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志斌（北京曹雪芹紀念館研究員） 各位朋友： 上午好，很高興，今天與各位在這裡進行這樣一個活動。今天這個題目叫做《正白旗39號老屋的秘密》。正白旗39號有什麼樣的秘密呢？那就是每一個來到紀念館的遊客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即為什麼在一個以引種、馴化三北植物為主題的植物園內建造中國最偉大文學家曹雪芹的紀念館，曹雪芹是否在這裡住過，《紅樓夢》是在這裡寫成的嗎這一系列問題。 作為紀念館的工作人員，我們每天都會遇到這樣的諮詢，我們也有責任、有義務把遊客關注的問題給出自己的解答——明確細緻的事實和合理嚴密的邏輯。 大家在很多場合和文章中看到過相關問題的不少説法，當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和相應的證據，不過，據我所看呢，不少人對正白旗39號的研究不夠深入，多數是人云亦云，也不清楚其中很多的細節與邏輯。希望今天我們這個活動能夠避免這些問題，能夠做出比較合乎事實的解答。 今天講四個問題： 一、曹雪芹與香山 二、正白旗39號與曹雪芹的關係 三、曹雪芹的另外兩件文物 四、關於三件文物之間筆跡的鑒定 五、其他幾個相關問題 一、曹雪芹與香山 二十世紀初，國內學界掀起了研究《紅樓夢》的熱潮，王國維、蔡元培、魯迅、胡適等現今被視為大師級的專家都參與到研究中來，其中以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影響為大。 在王國維看來，真正應該考證的有兩個： 身為北大教授的胡適對蔡元培的《紅樓夢》研究提出批評，他認為蔡的研究不過是一種附會的“紅學”，真正的《紅樓夢》研究應該“根據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本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 胡適認為，曹雪芹即是《紅樓夢》的作者。在查閱曹雪芹好友、宗室愛新覺羅･敦誠的《四松堂集》時，胡適發現其中有《贈曹芹圃》一詩，該詩形容雪芹居所處是：“滿徑蓬蒿老不華”、“日望西山餐暮霞”。由此，人們知道，曹雪芹居住在北京西郊一處可以日望西山晚霞、滿徑蓬蒿的山村裏。 不過，這只告訴人們一個大的範圍，因為太行山余脈進入北京的地區的余脈大都符合這一條件；但是，限于資料的匱乏，人們對曹雪芹的西山居所的了解只能達到這樣一種地步。到了五十年代，隨著學界對曹雪芹西山口碑資料的了解，人們對曹雪芹西山居所和環境的了解才逐漸明晰起來。 （一）、鑲黃旗、正白旗？ 一九五四年，吳恩裕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了《關於曹雪芹》一文。上海的曹未風和承德鑲紅旗滿人趙常恂看到此文後，寫信給吳恩裕，講述他們所知道的曹雪芹在西山的情況。 曹未風提到，他在一九三零年曾經到過西郊的鑲黃旗營——該村位於頤和園後過紅山口去溫泉的路上。當地居民告知説，曹雪芹當年就住在該村，並死在這裡。曹還説，因為年時久遠，可能記憶有誤。趙函則稱，他幼年在北京西城豐盛衚同滿蒙文學校讀書，有個家住香山健銳營的同學對他講，他們家那裏風景如何好，星期天騎驢玩耍是如何有趣，還説寫作《紅樓夢》的曹雪芹當初就住在那裏，當地還有人能指出雪芹當年的故居。 又《有關曹雪芹十種》載，瀋陽劉寶藩先生於一九五零二月到京郊之青龍橋參加土改，“偶與正藍旗住戶滿洲人德某談及《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德謂曹住在健銳營之鑲黃旗營，死後即葬于附近。” 可見，曹雪芹曾居健銳營鑲黃旗似乎是可以確定的事情；但是，曹雪芹的西山故居是僅此一處，還是除此外另有他處呢？
