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年輕的李木面臨兩條選擇，一是上山下鄉，二是學習畫畫，雖然不知道前者是怎麼回事，但他感覺畫畫會好一點，於是便以一種被選擇的狀態走上了藝術這條職業的路子。從最初先後畢業于天津工藝美術學校和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到如今任教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30年來，李木從來沒有脫離過學校的系統。
如果只看李木的著作和文章，很可能覺得他是一個理性甚至徹悟之人，對藝術和創作有著明晰的掌控力，但在採訪中，李木坦言自己目前仍有很多的困惑和掙扎。面對飛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藝術家個人內心需求和社會需求的漸行漸遠，獨立於官方美協體系和主流藝術之外的尷尬身份，藝術價值評判標準的單一化，以及揮之不去的傳統美術教育烙印，使得早已年逾不惑之年的李木依然充滿了矛盾，甚至直言自己只想當一天真正的藝術家。不過，這樣的矛盾也許正是推動藝術家不停反思、探索、前進乃至以退為進的動力和源泉，在認識了矛盾的根源之後，反而會有另外一種坦然。就像他談到10月16日將在中間藝術館舉辦的《圖畫》個展時所説，作品雖然準備好了，但在精神上依然沒有準備，或許打無準備之仗就是這個時代的特點。
搖擺與轉變
Q：風景一直是您繪畫的主要題材嗎？
A：我什麼都畫，畫過很多年的現實主義人物畫，以及其他的各種東西。那種特別嚴謹的人物、人體畫過不少，但是一段時間以後，隨著見到的東西多了，我就比較關注自己需要什麼。大概在十幾年以前，我就逐漸離開那個狀態了。因為我一直還是在寫生的狀態中創作，這麼多年沒有放棄寫生，寫生過程中我可能有很多體會和愉悅。用一個月和兩個月的時間去臨摹一個肖像不適合我，太壓抑，我本質上還是喜歡奔放的東西。人物從形態上來講還是比較束縛我情緒的發揮，風景畫裏不太顧及是否像，相對來説這個載體會好一些。這並不意味著我以後不畫人物，最近也在想下一步畫些人物，但是不會回到以前的那種狀態。
Q：除了題材之外，這些年的創作還有哪些變化？
A：十幾年來我也有一些變化，90年代末去了歐洲，那時候給我了第一次震撼。去之前我對現代主義沒有太多的接觸，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更多，但是系統地去閱讀，特別是在“蓬皮杜”面對原作去看，還是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一個人在一生中所收到的震撼不會很多，那算一次吧。回來之後我創作中主觀的東西越來越多，客觀的東西越來越少。開始有了比較大的變化，也是我繪畫過程中一個很大的轉折。那時候的畫顏色很艷麗，也很熱情，但是慢慢這個熱情就過了，也會尋求一些感性之外的理性的思考。早期我對歐洲的東西畫了很多，更多地畫人文景觀，很少畫風景、山川、樹林等。以後從歐洲的選題慢慢轉回到北京的內容，所以我近四年一直圍繞著北京的生活尋找繪畫的可能性，顏色也逐漸變得理性，以至於純粹都是黑色。
Q：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A：因為我生活在現實當中，必定會受到當代文化的影響，所以近些年也是搖擺、衝擊得比較大的。如果説90年代以前，對現實主義繪畫的追求是單純的選擇的話，後來的選擇就比較複雜了，更多的是掙扎、矛盾、不確定，再沒有以前那種很單純的、一往無前的狀態了，因為每當我走了一段時間後，時常會發現自己走錯了，並且會為此質疑自己。
我想這種困惑應該是一種正常的狀態，也是現在社會的特色。近一年來，我對這個問題想得比較透徹，面對現代社會的複雜性、矛盾性、不確定性，是逃避、還是應對，甚至享受這種狀態，結果是有很大區別的，是一個主動和被動的問題。所以我現在表面上畫北京人文景致，實際上也試圖表達一下我在北京這些年生活的體驗，我來北京30年了，五味俱全。
現代性之下的困惑
Q：面對這種困惑，您是如何應對的？
A：我現在想要能夠進入它，想要接受它，甚至享受它。它的複雜和矛盾，是這個時代的含義，不完全是醜惡或者是消極的東西。我也可以裝作單純，有的人可能就是單純的人，但我沒那麼單純，因為我敏感，每天要面對並接受很多的東西。所以我不能裝作我什麼也不知道，所以我單純不了，索性就不單純。我就複雜，把更多關於文化生活多樣性的情緒帶到色彩裏，帶到繪畫空間裏，是不是也能揭示或者觸及到這個時代的特徵呢？這只是我的一個想法或者嘗試，我沒有下結論，因為藝術不是結論，我覺得如今的中國當代藝術太結論化了。
