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范恩斯
沒有愛情的生活是貧瘠的。艾敬的裝置作品《生命之樹》(2010)對此做了視覺上的比喻:一棵光禿的樹,長在荒涼的大地 上,參差的樹杈伸向天空,仿佛在祈求上蒼。一隻黑鳥立在樹枝上,沒有同伴,孤苦伶仃。作品的名字令人悵然,作品本身更在 視覺上給人很大的衝擊力,完全可以用來作塞繆爾 · 貝克特話劇《等待戈多》的舞臺背景。《等待戈多》這部戲的世界觀簡單明瞭, 它的舞臺背景要求也如此:“一條鄉間路。一棵樹。晚上。”艾敬的作品完全由廉價的一次性筷子做成,更增加了作品的諷刺意味。 在小舖子裏大吃一頓的食具在手,但什麼吃的都沒有。艾敬荒瘠的土地在等待營養— 等待雨,等待愛情— 正像貝克特筆下的 兩個流浪漢,永遠在等不會來的上帝。
相比之下,艾敬的有些作品只是裝飾性的,尤其是那些漂亮的重復寫著“愛”字的畫。事實上,她幾年前曾在紐約一家高級 家飾店展出過幾張這種作品。為什麼不呢?在有些文化歷史悠久的國家,比如説日本,經常這樣展覽藝術品。其實,藝術與日常 生活的界限是很難劃分的。(這個界限到底有沒有存在的理由?)從艾敬這個展覽的主題來説,完全可以打破這個界限。愛情本 來就應該超越種族、社會階層、國籍、年齡和文化傳統。當今的室內空間可以很好地用表述統一和深情的繪畫標誌來裝飾,就像 早年老的家族喜歡挂祖先圖和聖人像。艾敬的作品已經不局限于這種護身符似的作用。
就像賈斯培爾 · 瓊斯的旗和數字,或安迪 · 沃霍爾的系列名人肖像,這些作品— 尤其當它們在博物館展示時— 提出了有 關意義的問題:符號與意思的關係是什麼?乍一看,每次符號(美國國旗,數字,瑪麗蓮 · 夢露,金寶湯罐)的出現都會帶來相 關體驗的不同方面的感覺— 意識與它的觀察對象接觸時會發生細小的變化。但單一性的處理很快會導致感覺上的遲鈍。看這些 畫面如同反覆聽披頭士的歌“愛情,愛情,愛情······你只需要愛情,你只需要愛情”。由於重復,我們意識到一個縈繞的記號— 比如這裡的“愛”字— 其實自相矛盾。反覆出現就失去了意義。用讓-保羅 · 薩特存在主義的術語,意義只能産生在某種特定 的情況下— 一種“情形”中。
艾敬的大型裝置雕塑作品《My Mom and My Hometown》(2012)很有力地闡述了這一點。一幅長 16 米、寬 6 米的挂毯, 邊上坐著真人大小的雕塑 。艾敬生長于中國東北部的工業城市瀋陽,她小的時候,父母在工廠上班。艾敬的媽媽這些年來給不在 自己身邊的女兒織了許多衣服, 通過這種方式給女兒送去溫暖和安慰。艾敬媽媽在家鄉親戚朋友的幫助下,把這些衣物都拆了, 重新織出成百上千的長方塊,顏色各異,各自寫著“愛”字,連接成了這條挂毯。
艾敬給她的展覽起名“I LOVE: AIJING”而不是簡單的“ LOVE”,並非偶然。藝術家要的是愛的行動。對艾敬來説,愛是一 種努力,是一系列善意的行為,不只是一個人遭遇的被動狀態。它需要意志和行動,是人的行為,就像她媽媽日復一日、年復一 年地給她織了無數的帽子、圍巾、手套、裙子、毛衣。玻璃纖維做成的女性雕塑所紀念的正是她勤奮無私的母親,其獻身精神可 以與希臘神話中忠實的珀涅羅珀媲美。
《My Hometown》(2012)是影像裝置作品,109 釐米高的金屬箱裏裝滿了當地題材的膠片,像時光飛船,説明艾敬對保存 家的回憶充滿熱情。她甚至收集了老門,有時還在上面畫畫,這無疑象徵著我們對各自及共同過去的追憶。這些老門提醒我們, 真正的愛不該被限制、被鎖固。艾敬為四川大地震創作的作品展現了龐大的同情心,表達出的正是這種愛。地震發生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造成大約 70,000 人死亡,傷了 375,000 人,千百萬人無家可歸。新聞報道對艾敬的震動極大,於是她讓這些新聞報道 自己説明問題。她用 2008 年 5 月 13 日到 18 日的報紙做成了一幅幅作品,每幅由當天報紙組合成,整個畫面上添寫日期。5 月 12 日的那幅只有黑的背景和白色的日期,這也許是因為地震當天並無新聞報道,也許是因為當時的情景太悲慘讓人無法回顧。