健銳營鑲黃旗人張霙泉（八旗蒙古族人，蒙名莫德里•阿林）是香山唱“蓮花落”的民間藝人，在香山一帶足足演唱了四十多年的《紅樓夢》故事，“在拍戲、演戲過程中很留意蒐集曹雪芹的材料。曹雪芹在香山的故居他們都訪問過，除此以外，他們還跟老壽星們不時地打聽曹雪芹晚年的生活情況。” 一九五六年，畫家司徒喬到臥佛寺側的龍王堂創作寫生，張的孫子家鼎師從司徒學習繪畫，並偶爾把從祖、父親及長輩父老聽來的曹雪芹故事講給司徒夫婦聽。一九六三年，文化部擬在故宮文華殿舉辦“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活動”。中國新聞社的黃波拉到龍王堂看望同鄉好友馮伊湄，談及紀念曹雪芹一事，馮便告訴她，家鼎的父親知道很多關於曹雪芹在西山的故事，這是三月初的事情 。 三月十七日，《文學遺産》委託吳恩裕到鑲黃旗採訪張家鼎的父親張永海。吳恩裕還約了吳世昌、周汝昌、陳邇冬、駱靜蘭等人同往。張永海説，曹雪芹是乾隆十六年（1751）正式定居香山正白旗的，乾隆二十年（1755）春天，曹雪芹從正白旗搬到鑲黃旗營上坡居住，並最終死在此處 。 由上可知，曹雪芹在的西山故居共有兩處，先住正白旗，後從正白旗遷往鑲黃旗居住。 大家可能會説，為什麼你用的都是傳説呢？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關於曹雪芹的文獻資料確實太少了。但是，大家也不要小瞧了傳説。 在我看來，傳説不同於民間文學，它有很多紀實的成分。比如今天我們在曹雪芹紀念館相會，回家後，我們把這件事情告訴家人，很可能會一代代傳下去，事情的細節可能在口傳中發生變形，但是，有這麼一件事情，有這樣一個人講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一代代的傳承中卻不會有問題。 我們還要注意一件事情，這些傳説出現在怎樣的背景下。這時候，紅學家還沒有到香山來采風，而香山人也不知道什麼叫紅學，這些傳説就一直在香山這個地方傳播，只是沒有知識界把它們記錄下來、傳播出去而已。 我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大家參觀紀念館第二排展室時會看到有一張北法海寺的照片，下面的説明詞上説道，1963年老舍先生在門頭村體驗生活，給郭沫若的信中附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寫道：“金玉紅樓終是夢”，注腳是“當地百姓稱，曹雪芹在附近法海寺出家為僧。”出家為僧這個詞怎麼理解是一回事，但是，説明曹雪芹在香山的傳説既不是孤例，也不是只有張永海一個人知道，而且，曹雪芹與北法海寺確實存在密切的關係。這是1963年的事情。 二、正白旗39號與曹雪芹的關係 1963年的傳説告訴我們兩個重要資訊： （一）曹雪芹正白旗故居的四個方位：四王府的西面、地藏溝口靠近河的地方，門前有大槐樹，房後（也就是北面）是正白旗的檔房。其實，還有西、南兩個方位，雖然傳説中沒有明説，但是，實際上已經告訴人們了，因為地藏溝西面、正白旗檔房前面這個範圍裏西面、南邊不遠處都是河灘。 也就是説，1963年的傳説已經把曹雪芹正白旗故居的四個方向都劃定了。 （二）1963年的傳説告訴我們，曹雪芹的友人送給曹雪芹一個對聯，叫： 遠富近貧，以禮相交天下有； 疏親漫友，因財絕義世間多。 事過八年，也就是1971年文革正進行到一半的時候，這幅對聯被發現在正白旗39號老屋第4間房的西墻壁上。 