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為山:穿越時空的《收租院》

時間:2011-03-06 12:15:53 | 來源:炎黃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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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群像《收租院》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創作至今已有四十餘年,其間雖然対它評價幾度變化,但今天仍能給我們強烈的震撼。它曾被人們譽為中國革命現實主義美術作品的典範,凝聚著一個時代的記憶。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收租院》曾廣泛而有效地點燃了人們心中的階級仇恨,公眾的興趣點集中在它所表現的思想內容與傳達的政治理念上;而進入新時期以後,人們在心理上對其政治主題逐漸淡化,轉而關注它的藝術價值與文物價值。近日,由中國民生銀行、炎黃藝術館、四川美院美術館聯合舉辦,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中國雕塑院提供學術支援的《收租院》群雕展覽在炎黃藝術館隆重舉行,我們面對這一經典作品時又作何闡釋呢?客觀地評價和梳理《收租院》,對今天的藝術創作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有三種主要觀點對《收租院》進行闡釋,我覺得應予以商榷。

其一,將《收租院》等同於文革時期表現政治運動的美術作品。該觀點認為,泥塑《收租院》的成功,為社會找到了一本階級教育的教材和革命文藝的樣板,而且也為雕塑藝術的發展找到一個突破口。一方面《收租院》的樣板對社會而言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雕塑家隨樣板而獲得藝術新生。這種觀點是單一政治語境下的誤讀,它遮蔽了作品中的藝術創新和人文關懷,《收租院》雖創作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語境之下,卻不等於“文革”,美術工作者的創造同樣是其重要的價值。

其二,僅僅站在反“文革”角度的解讀仍然是將這部作品置於單一政治語境下的片面之詞。進入80年代,《收租院》曾一度因為其所包含的特殊政治因素而被國人漠視,《收租院》在藝術史上的真正價值也因此被歷史的塵埃所掩埋。有人認為,“你看那些窮人,哪是在交租子,分明是在做‘鬥爭地主大會’前的熱身運動嘛”,“收租院對文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導致“文革”這場災難發生的原因是很複雜的,我們不能幼稚到把通過《收租院》來闡釋階級鬥爭理念看成是全國大規模政治運動與“文革”爆發的因果關係。因此,站在“文革”或反“文革”角度闡釋《收租院》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忽略了作品的豐富性、多樣性和複雜性,弱化了其藝術性,實際上仍然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鬥爭哲學。

第三,脫離《收租院》産生的特殊的政治語境,僅僅從美學上解讀也是不全面的。有人認為,如果揭掉它的標簽,褪掉它的政治色彩,它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仍然佔據著重要的位置。這種觀點等於將《收租院》從它所處的歷史時空中剝離開去,以一種看似恒定不變、超越歷史的同一性的美學標準來衡量《收租院》。且不論是否存在這樣一種美學標準,政治性仍然是《收租院》組雕的基本特徵之一,但不等於説只有階級鬥爭才是政治性,我們應當看到《收租院》組雕的産生離不開那個特定的年代,它的創作手法、民族精神、時代風格是獨一無二、不可複製的,儘管近年來有海外的美術工作者策劃了《威尼斯收租院》,但是此“收租院”與彼“收租院”在語義、語境與內涵上已經迥異。

當然,以上三點的闡釋往往相互交織在一起,阻礙了我們對時代精品力作的準確把握,如何正確闡釋《收租院》,我認為必須厘清《收租院》闡釋語境的當代轉換:

一. 由群體——個體、共性——個性的語境轉換

與《收租院》同時代雕塑的共性是,作品呈現樸素單純的寫實風格,以敘事與紀念為主,以典型的“亮相”表情和動勢居多,高度的典型化和極度的形式主義,題材風格相同,手法一致,藝術家的個體創作性被“集體”形式化所代替,個性為共性所取代。這一特殊時期的藝術,在政治的統帥之下,萬眾一心的社會集體意識轉化為藝術形式的高、大、全與紅、光、亮典型樣式。特別的是,《收租院》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對藝術形式有所突破,體現了藝術家極高的創造力和藝術想像力。首先在創作中採用了真人模特,每一個人物呈現出個性化的表情、動作,114個人物造型各個生動逼真,富於感染力,如此大型的組雕的創作,在那個強調共性的年代是難能可貴的。其次,《收租院》在其造型語言、藝術表現手段上有別於中國的古典造像的程式化風格,在形象的塑造上以人物的生理結構為基礎,以感情化誇張動態為構建,以突出性的骨點、支點、高點和深刻而強烈的表情為表現的亮點,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這種創作風格既吸收了西方造型藝術的精華,又保留著中國古典雕塑和藝術作品“傳神”的優秀傳統。因此,若以單一標準評價是對其藝術性的漠視。

二.作品閱讀情感的轉換

《收租院》一開始的單一閱讀情感是“恨”,有些人從《收租院》中看到了“仇恨”,並擴大化,仇恨必然訴諸於鬥爭,以“仇恨”為唯一的普遍情感來號召對《收租院》的觀看情緒。在氛圍、心理及情感上都與“文革”氣氛合拍,從而導致了收租院與文革語境的契合。作為一部作品,它不幸地為“階級鬥爭”所利用,進而導致了對《收租院》的誤讀,更加不幸的是這個對收租院的誤讀反而成為長期以來對這部作品唯一的解讀方式,以至於文革結束後差點遭遇滅頂之災。然而,《收租院》的閱讀情感理應是多樣化的,它是“悲傷”的,是杜甫詩歌中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烏托邦式的慨嘆,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對“嘆民生之多艱”的悲憫。我們不要把《收租院》僅僅當作地主劉文彩盤剝貧苦農民的故事,更要想到我們想要通過這個故事表達什麼?它表達的是苦難又不僅僅是苦難,它表達的是對苦難的抗爭,是悲苦,是悲慘,也具有悲情意識,但更多的是控訴。在造型上體現了力與美。今天,我們閱讀這歷經歲月滄桑的作品,更多的是多元的文化闡釋。它確是中國特定時期的政治與文化背景之下的作品,但無疑是中國雕塑史上的傑作。《收租院》組雕熔鑄了藝術家們巨大的創作熱情,在表現“階級仇”的同時,寄託了藝術家對勞動人民深刻“悲憫”。它啟迪我們藝術作品的生命在於熔鑄于其中的“真情實感”,這些都是今天這組藝術作品 “穿越時空”仍然能夠深深打動你的內在因素。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雕塑院院長、美術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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