有不少身價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個經理去參加拍賣,回來拿個清單看一眼是什麼就收起來了。”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藏品品質很有問題,“東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準去看,覺得很多是有問題的。”

幾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參加藝術品拍賣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畫也就幾十萬,現在動不動就是千萬,你還怎麼買?”每一次社會財富結構的變化,以及藝術品價格的上漲,都會帶來參與人群結構的變化。

1990年代,活躍在中國收藏市場的,主要是港臺商人。“因為價格便宜,他們是一車一車地買。”董國強説,江浙一帶做實業的企業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買家。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使得一批海外買家銷聲匿跡。從1997年到2002年,藝術品市場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價格和每年成交額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但是這幾年買家的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內地的買家逐漸取代海外的買家,成為主力。”董國強説,很多房地産富豪都是那個時候進入市場的。“2003年‘非典’之後,藝術品價格突然爆發,與買家的結構變化有很大的關係。”

從2005年起,馬未都感覺到自己在拍賣市場已經“玩不轉、買不起了”。資本對於藝術品市場的影響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轉的分水嶺。2009年保利春拍,劉益謙1.69億拍得的《十八應真圖卷》,直接把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帶進“億元”時代。高品質的收藏徹底地成為財富金字塔頂上的人才玩得起的遊戲。“就像是鯊魚和鯨魚們在海面上把獵物分了,海鷗盤旋著下來揀點剩下的。”馬未都説,很多像他這樣的人都成了“海鷗”。

就像劉益謙製造的一個又一個億元天價一樣,他註定會成為這個行業最有標誌性、最有爭議的人物。2011年齊白石的《松柏高立圖》帶來的巨大財富效應,讓劉成為藝術品投資的代表人物。“所有的人都只關注我賣出,不關注我還在買進。”劉説。就在賣出兩天之後,他花費8000多萬拍到陳逸飛的代表作《踱步》,此後又花費一億買入宋代一幅書法作品。劉益謙的解釋是,“今後的收藏會更傾向於古代和當代的作品。”

“現在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東西,來表達我是投資、投機還是收藏。”劉益謙説。他的這種狀態在做收藏的企業家中很有代表性。富裕起來之後裝點門面、投資投機獲利、主動喜歡或者後來忍不住喜歡,都是這些企業家做收藏的動機。“基本上我們這代企業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劉益謙説。成長中經歷過“文革”,30年前從一窮二白開始起步,“這30年企業家的精力都放在企業的發展上面,説句不好聽的,主要在逐利。大部分人,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在哪。”

自從1994年參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賣之後,劉益謙就和藝術品市場結下不解之緣。在這將近20年的時間裏,劉益謙積累的藏品規模已經非常龐大,其中有多件國寶級的藝術珍品。僅2009、2010年,他在藝術品投資市場就砸下20億元資金:2009年投入近13億元,拍品囊括了拍賣成交額前十大藝術品中的四件,包括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吳彬的《十八應真圖卷》等珍貴的藝術品;2010年,在拍場投入近七億,其中以3.08億拍得王羲之的草書《平安帖》。劉益謙的夫人王薇是油畫市場最大的買家之一,曾有人戲稱,“一旦王薇停止購買,價格立刻就會下降。”

藝術品市場像劉益謙這樣的大買家,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上海民申企業集團董事長鄭見明是其中之一。他和劉益謙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資領域。鄭為人低調,很少露面,主要委託上海天衡拍賣公司老闆陳鬱幫忙競拍。新疆廣匯集團也是大買家,主要收藏從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現代畫家的作品。但從2010年開始,劉益謙也感覺到市場裏面“下手狠的越來越多”。

馬未都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乃至華人圈子裏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講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誠在馬未都的家裏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價四萬,馬未都主動打了六折,李嘉誠依舊砍價。“最後我説可以送給您,但是價格不能再低了。他才買走了。”另外一位華人首富郭臺銘,和李嘉誠一樣零零碎碎地買過一些藝術品。“台灣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著賺錢。”而首富頻出的網際網路新貴,幾乎沒人做收藏。“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沒興趣。”而在國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馬未都第一次在美國西雅圖博物館見到比爾·蓋茨的繼母時大吃一驚,“金髮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台灣學的中文,是中國陶瓷方面的專家。”西雅圖博物館因為比爾·蓋茨基金會的支援,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講,這不能怪中國的企業家。”上海震旦博物館總經理賴任辰認為,這些國外企業家從小就看博物館、美術館長大的,本來就有這個素養。而且國外有很完整的藝術品交易機制,上中下游的機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資訊比較全面。“所以當一個有錢人要做這件事情,很快就有專家來協助他。”賴任辰説,在中國,“企業家就算要收藏其實也是很孤單的。”

