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1965年的冬天，大型群雕《收租院》在中國美術館展出，那一年來了40多件作品，轟動了整個北京。昨天，“新中國美術經典再現收租院大型雕塑展”在炎黃藝術館開幕，當《收租院》103件人物像和道具展現在參觀者面前時，它再度掀起了波瀾。
《收租院》創作于1965年6月至10月，由四川美術學院雕塑係師生和四川民間藝人集體完成。雕塑創作以地主收租為題材進行構思，共塑造了7組群像，114個真人大小的人物和108件道具，以手卷式的敘事手法，栩栩如生地展示出地主剝削農民的主要手段收租全過程。藝術家們將西洋雕塑技巧與中國民間傳統泥塑技巧融合為一，創造出中國雕塑史上的寶貴巨作，並産生極其深遠的社會影響。此次與參觀者見面的展品是1974年至1977年完成的玻璃鋼複製品。
交租路上，悲苦的老大娘拄著拐杖，交租糧湊不夠，要充糧的母雞從籃子裏探出了頭；過鬥時，孩子和母親抬著糧食，孩子瘦弱的胳膊在大籮筐面前，顯得那麼無助……在展覽現場，61歲的牛成的記憶被拉回到了45年前：“那個時候《收租院》展覽是作為階級鬥爭教育的工具。我們學校組織去美術館統一觀展，是接受教育。”他説，他現在的心情已經截然不同，當時看展覽更多是看故事，現在則是看雕塑藝術。
舊社會農民的掙扎、悲苦、絕望、反抗，看起來和當今生活已經沒有絲毫聯繫，但那段歷史通過藝術作品，依舊和年輕人的心聯繫在了一起。
“看到一雙雙絕望、悲苦的眼睛，我的心太疼了。”25歲的張然眼中已經蓄滿了淚水。《過鬥》那一組雕塑中，小女孩直視參觀者，這是一雙天真、爛漫，但又充滿了絕望的眼睛，面對她美好和悲苦交織的眼神，許多觀眾無法承受，“我不敢和她對視，我不敢想像她的童年是如此黑暗。”一位女觀眾落淚了。
《收租院》雕塑高超的藝術造詣對年輕人同樣有巨大的吸引力。窮苦老大娘雕塑前，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大三學生劉媛媛舉著相機拍個不停，拍面部、拍手、拍衣服、拍腿、拍腳，幾乎每個細節她都不放過。“非常生動，人物內心的感情都在臉上體現出來了，老人的肋骨透過衣服都看得清清楚楚。”
《收租院》在國際上早已聲名遠播，聽聞在京辦展，在京外國藝術家也趕來了。愛爾蘭藝術家哈格斯説：“真正的藝術是愛的産物，我為源於愛的這些雕塑而感動。”在他看來，藝術家以同情之心，表現受苦受難的人們，這就是最偉大的愛。
在展覽現場，無論是年長者還是年輕人，幾乎所有人都帶了相機，大家都不願意放過難得的機會，把曾經在課本、雜誌和書上見過的《收租院》，變成自己的攝影作品永久保留下去。
此展將對觀眾免費開放，展至5月18日。
幕後故事
《收租院》的“前世今生”
隨著《收租院》45年後再度在北京展出，有關如何將展覽引進北京，以及《收租院》背後的創作故事、曾經引起的轟動、與其有關的爭議也再一次浮出水面。回望一段段歷史，這部中國雕塑的巔峰之作，帶給今天中國藝術創作的不僅有震撼，還有思考和啟示。
展覽進京前後準備兩年
“《收租院》此次進京展覽，我們前後準備了兩年，進行了充分的學術論證。”炎黃藝術館展覽總監、此次展覽的策展人郭小力説。
炎黃藝術館長期以來把新中國美術經典作為學術研究方向，“在1979年中國第四屆文代會上，《收租院》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一起被譽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大優秀美術作品。它在新中國美術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經典之作。”炎黃藝術館工作人員丁書哲介紹，當辦展想法擺在桌面的時候，得到了有關專家、學者的一致認同，“關於展覽進京，沒有引起任何爭議。”
