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芭蕉書屋圖》

齊白石《芭蕉書屋圖》

文/郎紹君

齊白石《芭蕉書屋圖》（又稱《安南道上》、《蕉屋圖》、《綠天過客圖》），軸，紙本設色，180×47cm。題：“芒鞋難忘安南道，為愛芭蕉非學書。山嶺猶疑識過客，半春人在畫中居。 余曾遊安南，由東興過鐵橋，道旁有蕉數萬株繞其屋。已收入借山圖矣。齊璜並題記。”鈐朱文“木人”、白文“白石翁”、“老夫也在皮毛類”印 ，另有朱文“辛家曾藏”印。

此圖流傳有序：1958年由文化部主辦的《齊白石遺作展》上展出過；1959年出版之胡佩衡、胡橐著《齊白石畫法與欣賞》第26圖；1963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之《齊白石作品集•第一集•繪畫》第72圖，1996年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之《齊白石全集》第四集第30圖。其他出版著錄不具述。此圖原為胡佩衡藏，在《齊白石作品與欣賞》一書中，此圖尚無收藏印，“辛家曾藏”印是後來出現的。“辛家”即辛冠潔先生家，辛先生是新中國時期不多的收藏家之一，他還藏過齊白石著名的12開辛末山水冊。（圖見《齊白石全集》第三集）。總之，這是一件最可靠的齊白石名作，稱齊白石“山水第一軸”亦不為過。

1907年初春至冬末，45歲的齊白石應同鄉好友郭人漳之邀，遠遊廣東，是為“五齣五歸”的四齣四歸。郭人漳（？-1922年）字葆生，號憨庵，湖南湘潭人，晚清名將郭松齡之子，時任廣東欽廉兵備道，即欽州、廉州統領軍隊的道臺。他請齊白石來欽州，一是教他的如夫人學畫，二是為他代筆作應酬畫。齊白石在家教與代筆之餘，隨郭人漳到肇慶，遊了鼎湖山、飛泉潭，又到高要縣遊了端溪、包公祠，還隨軍到邊境城市東興。《白石老人自傳》談到東興之遊説：“這東興在北崙河北岸，對面是越南的芒街，過了鐵橋，到了北崙河南岸，遊覽越南山水。 野蕉數百株，映得滿天都成碧色。我畫了一張《綠天過客圖》，收入借山圖卷之內。那邊的山水，倒是另有一種景色。”這段紀述正與《芭蕉書屋》題跋的內容相符。《借山圖》是一套大型冊頁（齊白石有時稱為“借山圖卷”），原有五十余開，後丟失過半，今餘22頁，藏北京畫院。此冊作于1910年，即齊白石遠離歸來的第二年，是根據遠遊寫生與記憶創作的。這就是説，收入《借山圖》中的《綠天過客圖》是這個題材最早的一幅。 北京畫院藏《借山圖》冊有一頁畫芭蕉樓屋，與《綠天過客圖》的母題相符。《借山圖》冊皆無款題，只鈐一方印章。齊白石居北京後，又畫了諸多《借山圖》的單幅變體畫，這些變體畫都寫題目或題跋。《齊白石作品集•第三集•詩》有《綠天過客圖並序》，其詩、序與《芭蕉書屋圖》上的詩與題記只有一字之別（一為“萬株”，一為“百株”）。此詩與序最初所刊《白石詩草二集》，收的是1917-1933年間詩作，可知該圖為這一時期的作品。我們説的這幅《芭蕉書屋圖》無年款，《齊白石畫法與欣賞》一書標為66歲，即1928年，也是一幅變體畫。同一題材、同一母題反覆畫，是齊白石的一貫作風。這往往與顧主的要求有關，有時也與畫家創作的需要有關，因此，這些變體之作，也都有所不同、有所變化、有所創造。與《芭蕉書屋圖》同一母題的變體畫，還見有《蕉林書屋圖》（《齊白石作品選集》，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綠天野屋圖》（《榮寶齋畫譜》第73冊），《白蕉山居圖》（《齊白石全集》第3集），《蕉林山居圖》（《齊白石全集》第四集）等等。其中，作于1928年的《白蕉山居圖》與《芭蕉書屋圖》頗接近，但其尺幅短而寬，其遠山以淡墨畫，與《芭蕉書屋圖》純用彩色畫不同。

在眾多變體作品中，這幅《芭蕉書屋圖》尺幅最大（六尺對開），所畫也最為精到。齊白石的山水畫，不是從古畫中、前人程式中來，而是從他的生活體驗與自然觀察中來。從前面的介紹可知，《芭蕉書屋》的構思完全源自短暫的越南之行：“映得滿天都是碧色”的芭蕉和掩映其中的樓屋，刻在他的腦海裏，形成刻畫“蕉屋”的衝動。畫上題詩説，他忘不了這次安南之行，他喜歡這些芭蕉不是像懷素那樣為蕉葉習書，而是醉心於“半春人在畫中居”的蕉屋幽境。他由此創造的“蕉屋”意象，也就沒有淡泊出世之想，沒有對前人山水的漠然模倣，而是洋溢著親和自然的溫暖之情，呈現著獨一無二的齊氏精神世界。

這件作品的藝術處理也很別致：碧色的芭蕉全用淡墨勾畫，讓白描蕉葉佔據最大空間，而以凝重的筆線勾畫樓屋，形成以白托黑、以淡托濃的強烈效果。兩座遠山，一施赭紅，一施花青，全用大寫意沒骨法畫出，形簡色艷，近乎符號化。這種畫法與效果，在古近山水畫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畫家的大膽與特立獨行，作品對形式感、現代感的創造性追求，足以令固步自封的畫家們瞠目結舌。這讓人想起白石老人的詩句：“胸中富丘壑，腕底有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