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所謂“宋徽宗趙佶瘦金體《千字文》”的書法作品在深圳拍出了1.4億元的高價，被書畫鑒定權威指認為應是贗品或摹品。如果不談洗錢做局等因素，僅從鑒定角度分析這一作品其實也有很多話題，比如——“眼學”。
對於這件作品在徵集中到底由哪些專家鑒定，拍賣方表示不能透露。事實上，在文物書畫鑒定中人們過多依賴、迷信乃至神化被絕對化的標型學——“眼學”，已經和正在損害著我國的文物事業。除了這次的1.4億元的宋徽宗《千字文》，還有幾個月前曝光的幾位文物鑒定大師圍著一件被玻璃罩著的新做的金縷玉衣看一遍就做出“漢代珍品”的判斷和“價值24億元”的評估。
傳統的標型學鑒定方法有三大要素：一是以標準器為鑒定參照物，二是以鑒定專家的見識經驗為依賴，三是主要靠個人的眼睛來判斷（也加上人的其他感官）。這就難免發生問題:
首先是作為參照標本的標準器本身就是個變數：不斷被發現、被證明、被公認的新的文物在不斷加入標準器的行列，同時有些以前認為是標準器的東西，例如博物館裏的陳列品被質疑、被否認、被清除出標準器的範圍。其次傳統標型學以鑒定專家的個人經驗為支撐點，而任何專家的個人經驗對於浩如煙海的形形色色的文物來説，只能是滄海一粟，在標型學獨步天下、一錘定音之時，那些存在於鑒定專家經驗之外的奇珍異寶隨時會面臨被槍斃的厄運。再次，作為標型學鑒定方法實施的主要載體的人的肉眼的功能，卻必然隨著專家的老邁而逐漸削弱：當史樹青、楊伯達等古稀老人步履蹣跚地圍著金縷玉衣打轉並力不從心地捕捉幾米外的模糊影像時，你還能指望他們能夠得出多麼精準的鑒定結果麼？
毫無疑問，正如文藝創作中的靈感思維，文物鑒定的眼學確也有某種猶如明代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雲的“非關理也，非關書也”的“別才、別趣”，鑒定專家的慧眼也確為常人難以企及。問題是，時代在前進，造假方法利用現代科技而今非昔比，過度依靠眼學，就不可避免地上當受騙甚至發生“24億元天價金縷玉衣”的離奇事件。
其實，和“24億元金縷玉衣”事件性質相同而不易察覺的類似事情經常發生。一些電視鑒寶節目中，專家基本不需借助任何儀器而憑其直覺立竿見影地判斷文物的真偽和斷代，就難免出錯。
例如，收視率頗高的北京衛視《收藏秀》在“去偽存真”的大旗下，用“生死合同”將持寶人的寶貝的命運掌握在三位專家的手中：或金牌褒獎或粉身碎骨，全看專家意見如何。撇開《收藏秀》的“生死合同”的合法性暫且不説，就在公平合理的層面上説，僅憑專家所謂的“底足有明顯作舊痕跡”、“呈現代化學彩的色彩”、“胎質疏鬆”、“畫工不夠精美”等難以量化的、完全可以見仁見智的純個人主觀的判斷，就一錘子砸了人家的寶貝，難道不過於輕率麼？——做舊痕跡和使用痕跡如果不借助顯微鏡等儀器往往很難用肉眼看清；清代的洋彩其實也是化學彩；疏鬆和緻密是相對而言的，何況疏鬆的不一定就是現代倣品；古代的畫工往往並不比現代倣品精美。假如“生死合同”加上“持寶人不服，可將瓷片作熱釋光檢測，如證明為真品，則電視臺按報價雙倍賠償”，那才叫把“去偽存真”進行到底呢。
不禁聯想到不久前央視《尋寶》的“走進長春”節目，耿寶昌嫡傳弟子、“原陜西省文物鑒定委員”丘小君先生稱一件乾隆篆書款的瓷器是倣品，理由是“乾隆的篆書款的‘制’字左上方有五豎而倣品只有三豎”，説完還和邊上的蔡國聲先生彼此得意地會心一笑。筆者查閱台北故宮博物院近年出版的《華麗彩瓷乾隆洋彩》，結果是：作為台北故宮博物院頂級寶瓷的“乾隆洋彩玲瓏轉旋瓶”（216頁）、“乾隆洋彩黃地洋花方瓶”（118頁）、“乾隆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膽瓶”（134頁）等十二件毋庸置疑的乾隆官窯瓷器的篆書款的“制”字左上方均為三豎！就憑這一條，丘小君就要槍斃台北故宮博物院十二件稀世珍寶以及民間收藏的許多同類國寶？丘先生不明白篆書“制”的不同寫法早在乾隆之前就已經存在，左上方寫五豎或者三豎都是可以的，二者在審美意味上的微妙差別屬於高雅的文化情趣，和鑒定乾隆瓷器真偽無關（具體到該瓷器的鑒定，不妨從其使用痕跡、老化痕跡等作痕跡學的研究）。如果此君只是在國外的古玩經紀活動中實施他的這種偽方法，其危害是有限的，然而他殺回中國，以央視首席國家級瓷器鑒定專家身份，在央視文物鑒定節目中推廣他的絕對錯誤的鑒定方法，其後果就可能是災難性的了。
