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自然的現代性及其傳統的轉換

儘管中國及東亞的當代藝術已廣受矚目，但與西方相比，亞洲藝術仍未真正完成從自身傳統的轉換及其語言的現代性。

眾所週知，中國及亞洲藝術在過去一百多年使用了一種對西方藝術半模倣半改造的現代語言。歐洲的文藝復興以後，西方的繪畫、建築、銅版畫等形式開始進入亞洲。比如中國的明代晚期、日本的江戶時代和南韓的朝鮮時代。直到十九世紀末，中國及東亞佔主導地位的文人書法和繪畫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這一背景源自中國宋代的“南宗”繪畫，其哲學和美學則源自西周至兩漢儒家及其變體宋明理學，這一文化以儒家及禪宗的心性觀念、道家的自然觀及其文人的書寫傳統作為基礎。但自歐洲商業進入亞洲並産生殖民地經濟和貿易戰爭後，尤其是十九世紀的工業機械文明進入亞洲，使得中國及東亞隊自身的藝術和哲學傳統産生“危機感”。

對於這一科學主義及其工業文化的衝擊，中國及亞洲的藝術轉變成一種民族主義的身份意識，並大量吸收西方哲學和藝術形式。這種學習西方的意識形態將西方近代文明及其藝術看作一種普適主義的現代性，這一背景産生了兩大現代性轉型的命題，即西方文化如何本土化，以及傳統如何現代化。事實上，前者只是在一個技術途徑和方法論，但在哲學上是個偽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後者，即傳統如何向現代轉換？這一問題實際上至今未能真正完成。十九世紀末，中國及東亞的藝術家、批評家及藝術史學者開始思考如何真正從東方傳統尋求現代美學及藝術的現代形式，但一直未能擺脫文化身份主義及其形式的泥潭。

西方對自然的解構及其亞洲回應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著名的五四運動的發起人陳獨秀提出強調中國畫傳統的“危機論”。這一論點認為中國自身的繪畫傳統很難誕生現代藝術，需要吸收現代工業文化的寫實主義形式。但陳獨秀提出中國畫“危機論”時，西方現代繪畫早在十九世紀末的藝術主流開始拋棄寫實主義，轉向印象派和立體主義。這兩個流派的代表人物莫奈和塞尚，又標誌著對西方風景畫的自然觀和寫實圖像的解構。

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左翼批評家，如俄羅斯的普列漢諾夫，批判歐洲田園上疾馳的火車震耳欲聾的噪聲及工廠煙囪排向空中濃重的黑煙對歐洲自然風景的破壞。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從技術對自然和精神的異化角度，擔憂以大地為根基的精神詩學及信仰化的家園意識將為技術理性和平面化的世界圖像所取代。在歐洲近代哲學中，自然被看作一種客體，即自然是人對面的存在。它在古典藝術時代跟人的關係也至多是一種浪漫主義或者北歐神秘主義。

但歐洲的工業社會最終選擇了征服自然，並對自然進行對象性的使用。這一現代性也體現在歐洲的現代藝術中，在浪漫主義和北歐神秘主義的風景畫中的自然，經由莫奈到塞尚，完成了從對自然的想像及其幻覺的寫實表現向平面性的回歸，印象派強調分析性的色彩，塞尚強調自然的形象結構向平面性的色塊結構的轉變，這開啟了畢加索的立體主義徹底將自然結構轉變為抽象主義的幾何形式。自此，歐洲的藝術語言完成了現代性轉變，這一轉變的核心則是將自然從自我精神中分離出去，並在語言上轉向分析性的觀念和非自然的抽象形式。

與西方哲學和藝術中的自然觀不同，中國思想和藝術傳統中的“自然”從未被看作是人的對面的一種客體。在道家哲學中，人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並擁有與自然中的一切同樣性質的“靈”，即人的本質就是自然，他和一座山、一棵樹、一隻鳥本質沒有什麼區別。道家的自然觀念被上升為一種“泛靈論”的信仰程度，並擴散到哲學、藝術、政治、醫學、道德及個人修行等思想層次，比如“天人合一”、“道本自然”、“順其自然”、“自然而然”、“道心以清虛自然為體”。

在自然的觀念上，形成了中國思想傳統的美學觀念，比如儒家的“中和”、道家的“清虛”和禪宗的“空寂”。儒釋道在有關自然觀基礎上的各種精神實踐本質上是一致的。作為中國畫正統的核心因素，書法作者內在的心性被看作一種自然之道，書法行為即是一種自然、道和心性高度統一的修行。書法和繪畫尋求的精神境界也是以儒釋道達致“中和”、“清虛”、“空寂”的精神訓練為目標的。