《倒計時》(2008)也只標明瞭日期,也許是因為那之後地震的新聞不再是頭版頭條。這些作品讓人想起日本藝術家河原溫。
不管他在哪,他每天作一幅日期作品。他還作了《我還活著》的電報系列作品。不同的是,艾敬的作品是在説“他們還是死了”。 正像河原溫的作品所説,關注是有意義的。艾敬把自己和我們的注意力反覆引向四川大地震,給亡者和失去他們的親人獻上了深 厚的關懷。
艾敬強烈的同情心不只限于國人。她的《槍和玫瑰》(2012)很有特色,是一幅寬 300 釐米、長 450 釐米帶油彩的畫幕圖片, 以一幅著名的美國反戰新聞圖片為背景。對美國觀眾來説,這個畫面已經有普遍的象徵意義,艾敬在一系列小型的丙烯畫布作品 中也用過。這是法國攝影家馬克 · 呂布的作品,畫面上是 17 歲的反戰示威者簡 · 羅斯,在 1967 年 10 月 21 日華盛頓五角大樓外 的遊行中,這個年輕女子作為十萬名示威者中的一員,不顧個人安危,面對寒光凜凜的刺刀,給守衛美國軍事指揮中心的 2,500 名步兵們送上了一枝花。
呂布的照片以及另外一幅類似的華盛頓星報的圖片— 描述一位年輕男子把一朵花塞進槍口— 成為越戰時期“花的力量” 的象徵:像英 · 甘地那樣以充滿同情心的非暴力行為來對抗野蠻的暴力。就在這之前幾個星期剛剛發生了“夏天的愛情”事件,被 稱為嬉皮士的對現實不滿的理想主義青年聚集舊金山。強烈的對比似乎在説形勢可能變化很快,無論對個人還是集體,愛情的歷 程並不平坦。不管我們怎樣敬仰或美化情感,它總是存在於一個冷漠,甚至充滿敵意的世界,受到權利和計謀的誘惑。
值得慶倖的是《槍和玫瑰》所紀念的情感並不像乍一看來那麼被動。在這裡愛是作為一種主動的、對抗武裝政權的力量。士 兵們靜止不動,面無表情,而女孩和其他示威者洋溢著生命力,進一步突出了她手中的花,讓人覺得鋼鐵也許能取得一時的勝利, 但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是有生命力的歷史潮流。(八年後美國從越南撤兵。)所以,在全世界有衝突的地方這幅畫面都會引起共鳴。
艾敬的作品也涉及到愛所帶來的內心困擾。她的《Sound of New York》由在這個陌生都市十個不同的地方所抓拍的畫面和採 錄的聲音組成。作為一個音樂家,艾敬以此非常恰當地表述了自己為了愛人或追求夢想而不得不接受的錯位感。《我的 1997》(2012) 是漫畫似的作品,一個姑娘彈著吉他,背景是一座摩天大樓和一艘中式帆船— 作為一位通俗歌手,她很困惑地發現她的一首愛 情歌曲被誤解成政治上的含沙射影,差點毀了她的文藝事業。今天,藝術世界仍有個別聲音,嫉妒她在一個藝術領域裏功成名就 後又涉足另外一個職業領域。
但艾敬是不會被嚇退的。她的另一個裝置作品由 60 塊拋光圓石組成,30 塊黑色,30 塊白色,可以當作巨型的圍棋子。圍棋 是古老的策略角逐,一方試圖包圍和削弱對方的力量。這裡愛被呈現為頭腦和毅力的較量,而不是陰陽和諧。《I Want》(2009) 在格子上畫出了 25 個心願,有日常的(“我要抽煙”“我要旅行”),有多愁善感的(“我要抱你”“我要跟你住在一起”), 也有跟性有關的(“我要嘬你”“我要吃你”)。每個願望都以同樣平淡的方式表達出來:平靜的藍色背景,簡單的白字,生活 事實的簡單陳列。我們都有這些完全不同的自然衝動,但可以選擇不同的時間、地點、對象和表達方式,也只有通過愛能安全地 達到我們的目的。艾敬的作品似乎在説只有愛情像人的內心那樣荒謬。它讓我們變得無私,它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