蔡國聲先生可謂敢説敢當，在文物鑒定方面經驗豐富、見多識廣，可惜在央視《尋寶》中在“眼學無敵”的耀眼光環下有時語出荒唐，令人扼腕。他瞪大眼睛對著一尊犀雕佛像質問持寶人：“佛教是反對殺生的，怎麼會用犀牛的角造佛像呢？！所以你這個肯定是假的。”問得令人啼笑皆非（犀雕佛像司空見慣；用犀角雕怎麼等同活殺犀牛？）。在“走進蘇州同裏”節目中，蔡先生拿著一組他認定是清早期製作的象牙牌，説上面雕刻的是北京頤和園、圓明園的風景。（而頤和園、圓明園是清代中期才建成的！）……
我們不會因為丘小君先生、蔡國聲先生的失誤而否定二者在文物鑒定方面的成就；我們要説明的是“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不能迷信、神化建立在個人經驗上面的眼學。讓人們意識到文物鑒定領域由眼學獨步天下是不利於文物事業發展的。
不可一世的眼學的根本問題在於其庸俗性和去文化性——所謂庸俗，就是平庸粗俗，它的反面是“高雅”、“細緻”。晉代葛洪説：“庸俗之夫，暗于別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麥。”（《抱朴子》）他用非常通俗的話表明，對事物的粗疏辨別就是典型的庸俗。因為從本質上講，任何科學在於區別，文物鑒定特別講究細緻的辨別。如果説，一千多年前的“庸俗”尚且以分辨“朱紫”、“菽麥”為標準，那麼，在各種和文物鑒定相關的科學、學科高度發展的今天，文物的科學鑒定就更應當是一個無限豐富多彩、無微不至的文化活動，它可能綜合考古、審美、歷史、文學、宗教、民俗、法律、醫學、物理、化學、生物、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識體系，絕不能僅依賴“囫圇吞棗、立辨真假”的眼學，而應當用痕跡學、審美考古學等多種方法。現代科技的發展和多學科的交融向我們提供了文物鑒定更加精細、準確的可能性。新時代要求我們，不僅要鑒定出“是什麼”而且還應當解讀出“為什麼”，才能夠使文物鑒定更有文化含量，更接近真理。例如，當我們用放大鏡、顯微鏡仔細觀察犀雕作品時，不僅要注意“竹絲紋”、“魚籽紋”是犀角的重要特徵，而且要搞清楚“竹絲紋”、“魚籽紋”是作為類似頭髮、指甲的聚合角蛋白的犀牛角所特有的、輸送養料的毛細管的縱剖面和橫斷面（而牛角是骨骼和角質化皮膚的衍生物，因而沒有這種毛細管，也就沒有魚籽紋），我們就不至於信口開河、不知所云，就能夠做到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
所謂“去文化化”就是在文物鑒定中拋棄文化的思考而簡化為單純的技術活動。任何文物都是歷史文化的載體，是古人審美意識的物化。任何文物鑒定都是對歷史資訊和審美符號的研究、解讀，而不僅僅是個“東西對不對”的簡單結論。説“東西對”不能語焉不詳，要説清楚“對”在哪，要爭取舉一反三地還原出創造這件文物的古人的生態，並且從中吸取有益的精神養料，這才是我們鑒定文物的主要目的和樂趣所在。眼學的庸俗性必然導致對文化審美層面鑒定的浮光掠影、淺嘗輒止甚至導致因文化內涵的缺失而得出錯誤的鑒定結論。丘小君根據其個人經驗草率斷言乾隆官窯瓷器篆書款的“制”字的左上方一定是五豎,其根本原因正在於他對乾隆篆書款的認識停留在感官的層面,乾隆崇尚復古,喜歡以篆書為款。篆書中“制”的左邊寫法歷來就不拘一格,既可五豎亦可三豎,《康熙字典》標注的“制”字就是三豎。丘先生憑其狹隘的個人經驗以“五豎”為標準來鑒定真偽,拋棄了必要的文化思考,實屬“眼學”去文化化的典型案例.
眼學是一種重要的鑒定方法，眼學專家的經驗是寶貴的精神財富。但真理朝前一步就是謬誤；眼學的獨步天下就必然造成“24億元假貨”的當代指鹿為馬。克服眼學弊端的有效方法就是用眼學、痕跡學、審美考古學等幾條腿走路，不拘一格用方法。唯如此，才能夠將眼學從日趨僵化的死衚同里拉出來。（作者係收藏家、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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