繪畫主要是山水花鳥等自然題材，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畫建立了一套有關繪畫圖像與自然形式的關係，即“形似”。“形似”的觀念認為，繪畫需要借助一個類似自然的形象，但這種“形似”自然的圖像並非模倣自然形式，而是一種自然的“類像”，即它只是在類似自然的輪廓結構內表現一種書法。書法和自然的“類像”都是由心性帶動的，但這又不是一種宣泄性的表現主義，因為心性是一種被精神訓練所控制的自然之道，即這種精神訓練使內心達到一種超脫且具有節奏韻律的美學意境，即中國畫的“形似”的內在是要求滲透所謂的“逸氣”。

“逸”的境界到中國宋末元初時代的趙孟頫以及元末四家接近完成，其核心是從中古漢唐的“自然”轉向“本然”狀態，即繪畫的作者試圖找到一種既不積極也不消極的淡然處之的態度，一切行為按照宇宙和自我本身日常的流動狀態，既不像儒家這麼懷有主觀的入世情懷，亦不像道家那樣完全陰冷的虛無狀態。這一轉變反映了禪宗的影響。禪宗使印度佛教的“寂滅”回歸現世化的“空寂”，使中國的自然觀進入更形而上學的“本然”性質。這一觀念在唐宋之際進入了中國的書法、繪畫、詩歌和散文的創作，並逐漸進入美學層次的“逸氣”。

晚明之際，歐洲的天主教繪畫的寫實方法隨著傳教士進入中國。直到清代中期乾隆時代的宮廷繪畫達到高潮。文藝復興之後歐洲繪畫的外光明暗、空間透視及其物質質感等寫實畫法，被中國畫的山水花鳥繪畫所吸收。至十九世紀末，隨著歐洲殖民地及其租界在中國和亞洲的出現，寫實主義被上升為一種普適主義的現代性標誌，並將其視為現代科學文化的一部分。

寫實主義作為現代性的科學主義的標誌，這一觀念對中國繪畫傳統的“自然”基礎提出了意識形態挑戰。隨著十九世紀中後期的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以及半殖民地化導致了嚴復、梁啟超等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直至二十世紀初的共産主義思潮。著名的五四運動發起人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宣佈中國畫以臨摹為主的訓練體系及其山水花鳥等自然題材越來越不適應現代社會，必須用西方的寫實主義藝術和社會改造精神為其注入活力。在1950年代初，黨的美術官僚江豐甚至提出“中國畫不科學”的科學主義觀點。

在這個背景下，二十世紀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基本上接受了歐洲早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即為了民族獨立和建立現代社會，願意犧牲自然環境及其傳統的生活方式。但在哲學和藝術上，作為文人正統的國學和中國畫的文化實踐，事實上從未放棄以“自然”為核心的思想及其價值觀。章太炎、熊十力、黃賓虹等人即是例證。

西方十八世紀以後以形式邏輯和分析哲學為核心的現代性及其二十世紀初以精神分裂和抽象幾何為主流的現代主義藝術，本質上跟中國的哲學和藝術中的自然觀及其語言體系相衝突的。在關於自然的表現上，中國的語言體系無論從哲學觀到語言形式，都要比西方有關自然題材的風景畫和靜物畫的精神及語言水準高出一籌。黃賓虹在寫實主義、印象派和塞尚的早期立體主義對中國藝術的意識形態衝擊下，作出了本土回應。他的貢獻在於，在保持中國繪畫的自然“類像”的形制結構內，將重點放在書寫的自由形式，以及文人順從自然韻律及其世界觀訓練後的精神自由。黃賓虹在傳統的語言模式上推進了現代的自由形式，但他的語言現代性改造只完成了一半，他未能完全脫離“類自然”的結構，進入一種不借助自然圖像的更自由的形式。

中國的哲學和藝術在西元前幾個世紀就已傳入南韓和日本，在歐洲天主教進入亞洲後，韓日的演變模式也跟中國差不多。源自中國南宋文人畫的日本繪畫于十九世紀末也對歐洲寫實主義、印象派以及塞尚作出了回應，這主要以岡倉天心提出的東方“妙美學”以及日本藝術院以橫山大觀、竹內棲鳳為代表的日本畫。岡倉天心的美學理論是一種以中國的儒道釋美學為基礎的泛亞洲觀念，但這實際上演變為一種針對西方的東方主義，即它試圖固定一種日本化的東亞藝術的語言的身份特徵，使其區別於西方現代性。但他的問題在於，東方主義的話語無法回應現代工業主義與自然的關係，其藝術語言以對西方藝術體系的逆向性作為參照方向，而不是依據傳統自身的哲學基礎。

這種東方主義模式在中國的林風眠、劉海粟、徐悲鴻等人中國畫的現代改造以及當代水墨中都有類似問題，其癥結在於，它只是一種文化的身份特徵在畫面上的組合和再現，而脫離了傳統繪畫的內在主題及其形式自身的轉換，使得現代水墨只能“改造”，不能“創造性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