當時，這老屋內居住的是北京二十七中退休語文教師舒成勳夫婦。1971年4月4日，舒成勳的夫人陳燕秀在挪動靠墻的木床時，將墻上的白灰刮下一塊來後發現，脫落墻皮內另有一層墻皮，而且，內側墻皮上似乎還有著斑斑的墨跡。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她慢慢的將外層的墻皮揭了下來。結果發現， 60%的墻面上都寫滿了字跡，還有一些蘭花。 晚上，舒成勳從城裏回來，在墻壁的中央，發現了那幅久被口傳的對聯。
在曹雪芹正白旗故居的範圍內發現了曹雪芹友人贈送給曹雪芹的對聯，這説明瞭什麼？假如能夠證明這墻壁上的文字是曹雪芹生活時代人所書，是不是就能證明這正白旗39號就是曹雪芹的一處故居？我認為，這個邏輯是能夠成立的，因為除了這個結論，沒有任何一種説法再能解釋1963年傳説與正白旗39號老屋發現對聯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 1971年，題壁詩發現時，專家一致認為，是清朝的老物件，但老到什麼時候，大家説不清。舒成勳家發現題壁詩的第二天，舒成勳便把自己的外甥郭文傑找來，讓他給墻上的詩文墨跡照了像 。 1975年農曆8月29日，著名的文物鑒賞家張伯駒攜夏承燾、鐘敬文、周汝昌等人，到正白旗39號老屋訪問舒成勳。舒成勳將當年照下的“題壁詩”的照片給他們觀看。 張伯駒看過旗下老屋“題壁詩”照片後説，我不是紅學家，只是一個文物工作者，考文物以證歷史，題壁詩“詩格”斷為乾隆時代無疑。然不能以此斷定必為雪芹故居，已不能斷定必非曹雪芹故居。張伯駒後有《浣溪沙》詞記載當日之事，雲： 秋氣蕭森黃葉村，疏親慢友處長貧，後人來為覓前塵。 刻鳳雕龍門尚在，望蟾臥兔硯猶存，疑真疑幻廢評論。 其詞注有“按發現之書體、詩格及所存兔硯，斷為乾隆時代無疑。”張伯駒對“題壁詩”的鑒定，為我們研究正白旗39號老屋與曹雪芹故居的關係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反過頭來再看上面我們提到的邏輯： （一） 正白旗39號老屋位於曹雪芹正白旗故居範圍內； （二）在正白旗39號老屋西墻壁上發現了曹雪芹的有人送給曹雪芹的對聯； （三）這些題壁詩書寫于乾隆年代，而墻壁上的“歲在丙寅”告訴我們，這題壁詩書于乾隆十一年（1746）。 我們得出的唯一結論是正白旗39號是曹雪芹的故居一處。為什麼説是一處呢？因為曹雪芹還在別的地方住過，我們所知道的有崇文門外、什剎海附近、鑲黃旗外公主墳，但是，可惜的是這些地方，要麼我們不知道具體是哪個房間，要麼已經湮沒無聞了。 三、曹雪芹的另外兩件文物 1977年秋，北京工人張行到臥佛寺寫生，經過舒家時到屋裏參觀。結果發現墻上的“拙筆學書”四個字，想到自家書箱上也有“拙筆”的字樣。當時呢，舒先生不在家。以後，張行又來過幾次，也沒見到舒先生。後來，兩人終於見到了，張行向舒先生請教了“拙筆”、“處士”是什麼意思。 幾天后，一位叫做孔祥澤的先生來舒家，向舒先生透漏了張行家有一對有“拙筆寫蘭”的書箱，約好下週五去主人家看這對書箱。後來，孔祥澤先生又把這個消息轉告與他相熟的紅學家吳恩裕先生。吳恩裕又和故宮專門研究木器的王世襄一起陪文化部副部長袁水拍一起到張家看了書箱。王世襄認為，從書箱的木質來看，確為清代乾隆中期之物 。 2009年，我們又請專門做小器作修復的專家和高級美工師一起對書箱原件進行了鑒定，認為書箱子的年代沒有問題，書箱上刻字與書箱亦屬一個年代。 其中，一隻書箱上刻有“拙筆寫蘭，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另一隻書箱蓋上繪有蘭草、怪石等圖案，此外，還刻有一首《題芹溪處士句》的詩，雲： 並蒂花呈瑞，同心友誼真。 