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輝
人物畫的小品化與靜物化，是當代水墨人物畫的一種普遍現象。以表現古裝人物為題材的小品畫，是對藝術市場的諂媚，“小品”固然滿足了一些人茶余飯後的閒情逸致，但太多的遠離社會現實的閨閣怨情，也讓人鬱悶提不起精神。以講求筆情墨趣凸顯水墨畫藝術本體的人物畫，往往把被表現對象的人物視若靜物，那些作品中的人物或者只是借發筆墨意蘊之題的“靜物”，或者只是千畫一面作為構成畫面之需的構圖“符號”，人物在這些作品裏是沒有生命的軀殼。藝術不論進行何種層面與何種程度的語言探索，但若論人物畫，都應該把表現人物的神情與個性永遠作為人物畫藝術的大本體。在繪畫藝術裏，也只有人物畫最能揭示當代人物的精神風貌，也最能直接體現當代藝術的人文關懷。馮遠的作品，一直秉承著這種對人物畫最本體的認識；他對於人物畫的不懈探索，都圍繞著怎樣表現當代現實中的人物形象而展開。
馮遠的人物畫，始於他對歷史主題的人物創作。他榮獲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二等獎的《秦隸築城圖》、榮獲第八屆全國美展銀獎的《屈賦辭意》和榮膺中國藝術大展大獎的《秦嬴政登基慶典圖》是通過水墨或白描塑造的歷史人物，抒發的是他對於歷史的慷慨悲歌；而《英雄交響曲》（三聯畫）、《保衛黃河》（三聯畫）、《孫中山與中國》和《星火》則是對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主題的謳歌。那裏既有對領袖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有對普通士兵、農工的形象刻畫；那些作品構圖恢弘，場景闊大，人物眾多，恰如那一段血與火交織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對於歷史的沉醉，賦予了馮遠人物畫以深沉的筆調，即使他在九十年代轉入對於現實人物形象的捕捉，也都具有濃重的人文主義情懷。從表現偏遠鄉村孩子們的《我要讀書》到刻畫一代偉人的《蹉跎歲月》，畫家似乎把偏遠山村的貧困狀態和“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的個人命運聯繫在一起，這些畫面展示的是畫家對於身處逆境中的領袖和被社會遺忘的群體的深切掛念與憂慮。
而從《都市系列》到《虛擬都市病症系列》，描繪了中國在九十年代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中的各色城市人物形象。畫家既採用傳統人物畫肖像造像的形式，又用這種草書補白的條屏形式塑造最具有現實感的都市人物形象。《都市系列》是畫家表現當代現實人物形象的轉捩點，這個由十條屏組成的人物群像，將現代社會主流人物的中青年形象盡呈于現代中國畫的人物畫廊裏，時尚、緊張、現代、青春、活力，這是當代人的人生追求，也是畫家通過人物形象的寫意而力求表達的一種積極健康、歡快明朗的都市精神。而《虛擬都市病症系列》則揭示了過度物質化的都市生活對於人類精神的戕害，物質的過度繁盛刺激了人性與慾望的膨脹，抑鬱、焦慮、幻覺、貪婪、夢魘，幾乎成為這個都市時代人們無法擺脫的精神病症。畫家在純黑的充滿玄謐的背景裏刻畫了一副副處於非常態的面孔，那些面孔仿佛都被慾望的火焰燃燒著，揭去了人格面具，只餘下裸露于物質魔力裏的精神病變。這些患有都市病症的面孔，似乎都具有巴爾札克筆下《人間喜劇》那些眾生人物的心理深刻性。