事實上,企業家做收藏不但孤單,而且需要膽量。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為這是一個充滿欺詐、深不見底的市場,一張畫就能讓人傾家蕩産。但這又是一個“沒有騙子就不存在的市場”,且古今中外都如此。“北京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弄個四合院,專門騙企業家。行話叫‘殺豬的’。”一位收藏界人士説。1990年代,新疆廣匯集團董事長孫廣信因為在假畫上吃過虧,才想到請業界知名的行家包銘山幫忙打理。劉益謙見過一些這樣的人,“他們也有錢,但就是要推薦你買假畫。為什麼呢?就是一種騙人的成就感。”

“從這個角度看,有時候我反而佩服大陸的企業家,他們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願意做這麼大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賴任辰説,對於大陸收藏界的問題,“其實某種程度上看是正常的,只不過他們速度太快了,很多東西根本來不及想。”震旦博物館由台灣震旦集團董事長陳永泰開設,他是台灣頂級收藏家,在玉器、佛像、陶俑的收藏上頗有建樹,曾兩度擔任台灣頂級的藏家組織“清雅集”主席。成立於1992年的“清雅集”幾乎匯聚了台灣收藏界的頂級藏家,這些人同時都是台灣最大的企業集團領導人,據稱可抵“半個台灣”。

“中國的大收藏家主要在港臺地區,尤其是台灣地區,他們很有中國傳統文人收藏的風範。”董國強説,“台灣馬志林收藏的瓷器、林百里收藏的字畫、曹興誠收藏的青銅器雜件,都是世界頂級的。像這樣的收藏家,台灣至少有10個。”他舉例説明什麼是“世界頂級”:“林百里收藏的古代書畫是什麼樣的水準?除去台灣故宮、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全世界應該是不超過五家博物館能超過他。他收藏的張大千作品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傅抱石也應該是數一數二的。”

徐其明認為,時間、機會決定了中國大收藏家可能很難做出來。“現在好一點的藝術品都要5000萬以上,機會已經越來越少了。”包括徐在內,目前已經成型的這些大陸藏家,都是從1990年代初就開始做收藏。台灣的大收藏家們基本都是從1970年代開始收藏,“那時候他們都敢花500萬去買件東西。”賴任辰介紹,陳永泰的收藏已延續40年,現在偶爾參加拍賣都是查漏補缺,“沒有收藏家的藏品全是靠拍賣來的。都是細水長流、日積月累形成的。”

除了收藏規模,“台灣收藏家對收藏的認識,對自己藏品的認識,甚至對美術史、藝術史的認識,都研究到一個非常高的程度,或者説他們自己就是專家。”董國強説,中國大陸雖然現在已有一些收藏規模和水準不錯的藏家,“但從這一點來講,大陸的藏家還很欠缺。”4月2日的蘇富比春拍上,北宋“汝窯天青釉葵花洗”以2.0786億港元成交,較拍賣前估值底價高逾三倍。徐其明看到這個新聞,立刻就知道這件珍品一定是港臺的藏家買了。大陸的瓷器藏家比較了解清三代的東西,港臺的藏家才肯出這麼高的價格,“因為他們了解,他們有底氣。”

台灣收藏家的風範也令徐其明印象深刻。“他們都是很低調、謙遜的人。”徐其明回憶起早年參與國際拍賣市場時與台灣收藏家的一些往事,“如果他們手裏有類似的東西,一般會讓著我。他們覺得大陸好不容易有個做收藏的。拍賣完了後會過來跟我握手,恭喜我。”徐其明和港臺的很多大收藏家後來都成了朋友,成為那個圈子裏十分少見的大陸人。“我們現在的拍賣是劍拔弩張、你死我活,想的都是‘你資産比我少,憑什麼跟我爭?’沒有想過這個藏品對我有多重要,會不會增光添彩?我們的心態跟港臺的收藏家完全不一樣。”

“如果硬要説兩岸收藏家為什麼不一樣,我認為可能是時代背景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賴任辰説。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台灣是沒有斷層的。“所以台灣的整個文化氛圍,是可以讓有心的企業家去理解這些文化的東西。”

但也有一些收藏註定只能在大陸,台灣的收藏家永遠也做不到。1990年代,退出書畫收藏後的李建忠,因為生意中室內裝修業務常用到古代建築構件,接觸了古民居。從那時起,他在江浙、安徽、山西等地一口氣買下200余套明清時期的古宅,所有的梁柱榫卯甚至磚頭瓦片都按編號整理,運回上海的倉庫。每套宅子都有厚厚的影像、文字資料。今年下半年,100多套經過清洗、修復、還原的老宅,將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上海浦西江邊,延綿2.5公里。它們與浦東洋氣十足的摩天大廈遙相呼應。

“那時,有錢的人家基本都把老房子拆了,住老房子的都是經濟條件比較差的,房子的環境都很糟糕。現在回頭看,我是搶救了一批中國古建築。”對於無意間做成的這件事,李建忠很有成就感,“覺得自己這一生做了一件事。”從這些修復後的精美建築裏,你能看到一個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的、幾乎徹底消失的中國,那種濃烈的中國風格和氣息能觸動內心一種遙遠而親切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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