一拳頑石下，時得露華新。 這就形成了一系列邏輯： （一）書箱子的年代為乾隆； （二）書箱子上文字刻口與木料年代一致； （三）書箱子上刻有“芹溪處士”字樣； （四）書箱蓋上文字刻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説明這對書箱為當年曹雪芹所有，其時（開始擁有書箱的時間）應在乾隆二十五年。 刻有“拙筆寫蘭”字樣的書箱箱蓋背後用墨筆書寫有“為芳卿編織紋樣所擬歌訣稿本”、“為芳卿所繪彩圖稿本”、“芳卿自繪編錦紋樣草圖稿本之一”、“芳卿自繪編錦紋樣草圖稿本之二”、“芳卿自繪織錦紋樣草圖稿本”。 説明書箱是給一個叫做“芳卿”的女人存放彩圖、織錦、編錦、織錦紋樣稿本用的，而從邏輯上看，這五行書目就是“芹溪處士”也就是曹雪芹為她寫下的。 針對這五行書目，孔祥澤先生指出，這五行書法就是曹雪芹的原筆。我們不禁要問，孔先生緣何如此肯定這五行書目就是曹雪芹的親筆呢？原來，1943年，孔祥澤在北華美術專門學校學習雕塑和繪畫，師從高見嘉十學習雕塑。高見春節逛廠甸時，對中國風箏産生了極大地興趣，想與孔祥澤合作編著一部研究中國風箏的書籍。數月後，高見通知孔祥澤到他的住處。到了之後，孔祥澤看到了一大套書籍，書名為《廢藝齋集稿》。為了鑒定該書的真偽和價值，高見嘉十還邀請到了風箏名家趙雨山，畫家關廣志、金仲年、楊嘯谷等人。
由於該書第二卷《南鷂北鳶考工志》是專講風箏扎糊繪放技術的部分，它們先看這一部分，發現該卷前面序文寫道：“曹子雪芹憫廢疾無告之窮民”的文字，知道該書係《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另一遺著。 由於當時中國軍民與美國人在中國和太平洋戰場上的反攻，書籍擁有者急於反日，所以只答應給高見等人抄錄一個月。時間有限，所以全書抄錄不全，其中《南鷂北鳶考工志》抄錄了十分六、七 。 從1962年起，北京人冷世祥、孔令民、趙奕等人就開始跟隨孔祥澤學習曹氏風箏扎糊，孔告訴他們自己傳的風箏叫“曹氏風箏”，是曹雪芹傳下來的 。1963年，費保齡也開始隨孔祥澤學習曹氏風箏。 據冷世祥回憶，1967年，他到阜成門外孔祥澤的住處探望。“孔老正在家中精心地繪製‘鶴鹿同春’……專門對我講解了曹雪芹所創“迷筆”畫法：以偽代真，以幻于實的用運之妙。” 1968年，趙雨山逝世。臨終前，趙先生拉著孔祥澤的手，要他把追憶《廢藝齋集稿》的事情做下去，不要讓曹雪芹的這部遺著湮沒無存。 孔祥澤與紅學家吳恩裕相識于1965年，但是，當時各種活動眾多，兩人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孔只大略告訴吳自己曾抄錄過曹雪芹的作品的情況。1969年，孔祥澤把《南鷂北鳶考工志》的曹雪芹“自序”抄給吳恩裕。 注意前面這三個時間：1962年、1967年、1969年。為什麼要注意這一點呢？ 學界有人懷疑，《廢藝齋集稿》是孔祥澤弄出來欺騙吳恩裕的。可是，大家可以發現，孔祥澤在認識吳恩裕之前，就已經給自己的學生説過，他們學的是曹雪芹的風箏，1967年時他還把《南鷂北鳶考工志》中曹雪芹畫風箏使用的“迷筆”方法，而他把《南鷂北鳶考工志》曹雪芹自序直到1969年才有機會告訴吳恩裕。 假如《廢藝齋集稿》是孔祥澤弄出來欺騙吳恩裕的，那為什麼在他認識吳恩裕之前他就告訴他們學的是曹雪芹的風箏呢？可見，這種偏見是站不住腳的。 不僅如此，直到1978年，當年參與抄錄《南鷂北鳶考工志》的金福忠先生尚在世 。金為風箏製作大家，清末還曾供奉朝廷，專門製作風箏 。