經濟的快速增長使中國的城市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反倒會居安思危，位高心遠。新世紀以來，馮遠的人物畫更加關注高原藏民、邊塞鄉親的生存狀態。他的《聖山遠眺》、《蒼生•藏人組畫系列》、《雪山祥雲》和《遠山•拉哈屯的父老鄉親組畫》等，再次以深沉的筆調投射了他對於藏民鄉親們的深切關注。《遠山•拉哈屯的父老鄉親組畫》以5幅各一米見方的尺寸描繪了拉哈屯五位不同年齡的父老鄉親的形象，畫家刻畫了一張張飽經風霜的面孔，在表現中國農民純真樸實性格的同時，也著重塑造了他們勤勞、堅毅、執著、樂觀和充滿活力的神情。這一組肖像式的農民形象，改變了新時期以來美術作品中常見的對於農民貧窮與愚鈍的臉譜化形象的呈現，更多地凸顯了當代農民堅毅執著的人性品格與人性力量。而《蒼生•藏人組畫系列》所表達的“蒼生”意蘊，已遠非對蕓蕓眾生庸庸碌碌的精神俯視而産生的人性悲憫，也非像其他美術作品那樣著意于藏民無限虔誠的宗教情感的表達，而是從藏民自身的視角，感受他們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從而揭示了當代藏民純樸、粗獷、豪放、激昂的精神向度。特別是作品《聖山遠眺》以藏民們勒馬遠眺的瞬間動態與神情，賦予了人物形象以內蘊深厚的象徵性。那些牧民遠眺的聖山，與其説是他們心目中對於神的敬畏的信仰之山，毋寧説是他們眼下中國經濟騰飛的現實之山，這種遠眺既是他們對現實世界的渴望與神往，也是他們精神世界的寄託和希望。
馮遠的人物畫大多是主題鮮明的鴻篇巨制，即使他表現那些日常性的農民，也都具有寬廣豐富、低沉渾厚的史詩境界。那些作品很少借用文學性的情節，也鮮用典型環境來圖解主題、説明主題，而是追求繪畫本體特有的藝術魅力，用造型藝術語言以及人物的體態、面部神情來捕捉人物內在的心理變化，塑造人物的精神品格。在藝術形式上，多借用中國傳統人物畫的造像方式，以簡勝繁，以減勝增，特別是《遠山•拉哈屯的父老鄉親組畫》單純以人物頭像和超大尺寸，構成了人物形象塑造的視覺衝擊力，給人以強烈的精神震撼。
他的人物形象塑造，功底紮實而穩健。一方面，人物形象具有很強的塑造性和雕塑感，他的許多畫面之所以能夠純以單體形象表現出豐滿的張力和深厚的意蘊，無不得益於他紮實的造型能力，形象塑造既堅實準確又生動鮮活。另一方面，這些具有雕塑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又是通過中國畫的筆意墨蘊來呈現的。馮遠的水墨人物具有浙派人物畫的傳統根基，他把傳統草書的率性灑脫和寫意花鳥畫“勾花點葉”的筆墨意趣融化到體面造型的人物塑造中，從而形成了筆與墨、線與面、骨與肉相互咬合相輔相成的語言特徵，改變了浙派人物畫將線與面分開的造型方式。或許是移居北京，或許是深沉的人道主義情結，馮遠的人物畫越來越追求水墨的單純性與厚重感。他的作品裏，那種靈動瀟灑的筆墨更多地被京派人物畫所特有的山石皴擦般的筆墨所取代，筆墨也由清淡濕潤趨向厚重蒼辣，由此形成了他兼浙派與京派人物畫之長的畫風，既有文人筆墨的潤雅蘊藉，又有山石構造般的渾樸老蒼，從而將當代水墨人物畫的探索推進到一個嶄新的境界。
馮遠人物畫這種筆墨個性的追求，實源自他人文關懷的那種人生底色。他畫高原藏民涌出的對於“蒼生”的慨嘆和他畫拉哈屯父老鄉親所用“遠山”的寄寓，無不來自他曾經在邊陲北大荒開墾的人生經歷和內心深處始終維繫著的對於平民百姓的牽掛。“蒼生”與“遠山”，何嘗不是他自己的人生感悟與境界追求，何嘗不是他自己對於生命的守護和對於人性價值的求索？唯其如此，那才是他畫人的一切理由與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