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將中國的美術引領到了一個嶄新的境界。對古代繪畫成就中傳統成分的現代轉化與西方藝術思潮中現代因子的融合會通，使得中國畫的發展在迷叢中多元展開。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種更加開闊、包容的“創造型”形態逐漸為學界所認同，那種將中國畫學與來自西方的藝術觀念置於相互矛盾境地，從而導致“唯傳統論”和“唯西化論”的思維方式逐漸顯示出僵化。這就以更加積極的態勢促進了“創造性”在水墨藝術評判中的重要意義和文化價值，領航水墨進入到了“當代形態”。早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王彥萍就以一種雄強的話語方式進入到美術界的視野，憑藉創作的自信和卓越的繪畫才華風靡于那個時代“表現式水墨”的藝術潮流。從那時起，王彥萍就已進入到當代畫壇的前沿地帶。
在當代畫壇，王彥萍是一位“神秘”的人物。神秘一方面指的是她那特有的“若即若離”和“若隱若現”。20年前在中國美術館的個展使她一炮打響，在那個中西思潮碰撞交融的初期，一種對“現代”不斷追問和追尋的文化意識成為人們思想觀念上的共識，王彥萍也藉由那次個展將她對那個年代的美學思考、生命感悟和藝術實踐展現了出來，很受學界推崇。此後雖然她不斷地參加各種重要展覽，比如從“批評家提名展”到“水墨本色展”，從“世紀女性展”到“世紀之門展”，然而仔細回顧，又會發現她在以一種堪稱學術的姿態“現身”和融入當代水墨展覽史的同時，卻與這些年來的各種思潮和團體保持了一種“一臂間隔”的距離。她似乎更願意成為一個藝術事業上孜孜不倦、潛心於精神家園和語言本色世界中個體式的探索者，她藝術上的價值也就很好地體現在這種“即”與“離”、“隱”與“現”的張力關係中。在今天各種藝術觀念和方法的綜合借用使許多藝術家喪失主動的自我意識導致“流俗”的危險面前，王彥萍有意識地回避著什麼，以一種“神秘”的方式既保持了對於時代精神和公共價值的學術關聯，也能夠更加自由和自在地在個體獨立的心靈和精神世界挖掘那份真摯的純度。
王彥萍逃脫了老套的語言慣性，在另辟蹊徑的狀態中以一種自信的手筆展開了個體獨有、不可重復的藝術之路。正如她所主張的“創作就是一種發言，不能重復古人，不能重復西方，甚至不能重復自己”，王彥萍正是在這種嚴肅的學術要求下將自己藝術上的精神支點建基於個體生命存在狀態的真實感受，她曾敏感於藝術家畫室中的人與物、情與景，在那些常人所忽視的細節中“拾”到高速運轉的現代社會所遺失的心靈真我，將其轉換成滿幅的水墨圖像，那個系列在本次展覽中以“幻象”的名目重現。
大約在世紀之交經歷了西方世界的遊歷，她的藝術思考出現了分水嶺式的變化，傳統藝術的“空靈”與西方藝術的“極簡”引領她在空間上實現了轉型，她把“屏風”從畫室中獨立出來，發展為一種繪畫的符號，甚至將畫室和室外的風景、物件、人物“裝”進屏風內部，形成一種觀念性的“收藏”和構圖上的位置經營。近年，隨著對中西文化的差異和本土藝術現代性動態的深入體會，她更加清醒地産生一種文化上的自覺，開始思考中國藝術的文化因素。她將自己喜歡的古代傢具打散錯位到富有解構意味的屏風扇面中，在此過程中她重溫了古代傢具的雅致和簡潔。但是王彥萍的水墨創作絕不滿足和停滯在空間層面的平面意識和物件結構的分析排演，她要將對中國文化中特別是表現在當代社會中引起公共思考、觸發她心靈觸點的獨特“現象”展示出來。她最新的作品著重在屏風上“導演”各種人物的聚會場景，其中飯局、合影等聚會形式替代了屏風上的物象，在“起承”與“轉折”中導出一種別樣的“圖像折疊”和“觀念折疊”。中國的古典美學認為“道”産生“象”，在藝術創作上反對執著于孤立有限的“象”，因為那將使“象”失去本體和生命從而不能把握“道”。王彥萍的智慧在於，她筆下的水墨圖式沒有被人物聚會的場景再現、細節描繪所局限，她排除了“場景”中的孤立因素，在“取之象外”的觀念世界獲得文化思考上的感知，又將這種感知抽離了主觀判斷的單一表意和反映論式的話語方式，將其“折疊”進“屏風”的世界，這就突破了再現主義的“實象”範式，而十分巧妙地進入到具有觀念意味的“折象”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彥萍已經超越了傳統繪畫概念的邊界，真正投身進當代形態的藝術創造中去，她那別具特色的“折疊之象”也許比寫實性的“實象”更有助於表達和闡釋哲學意義上的世界“真”象。
這次展覽是王彥萍1992年個展後的第二次個展，將她這20年的水墨之途以早期“幻象”和近期“折象”分成兩個既相互關聯又各具特色的單元，在連續性的動態縷析中尤重向畫壇推出近期的新作。王彥萍所創造的“折象”聯通了當代水墨和當代藝術，具有雙重的學術身份，這對於中國美術建構“當代形態”的學術大道具有特別突出的意義，我們期待著她所創造的“王氏折象”在未來給我們帶來新的、永續的驚喜！
范迪安，中國美術館館長
2012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