而經過多次論證之後，有關專家、學者也達成了共識，他們認為，《收租院》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的高峰，具有逼真的寫實性、戲劇化的典型性、宏大的敘事性。對於今天中國的當下現實主義風格的創作，《收租院》仍具有重要的啟示。郭小力則認為：“對參觀者和藝術創作者而言，這都是極具價值的展覽。”
2009年5月，《收租院》在上海美術館開幕，炎黃藝術館館長何炬星專程奔赴展覽現場，並和四川美術學院院長羅中立達成了協議，定下《收租院》進京的時間。
為了這些作品展進北京，炎黃藝術館進行了精心策劃。“我們在1300平方米的展廳內，按故事順序，一樓放了4個故事，二樓放了3個故事。”郭小力説，這個展覽順序改變了川美傳統的長卷結構，讓故事更有舞臺感，節奏也加快了。
《收租院》最初是“排演”出來的
在展覽現場採訪過程中，許多讀者驚訝于藝術家精湛的細節刻畫能力，他們甚至好奇100多個人物雕塑，各個形象如此分明，創作者到底有什麼訣竅。
“1965年6月，四川美術學院雕塑係師生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用雕塑的形式控訴四川大邑縣地主劉文彩的惡行。” 據四川美術學院相關負責人介紹，接到任務後，川美兩名美院教師和5名學生趕到了大邑縣地主莊園陳列館，而這裡曾是大地主劉文彩的莊園。
到達當地後，創作人員很快和陳列館工作人員一起深入調查訪問。四川美術學院教授、76歲的王官乙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説，附近的農民仔細講述著劉文彩在收租時的各種細節，如何驗租、風谷、過鬥和算賬，農民的穿戴。“臨時請來為我們塑像踩泥的廖大爺過去是劉文彩的長工，為我們揉棉花泥的李大姐曾是劉文彩的丫頭，天天一起工作，成了我們的顧問。”
《收租院》創作于當年6月23日正式動工了，“到集市上購買用得上的柴禾，作搭架用，泥就是收租院外田土裏的泥，稻草就用隔壁農民的稻草，每個塑像成本才花幾塊錢。”王官乙説，由於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節省了很多成本，最後，創作全部雕塑只花了1000元。
為了更加真實，創作組決定人物全部用真人大小，“經過一個星期的出主意想辦法，構思設計大體方案出來了。”而創作組的7位師生和陳列館館員等十多個人自己當“演員”在現場排練，扮角色、擺位置，想動作，構圖很快出爐了。
隨後，創作組還請川劇團演員扮演角色，但王官乙説，川劇演員表演誇張，他們並不是模特，只是作為參考。而在排演過程中，《收租院》定為交租、驗租、風谷、過鬥、算賬、逼租、怒火七個部分，並從眾多的情節中篩選出了26組情節、人物114人，而在108件道具中，採用真道具50多件。
45年前展覽轟動北京
1965年國慶節，《收租院》群雕在大邑縣地主莊園陳列館面世了。王官乙回憶説：“曾有幾個身穿藍布新衣，手拄竹棍的老太婆走進收租院，其中一個人看了幾眼，舉起手中竹棍朝第一部分中的狗腿子打去，還説，今天我要打他幾棍，他們整得我們窮人好慘啊!”預展3天，觀眾來了兩萬多人。
事實上，就在創作進行的同時，四川美術家協會和中國美術家協會的相關領導，先後來到創作現場，全國美協負責人華君武、王朝聞還當場決定，將《收租院》請到中國美術館展出。
當時因為塑像固定在地上，進京展覽只能用複製品和照片。從1965年10月底開始，來自天津、北京的藝術家們一道，開始了快速複製，短短不到兩個月，共複製了40多件泥塑作品。