Q：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
A：現代化的進程太快了，中國是所有國家中現代進程裏最快的一個。由於現代性本身具有思辨性、質疑性、批判性，所以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現代性的特點，讓中國人猝不及防、。從國家、社會到個人，基本上都沒有做好充分的精神準備。所以有失落的，有失敗的，也有痛苦的。藝術家面對這個市場，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都承受不了。到底我們該如何應對現代性帶給我們的挑戰，我想這應該是中國當代藝術實踐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然我很遺憾，因為我還是沒有太多介入當代藝術的主流，但是我覺得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性和理性、直覺和經驗、本能和標準在這個錯綜複雜的現實中的地位及作用。因為當代藝術不僅僅是批判，批判是比較絕對的，這個時代已經沒有絕對的事情。不斷批判的結果，會導致更多的人對絕對性的縱容。因為你批判的立場本身就是值得質疑的。比如；你是這個時代的受益者，卻要批判這個時代。你生活在長久的奢華之中，還要表現永恒的痛苦，這本身就不能自圓其説。
Q：剛才提到的矛盾，在您身上是什麼樣的體現？
A：這是我個人的困惑，我個人內心需求和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因為社會巨大的感召力，讓所有藝術家都奮不顧身地向同一個目標前進，這是中國藝術獨立於所有國家藝術最大的特點。成千上萬藝術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奮不顧身地前進。我也在前進的過程中，但是我屬於衝在後面的那類人，我也跟不上，所以我前進一段就後退，走一步退兩步，退兩步我又覺得不行，別落太遠了又去追，可能就是這樣一個狀態。我也想參加全國美展，也想入美協，有時候也覺得這個挺無聊，又不是特積極，又不是奮不顧身的那種人，所以我在現在的位置上有點不倫不類。但是慢慢覺得這種不倫不類，可能是我個人想要的東西。儘管最終的獲得是被迫的、無奈的，但可能運氣還是好，不像有的人走得比較遠，在學院藝術和前衛藝術領域都佔有一席之地，其實那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種喪失。面對兩個不同體系，做出選擇時會面臨痛苦，但我覺得我不會，因為我什麼也沒選擇，什麼也都沒選擇我，我覺得很幸運。
當一天藝術家
Q：具體在創作中的矛盾是怎樣的？
A：我聊的更多是精神層面的問題，不是技法，我已經把技法拋棄得基本沒有了。現在畫成這樣，是因為我技法太好了，而不是太糟。我上學那麼多年，天天都在訓練這個東西，我已經畫夠了，所以總想背道而馳，但是主觀的願望和我面臨的客觀環境常常會不一樣。這可能是我沒有辦法逃避的，掙扎、糾結也就在這裡。
比如我每畫一筆，只要有第二筆，都會想這個顏色是否協調，要不要調整，空間位置對不對。這是與生俱來的，血液當中都有了，做不到乾乾淨淨、單純地畫畫。我這輩子可能無法以一個地道的藝術個體來畫畫，中國的藝術家要我來説的話，所有的人都是挺悲哀的。
Q：這是否類似您在文章中所説的“想好了再畫還是畫好了再想”的問題？
A：是，我們都是“想好了再畫”，沒有人“畫完了再想”，更沒人意識到“畫完了再想”對於我們來説是多麼的重要。因為説到底繪畫應該是我們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一種儀式。我的朋友從一個美國藝術家的家裏回來，他在海邊有幾百畝地，一兩所房子，自然的風景裏沒有人打擾。這個朋友特別感慨地跟我講，他的狗平生第一回當了一次狗。以前那狗都是在家裏圈養著的，現在每天出去跑，跟松鼠玩、捉魚什麼的。我舉這個例子是説，我們太把繪畫當回事兒了。我覺得以後的生活，如果命運能給一個機會，讓我當哪怕一天的藝術家，這輩子都沒有白過。從畫畫那天開始就有人告訴我，什麼是標準，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我現在已經不習慣“畫完了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