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功的投資者,當他由低到高地往“股神”級的聖壇上走時,總有人期待他的資本金隨之遞減。若某公有幸成為萬眾景仰的神人,追溯到起點他都得是個傻小子。這裡麵包含了人們對兩種品質的欣賞—堅持和簡單,和一個令人神往的創富模式—白手起家。
藝術投資者首先是個投資者,其次才是個同藝術打交道的人,無可厚非地遵循關乎投資者的種種設定。為了成為一個好的投資人,大家都在馬不停蹄地學習投資大師的語錄,溯其源頭,被人總結為兩句話:盛世巴菲特,亂世索羅斯。巴菲特的投資聖經還可概括為一句價值投資模式。索羅斯的投資風格也可縮成“投機”二字。
藝術品與金融産品又有許多不同,巴菲特和索羅斯在這裡無法大包大攬。一個好的投資人未必能從藝術品市場全身而退,首先白手起家就根本不可能。
許多人抱怨説,藝術收藏在國內已經讓位給藝術投資。但是放眼全球,當一個又一個俄羅斯億萬富豪帶著提款機入場、在藝術品市場掀起狂風巨浪時,誰也不好説那不是投資,而是純粹的愛國收藏。所以把收藏家與投資者之爭還是暫時先放一放。
同樣,在評定一個藝術投資人是否具有影響力時,除了投資眼光、投資收益這種首要因素外,觀察者也不自覺地發現那些排位靠前的投資人多數也是福布斯富人榜的常客,即billionaire。億萬富豪選擇風險最小的億萬藝術家,適得其所,意思就是國內版的劉益謙“我只買最貴的”。
一項與天價藝術品天價收益唱反調的研究,來自紐約大學的兩位研究者,梅建平和邁可摩西斯。兩人總結出一個“梅摩指數”,用來測量藝術品價格走勢,並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説:“如果你將藝術市場按照買價分成三等份,上面1/3的增值幅度不如中間1/3,中間1/3的增值幅度又不如下面的1/3。”可即使這個結論為真,也不能説明投資價格中下的藝術品會幫你省掉很多入場費,單筆砸向一個名氣不夠響亮的藝術家,恐怕沒人有這個勇氣。所以這個結論只能説對形成投資組合有所助益。
藝術市場的興起,從某種程度上説,得益於股市和房市的失利。這裡的確不太會害人變成紅綠色盲,只是潛流暗涌。無論按照哪種投資觀點,有兩個問題總是會被問到:是否好到可以入手和價位是否合理。
巴菲特2008年最懊惱的事是在石油價位正高時買入,這讓他和股東損失了不少。索羅斯則剛好相反,賺了一筆。不過,這兩個問題在藝術品市場上都難以回答,可知的是當代以前的藝術家地位已定,而一位當代藝術家能否再紅五年還無法定論。他隨時會受到一個著名投資人出手的影響而下行,在沒進入歷史之前變成一場泡沫,從歷史中抹去。
你要如何像判斷一家公司那樣判斷一位藝術家呢,自我管理、理性、分不清是前進還是後退的創新?價位同樣不好説。在進入億萬時代後,最好的藝術品的價位是否合適,得看得手者能否第二天睡醒時依然不後悔。對於持手二三十年的建議,沒有人會聽,短線交易則讓增值風險變得更大。但是,賺錢的依然總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在人們總結歷年收藏家或説投資者收益時,一些人脫穎而出。
畢加索《拿煙斗的男孩》曾經的收藏者美國的惠特尼夫婦,整套收藏平均年增值率約為7%;甘茲夫婦報酬更高,他們于1941年以7000美元買下一幅畢加索畫作,到1997年出售時已經漲到4600萬美元。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國內的劉益謙、王薇夫婦,原來夫妻檔是一種這麼合理的投資夥伴關係,這一點倒是很好模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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