1965年12月24日《收租院》展覽在中國美術館正式開幕，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等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或頭版重要位置刊登消息，1965年第6期《美術》雜誌幾乎成了《收租院》的專刊。川美還保留了中國美術家協會當年編寫的展覽簡報：“自1965年12月24日開幕以來，截至1966年1月30日為止，30多天共接待觀眾240404人(即平均每天8000人左右，閉館期間接待的首長、外賓及特殊照顧的觀眾未計在內)。”而截至1966年3月6日，展覽共接待觀眾473500余人，但據登記，仍舊有200萬人還想看展覽。
玻璃鋼複製品花了30萬元
很多人並不清楚，目前觀眾在炎黃藝術館看到的展品並非《收租院》惟一複製品。
據相關人員介紹，早在1967年3月，《收租院》為了走出國門，就開始了整體複製。王官乙回憶，中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組織了一次複製《收租院》出國展覽。該展原本是應歐美的七八個國家邀請而作的，然而因為“文革”的到來，最終只去了阿爾巴尼亞和越南。
藝術家們用石膏複製了全部群雕，所有作品動用一艘船運到了遙遠的阿爾巴尼亞，隨後，在阿爾巴尼亞進行了展出，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非常喜歡《收租院》，希望永久留下來，結果這套石膏《收租院》真的永遠留在了異國他鄉。
也正是因為《收租院》不斷有展出的需要，1974年，川美決定開始整體複製。川美相關負責人説，選擇玻璃鋼鍍銅工藝是因為這種材料輕便、結實。為此，四川省有關部門還批了30萬元作為經費。王官乙説，原作因為創作時間短，參加者水準不一致，塑造人物有一些技術毛病，像結構、衣服有些推敲不夠。而這次複製，人物解剖、結構更加準確，形象刻畫也更加逼真。
1977年，複製工作完成，前後共有41人參與複製，雕塑人物減少至103位。炎黃藝術館此次展覽的正是這一套。也正是這套作品，曾在德國法蘭克福、南韓光州以及中國上海等地展出，所到之處無不引起轟動。
蔡氏《收租院》惹版權爭議
離我們最近的，有關《收租院》的故事，不能不提當代藝術家蔡國強。
2009年9月23日，蔡國強“複製再創作”的大型群雕《收租院》在法蘭克福席爾恩美術館展出，引起了轟動。
事實上，早在1999年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旅居海外的蔡國強就憑藉作品《威尼斯收租院》獲得了最高獎項“金獅獎”。據報道，從1999年《威尼斯收租院》開始，“蔡氏收租院”不斷繁衍。光是2009年，蔡國強就有《畢爾巴鄂收租院》、《台北收租院》誕生。
而關於《收租院》再認識的爭論，也一時間成為焦點。大批美術評論家紛紛發表評論文章。批評家王林認為《收租院》是中國唯一一件未受到西方現代藝術流派影響，並具超前性、創新性的世界級作品。而評論家島子則説：“蔡國強的複製，實質上是挾後現代藝術手法和綠卡藝術家特權，公開侵犯了包括《伯爾尼公約》在內的著作權法。”與此同時，隋建國等藝術家對蔡國強表示了支援，認為《威尼斯收租院》是後現代藝術中常用的複製、挪用的藝術手段，是對經典作品的“引用”……這場版權糾紛儘管鬧得沸沸颺颺，最終還是不了了之。本報記者路艷霞
“人對苦難的感受是相通的”
訪創作者之一王官乙
大型群雕《收租院》幾乎貫穿了王官乙的一生。作為《收租院》的創作者之一，這位76歲的四川美術學院教授原本是打算來京參加此次展覽的。無奈，因為身體的原因，他最終未能成行。“我怕有什麼意外，給大家帶來麻煩。”昨天在電話中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王官乙喃喃地這樣解釋。外人無法理解這位老人的遺憾之情，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他的人生早已深深地鐫刻在了雕塑之中。
