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奪瀘定橋》是李宗津一生中畫過的最重要的歷史畫創作，1951年創作的。後來他又重畫過一遍，那時他已經患癌症了。
他在學生運動中表現得很好，1947年“反饑餓、反內戰”的時候他支援學生運動，是參加學運示威的人員之一，也是被國民黨解聘的四個教授名單中的一個。從整個歷史上來看，李宗津是個非常好的人。他的哥哥叫李宗恩，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院長。臨近解放的時候，北平藝專地下黨接到任務，一是要佔領北邊國民黨的汽車連，另一個就是保衛協和醫學院的安全。我們通過李宗津同李宗恩秘密取得了聯繫。一旦北京武裝解放的時候，我們要組織藝專的進步力量，來配合協和醫學院的地下黨，保護協和醫學院不被破壞。協和醫學院有地下黨，書記是個女同志。後來北平和平解放，我們的計劃也就沒有實施。李宗津很自覺地在臨近解放的時候就已經公開地來配合我們做這事了。
1957年“反右”開始，所有替江豐講話的人都被印在一本發言記錄本上。就根據這個記錄，誰發言稍微激烈一點的就被劃為右派。其實無非就是談國畫問題。當時有70個人被打成右派，其中40個黨員，而且這40個黨員絕大部分是從老區來的，當時幾個美術學院的頭(領導)都在名單裏。現在的中國美術學院，那時叫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院長是莫樸。東北魯迅美術學院的楊角、張望、張曉飛，浙江的莫樸、金野、金浪、朱金樓、王流秋，北京的彥涵、古元、江豐、洪波、馮法祀、秦徵，全部被劃成右派。李宗津也在其中。當時我“動員”了不少老同志去給文化部提意見。難得有一個向文化部提意見的機會，我自己謙虛了一下，我算比較年輕的，儘量讓這些老同志有充分發言的機會，就沒説話，結果我就沒被劃上。俞雲階後來跟我説：“是你讓我去的，結果把我劃成右派，你倒沒事。”當時廖靜文、劉開渠都講話了，後來古元、吳作人、董希文這幾個名字也被報上去，被周揚勾掉了，我估計是總理勾掉的。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那些“反右”的左派，我倒覺得蠻有問題的。不過是在一個學術問題上，認為江豐主張畫國畫必須學素描，這就是消滅國畫。不是提倡“百花齊放”嗎，江豐要搞一個“革命學派”，這不是“左”嗎?哪是“右”啊?在國畫問題上，跟浙江的一些老先生産生了矛盾。毛主席去杭州時他們反映了對江豐的意見，主席一生氣讓江豐到杭州做檢查。江豐説：“我不是燈籠腦袋。”江豐拒絕了。他在國畫問題上是有狹隘的一面，他是木刻運動出身，但在國畫問題上他的主流是改革，他認為要寫生，要吸收西洋的寫實技巧。這個觀點是從徐悲鴻那裏延續下來的，有共同點。江豐一句典型的話是：共産黨員不是好人，是戰士。他要戰鬥。
江豐在中央美術學院主持工作時，極力推崇三個人：第一個黃胄。黃胄從不知名到知名是江豐扶持起來的。黃胄的第一個作品觀摩是在中央美院的院長辦公室。第二個是李可染。這些人都有中西融合的因素。再有一個是董希文，董希文也畫中國畫。現在一分為二地看，江豐當時對花鳥、山水畫重視不夠，也有他的一些歷史原因。剛解放，沒有分國畫、油畫、版畫這些細科，那時候大家都在畫年畫，李可染、葉淺予也畫年畫。但就苦了李苦禪這些人，李苦禪就到工會賣票了。後來他給毛主席寫信。李苦禪是好人，但他的處境有點困難。在美院，一個他，一個王青芳，沒有得到重視。包括北京一些老國畫家。這些老先生跟徐悲鴻在解放前就有對國畫問題的“論戰”。江豐一參加助陣，那時徐悲鴻已經不在了，矛盾就轉移到江豐頭上了。中國畫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當時周總理主持，讓江豐去參加開幕式。這實際上是一種施壓。一個小小的學術問題，不過是由於江豐太“左”，比較狹隘，缺乏認識，就被擴大成政治問題。對這個問題一旦不服，一旦講話，就是反對“百花齊放”，就是政治問題，民族虛無主義，就劃成右派，撤了職。其實這些鬥爭都是“延安文藝整風”的延續。江豐是個好人，對他也是非常不公。他是“花崗岩腦袋”，即使當了右派，凡是在他落難時接待他的人，誰家缺了什麼，在他那麼困難的情況下，他都想辦法將家裏的東西給搬去。很可愛的一個人，但從來不笑。
李宗津是一個被江豐所看重的人，他在那個時候幫江豐講了一些話，自然也成了右派。之前，李宗津是一個很活躍也很愛表現的人，但他是一個好人、好畫家。尤其是他死時留下的那封信，使我認識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那一份忠貞。
採訪者：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