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過去的 20 世紀是一個趨“新”的百年,對於“新”的嚮往和追求已經滲入幾代人的文化血液中。九十餘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新思潮與新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指引了其後中國近現代美術的發展歷程,無論是 20 年代關於價值觀的“科玄論戰”,40 年代關於文藝民族形式的廣泛討論,還是 80 年代關於西方文化哲學的引進熱潮,在美術界都有相應的促動與反映,這種“新”已然散佈到意識、風格、媒材等各個層面。“新”意味著對於“現代”的探尋和對於傳統的再認識,更意味著知識結構的更新、風格樣式的探索與價值標準的嬗變。
關於學問與藝道的聯繫及其在一位藝術家身上可能産生的“化學反應”,在藝術史上中國古代傳統文人與畫家的關係,以及西方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關係中,已經在諸多過往的藝術大家身上充分驗證。事實上,知識分子的反思精神、研究意識與社會責任感,也正是一個當代的藝術家所亟需的。誠然,從某種角度來看,學習經歷也並不必然代表一位藝術家思考的深度,或者説,學院體系中“博士”乃至“教授”的頭銜並無法必然性地證明一個畫家是一個知識分子,具備知識分子的某些質素;但知識分子的問題意識、反思態度與精神追求,卻是一個當代藝術家應具備的人格。
與 2009 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天工開悟學院藝術家作品展》一樣,本次今日美術館的展覽依然關乎“新知識分子藝術家”這一特定身份與群體。時隔七年以後,這一群體的所面對的時代課題與文化症候似乎更為深刻與龐雜。我認為,在當下文化語境中,一個所謂的“新知識分子藝術家”歸結起來至少應具備以下三點精神特質:
首先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尤其在當下消費文化的時代語境中,面對後現代文化的去中心化、去精英化的趨向,是否具有堅持某種精英立場的自覺意識,決定著藝術家創作的基本走向。而獨立而完整的人格,是這種精英意識的基礎。20 世紀以來,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獨特的、具有高度意識的團體” ,在各種社會文化領域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承擔著相應的文化使命;儘管中國大陸學界對於知識分子與中國士大夫傳統的關係屢有討論和質疑, 但對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文化藝術發展中的作用已成不爭的共識。當然,精英意識絕不意味著一種高高在上的優雅的“權力”,相反, 深刻的挑戰批判、有感而發的抒懷、睿智的表達方式,或是一種冷靜客觀的視角,都是其在不同語境中的表現。此次展覽作品中不同風格的表現與嘗試,及其潛藏的對於藝術的嚴肅而精謹的追求,即是這種精英意識的閃現。
其二,對於藝術創作本體的研究精神與問題意識。身兼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並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一方面,作為一個藝術家, 藝術創作的本體規定性與形而下的媒材技法層面的探索,需要長時間的習得與體驗;另一方面,要把藝術創作的本體屬性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於人生與社會的終極關懷有機地融為一體,更需要藝術家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摸索與苦尋。二者之間的矛盾與可能陷入的困境,正如薩義德所擔憂的那樣,“知識分子的風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細枝末節中,而淪為只是社會潮流中的另一個專業人士或人物。”但無論如何,對於藝術創作本體的關注與鑽研,仍然是一個藝術家直接面對並需傾盡心力的首要任務,知識分子藝術家的不同在於他們對待藝術創作本體的態度,能夠遊走于形而上下之間, 並未傾其全力完全沉溺于純技巧層面的實踐,而是有意識地在作品表層的背後獲得某種“技進乎道”的超越與昇華,從中最大可能地寄託個體精神與社會關懷。
最後,藝術家的社會責任與使命意識,仍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作為一位知識分子藝術家理應具有作為“社會的良心”的知識分子的人格追求,基於這種人格精神所産生的對於當下事件與現象的求真意志與批判精神,以及對於“善”的社會倫理的自覺持守, 乃是長久以來各個時代與地域之知識分子的共同訴求。關於這一點, 無論是中國古典思想體系中儒家精神“克己復禮為仁”、“視天下為一家”的君子人格,還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保持研究意識與求知精神的獨立知識分子,已經匯鑄成了知識分子的傳統脈絡。同時,知識分子作為一群“生活在彼岸”的精神創造者,“他們的活動本質上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簡言之,就是樂於尋求擁有非物質方面的利益, 因此以某種方式説:‘我的國度不屬於這世界’(語出《新約•約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節)。”知識分子藝術傢具有天然的雙重屬性, 即一方面是超拔于塵世的觀察者,一方面又處於國族民眾與社會秩序中。如本次展覽中的作品題材,有的關注青年一代自身的生存狀況, 有的針對浮華躁動的當代消費社會,有的試圖在山水花鳥的古典精神中尋覓現代表達的可能,有的直接將視角投向現實社會的平凡民眾與弱勢群體。這種對於現實世界的關注與反思,都來自於一個知識分子群體所特有關懷意識。
俯仰游心,文脈丹青。無論是“聊寫胸中逸氣”的個人抒寫, “下筆使有萬卷書”的文人氣象,還是以藝術創作實現“興觀群怨”的社會關懷,新知識分子藝術家不應止于表層上兼具知識分子與藝術家雙重身份,同時還應在主動回歸藝術創作本體的同時,自覺葆有一種獨立而省思的精神信仰,一種對於週遭世界的批判意識與悲憫情懷,從而切實回應時代的主題。否則,如果單方面地陷入藝術家身份學歷的鑒定,或是學院派圖像模關於“知識分子藝術家”的判斷和闡述,都可能會淪為一個輕鬆而空泛的偽命題。
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劉建基譯,北京,三聯書店 2005 年,第 246 頁。
參見李澤厚對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討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3 年,第 251-260 頁。
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 2002 年,第 16 頁。
朱利安·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3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