王官乙是于1965年6月接到參與創作《收租院》任務的。當時他是四川美術學院的普通教師，剛滿30歲，正準備和談了7年戀愛的女友結婚。因為這個任務，婚期只能推遲。“那個時候大家服從革命需要，把革命事業放在第一位。”王官乙説。
四川美院的雕塑係在國內赫赫有名，此前西藏、新疆等地都曾發出過邀請，希望川美的老師前去采風創作。但是幾經商議之後，川美還是把目光落在了四川大邑縣。“因為這裡是農村，能直接為農民服務。”前前後後奔赴大邑縣參與創作的共有17人，他們中間有民間藝人、大學老師、大學生、小學老師。4個月後，《收租院》誕生了。
1965年底，首次進京展覽的《收租院》引起了巨大轟動。王官乙目睹了那次展覽的盛況，很多細節至今仍歷歷在目。他記得有一天來了30多個福利廠的盲人觀眾，當講解員講述到雕塑中一個盲人農民被迫要賣掉自己孫女的場景時，這群特殊的觀眾非常激動，他們提出想要親手摸一摸這個塑像。講解員徵求王官乙的意見，他當即回答：“讓他們摸。”30多位盲人小心地撫摸著雕像，早已無法抑制的淚水落了下來。
然而，在“文革”期間，王官乙卻因創作《收租院》受到了衝擊，甚至一度失去了人身自由。
但是，《收租院》與王官乙的緣分並未就此終結。“文革”後期，他又承擔起用玻璃鋼複製這一作品的重任。不經意間，不凡的藝術魅力依然在感染著人們。一天，王官乙正在學校裏為了雕塑複製而忙碌，有個美國小男孩恰巧由父親領著前來參觀。看到《收租院》裏的一個兒童雕塑時，男孩抱著雕塑悲傷地痛哭起來。
《收租院》的藝術價值得到了全世界觀眾的肯定。1987年至今，《收租院》的部分作品先後在加拿大、日本、美國、南韓等地展覽。德國電視一台還曾專門前往四川大邑縣拍攝有關《收租院》的紀錄片，還有學者將《收租院》當做長期研究的對象。在這些西方學者看來，《收租院》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為農民和文化程度較低的人理解藝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經驗。
王官乙不會忘記那個抱著雕塑哭泣的美國男孩。這麼多年以來，每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他總會感慨地説：“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相通的，人對苦難的感受是相通的。”或許，這就是對《收租院》46年藝術價值的最好注腳。
《收租院》七組群像
交租在農民的相互顧盼中，凸現出剛進入收租院時的勞累以及交租前的複雜心態。
驗租以各種姿態表現出農民進院之前長途跋涉的勞累，以及等待過程中的煩躁與不安。這些等待驗租的人們，如席地而坐的老漢、靠著柱子坐在糧袋上的老婦，個個愁容滿面，為此後的結局做了鋪墊。
風谷一位老漢吃力地抱著一筐穀子，旁邊的老婦人蹲在地上將一小袋子的穀子倒在簸箕裏。旁邊，一個墊起雙腳、舉著沉重的撮箕往風車裏倒糧食的小女孩，應該只有玩耍上學的年紀，個子連風車的高度還不夠。
過鬥揭露出階級矛盾中地主以“大鬥進小鬥出”的方法達到多收租的目的。農民臉上的無可奈何表情、身上的補丁衣服與家丁的舉動、整齊的裝束，形成對比，表現出強烈的階級矛盾衝突。
算賬在形象的塑造方面，著力於形象內心的刻畫。其中，一個坐在空背篼上、雙手抱于胸前的婦女與其膝前的孩子，渲染出母與子的惆悵。而地主劉文彩及其家丁和不滿的佃農之間的對峙也盡現在觀眾面前。
逼租拿著賣身契的盲老人與牽引著他的孫女，背著空簍挽著撫臉而泣的年輕婦女及老人，跪坐地上、扶筐無助的兩個小姐妹，被蒙上眼睛、五花大綁的丈夫與倒在地上懷抱小孩的妻子……
怒火一位滿腔的憤怒和仇恨、手握扁擔的壯年，是整個收租過程中總結性的人物，他回頭怒視著算賬的地方，為其走出收租院之後埋下了伏筆。該人物與交租部分中的拄棍老婦，形成強弱對比，首尾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