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彥 民生當代藝術館副館長 策展人
在時代的飛速導致的緊迫中，王璜生的畫中避免了那些尖銳、刺耳的音調；這更像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心靈的反抗，這種反抗源自藝術家的天性，是對生活所面臨虛無處境的反抗，而對待“絕望”是如此不同：它似乎毫無理性，只有肉體感覺的結果，就如同度過這一時刻，一切又都充滿了希望。“大花”帶有明顯即興的性質，而即興是肉體的語言表達，它的快速既是肉體渴望的實現，也是肉體內在的需求。正是這種肉體和語言相互需要並共同獲得快感的即興成分，帶來了王璜生作品中的“花開花落兩由之”裏同時具有的希望和空無、多情和無情、歌唱和沉默的雙重性。戴維•格（David Guy）曾經説，“我相信談論我們的身體的生活是有必要的。因為如果我們不了解它，如果我們不讓它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它就會毒化我們的生活，它就會使我們成為我們自己的敵人和他者（Strangers）”。王璜生的畫觸到了“詞與詞之間、詞與事物之間的輝煌關聯”，也觸到了詞與情緒之間的幽微情致，仿佛如詩人“意識到了時光的性質而感到深深的謝意，也在時光的光明尾巴掃出的空地上結束寫作”。
在人類存在的兩類抒情中，青春時代的抒情是偏執、狂熱、尖銳以及毀滅一切的，帶著非理智的生命衝動，就像王璜生在青年時代的“出走”，但他更像是遵從古人的教導“行萬里路”，而不是凱路亞克似的“在路上”，在對那段時間的記載中，王璜生用了古典詩詞和寫生；值得感慨的是成人的抒情，它是對生活發出的哀鳴或讚美，像是在不可知之流面前發出的一聲吶喊，王璜生的“大花”系列是他依賴優異的直覺進入的抒情，集飽經滄桑的生活感悟、快速、尖銳、從容、大度、柔情于一體的複合性抒情，是需要從精神分析中求解的。對於有著豐富的古典知識積累的人，做一個時代的反對者或許是很困難的，而從反面進入一個時代也許是一個個人得體的選擇。時代和人的關係很可能是錯位的。一個時代的秘密或許不是象黑暗和光明那樣判然分明。
王璜生的“悠然”裏有了些須悵然，那些向日葵不像先前那樣的耀眼和燦爛，而像是飽含著“悲喜交集”的結束，這讓我想起哲學家德里達在生前的最後一次談話中提到“倖存”的問題。他説：“……我已經注意到倖存是一個始源的概念，如果您願意，它構成了我所謂的存在（此在）的結構。我們從結構上講，是被蹤跡、遺言的結構打上印記的倖存者…… 倖存，就是超越生活之外的生活，比生活更生活，……。因為，倖存，這不僅僅是留下的東西，而且是最可能激烈的生活。……享受和哭泣窺視著的死亡，于我來是同一件事情。”
作為“倖存者”的寫作是如此的含辛茹苦，如此的決絕，如此的感慨，如此地面向著虛空和荒蕪。但是，對於所有以人文的價值做自我選擇的人：被選擇的世界也可以呈現為少許詩行，但是值得的。
——摘自《花的結束及“悠然”的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