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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春拍“陳獨秀等致胡適信札”拍賣結果追記
今年嘉德秋拍的古籍善本專場上，出現了國家優先購買權的最新案例，有關專家表示，這個個案的順利實施，為完善國家優先購買權制度、充分體現文物的市場價值、規範類似的交易行為提供了實施細則。
事件回溯：
國家優先購買權新個案
在今年6月舉槌的中國嘉德春拍中，發生了一件關係拍賣交易制度的特殊案例：國家文物局發函通知行使國家優先購買權，優先購藏在嘉德春拍中以554.4萬元成交的第2833號拍品“陳獨秀等致胡適信札”。這批拍品來自胡適後人，除了這個拍品外，委託人還送拍了第2846號拍品“梁啟超致胡適信札”和第2857號拍品“徐志摩致胡適信札”。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拍賣預展期間，拍賣公司就在預展現場和相關網站發佈了《重要聲明》，聲稱“政府有關部門將對古籍善本專場中的部分標的，根據拍賣結果考慮優先購買。本公司于拍賣結束後七日內，將政府有關部門是否優先購買的決定通知相關標的買受人。”
據悉，如此方式的“文物優先購買權”這是首次採用。過去文物主管部門對拍賣市場所出現有必要國家收藏的重要文物，較多采用限定競買者方式，如規定只允許國家博物館和國營企業參與競拍。這次政府有關部門並不參與直接競拍，而是在拍賣之前發佈聲明，將根據某幾件拍品的拍賣結果考慮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這樣的方式被普遍認為既考慮了國家收藏的需求，也尊重和兼顧了委託方(出讓方)的利益不受損害。
歷史回顧：
《出師頌》收購引關注
2002年頒布的新《文物法》第58條規定：“文物行政部門在審核擬拍賣的文物時，可以指定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優先購買其中的珍貴文物。購買價格由文物收藏單位的代表與文物的委託人協商確定。”隨後，2003年頒布的《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定》第16條中又明確提出：“國家對文物拍賣企業拍賣的珍貴文物擁有優先購買權。”
2002年，國家採用“指定拍賣”形式，由中國一家文物收藏機構作為唯一的競拍者以2999萬元的高價收購北宋大書法家米芾的《研山銘》。業界不僅對此次政府有關部門成為拍賣過程中唯一的競買人頗有爭議，而且對收購價格也持不同意見。隨後也出現了“拍賣難道就是一場遊戲”、“拍賣怎麼成了走過場”等爭論。
2003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又行使優先購買權，以2200萬元提前收購了晉索靖《出師頌》。這一舉措也被業內人士認為是“缺乏競爭機制，影響文物實現其應有的價值”。甚至有輿論指責此舉有偷換“優先購買權”概念之嫌。
《研山銘》、《出師頌》的“私訂終身”所引來的特別關注和爭議，也給有關部門和文博機構出了難題。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在文物收購方面顯得格外謹慎。
臺前幕後：
文物局作了多種預案
據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宋新潮介紹，國家文物局決定收購這批信札後，曾經作了多種預案。首先是與持有人進行協商，但雙方在價格上一直未能達成一致意見。為了不再讓這批信札流失，國家文物局決定借鑒有關國家優先購買的做法，在國內的拍賣市場規範地行使文物的“國家優先購買權”。
業內人士認為，長期以來在拍賣之前商定價格的做法，已成為制約國家徵集珍貴文物的一個瓶頸。因為文物價格受市場波動影響比較大，而且即使是同一領域裏的專家也會給出不同的估價。所謂“優先”應該如何實行?價格應該如何確定?這其中有很多難以操作的因素。不過這一次，“文物國家優先購買權”首次正式規範地得以行使。這樣的方式既考慮了國家收藏的需求，也尊重和兼顧了委託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行使“優先購買權”是根據法律規定和市場經濟的原則，能進一步完善國家購買文物的規則。
專家點評：
類似交易進入新時期
中國嘉德古籍善本部的總經理拓曉棠對此作了點評，他表示：國家從1994年起就陸續出臺有關政策，為保護文物而限制國家一級二級文物的交易，只能由國家博物館圖書館購買，如當年嘉德秋拍推出的孫中山手稿，就是由國家優先購買的。
他指出，自拍賣法出臺以後，原來的政策失去意義，國家就由拍賣公司作為仲介與委託人交涉，在拍賣之前直接轉讓。如上海接收翁式藏書，故宮接收《出師煩》等案例就是採用這樣的做法。但從交易上看，這樣做並未讓文物進入市場，協議價格也未體現其真正的市場價值，買賣雙方都不滿意。
他表示，這次國家收購採用了新的模式，彌補了相關的缺陷。類似的做法在海外也有，而國內文物法上也有關於國家收購的優先權的規定。新的做法可以説提供了一個案例，為如何落實國家優先購買權提供了實施細則，可以説類似的交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應該會使以後的類似交易更規範和合法，私下交易將退出舞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