吳恩裕訪問過他，證明當年確實有過抄錄曹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一事。 筆者認為，有冷世祥和金福忠的證明，有冷世祥所述事實與孔祥澤提供給吳恩裕材料間的時間先後，應該承認，孔祥澤沒有説謊，他確實參與了1943年抄錄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的工作。 孔祥澤還保存有一頁當年用鉛筆雙鉤過的曹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自序文字。經專家鑒定與曹雪芹書箱後蓋上的五行書目確為一人所書。 既然，刻有“芹溪處士”字樣的書箱為乾隆年代物品，而它蓋子後面的五行書目又與曹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自序文字出自一人之手，兩件曹雪芹文物之間就形成了互證。 四、關於三件文物之間筆跡的鑒定 我們上面論證了正白旗39號老屋題壁詩、五行書目、《南鷂北鳶考工志》曹雪芹自序都是出自曹雪芹之手，且五行書目與《南鷂北鳶考工志》曹雪芹自序同出一人，則正白旗39號老屋題壁詩的書法也應與五行書目、《南鷂北鳶考工志》曹雪芹自序的書法存在內在的一致。那麼，到底是不是這樣的呢？ 2008年11月，我們結識了公安部物檢中心物檢專家李虹先生。他參觀紀念館後，表示對曹雪芹文物很感興趣，表示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經過對正白旗39號題壁詩原件、曹雪芹書箱五行書目原件的對比鑒定，李虹先生指出，從筆跡上看，兩件文物書法出自一人之手，沒有問題。 2010年6月，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學書法方向博士後、中央政法大學副教授孫鶴女士在參觀曹雪芹紀念館時亦指出，題壁詩文、“五行書目”、《南鷂北鳶考工志》曹雪芹自序雙勾文字之間存在書法用筆上的一致性。 實際上，在李、孫兩位專家鑒定之前就有人就三件文物間書法的一致性問題進行過探討。
1977年，孔祥澤指出：“當我開始觀看你家題壁詩，看到詩文和對聯筆體的原照片時，我認為那些字跡並不是曹公的筆法，以後承你拿出那些被人鏟掉而丟棄的‘今日’、‘為炊’、‘旁觀嘖嘖’等隸書灰皮時，我深信這正是曹先生的親筆書寫了。” “從曹公的手書墨跡來看，他寫的是流暢的章草。經過我多年的揣摸判斷，我認為曹公的書法底子是漢隸。曹公在書寫篆、草、行、楷各體文字中，均把漢隸那種古樸剛勁的筆法帶進諸體之中，尤其是那種逆筆反折橫走的風勢，都自然溶于諸體的點、劃、波、折、橫、豎之中。” 黃振泰、黃庚《曹雪芹故居之發現》發表一文發表在1978年6月《明報月刊》150期特刊上。文章寫道：“箱內有一存物清單，字跡和風箏譜雙勾、灰墻上的墨跡，風神一般，最突出的是有捺的字形，捺末均作小刀形，芳字的下部先勾後撇的寫法，全出一式。” 他們還將部分墻壁詩文字與孔祥澤雙勾描摹曹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自序文字進行了列圖比較。 只是，那時候他們的意見不被重視罷了。現在將孔、黃二位的鑒定意見與李、孫二位的鑒定意見對照，可以確定，正白旗39號題壁詩書法與五行書目、《南鷂北鳶考工志》書法皆出自曹雪芹之手。 綜上，筆者認為，紀念館第一排前四間房（即原來的正白旗39號）即是曹雪芹在正白旗的故居，墻壁上的墨跡出自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而題有“雪芹處士”的書箱和《南鷂北鳶考工志》都是曹雪芹最可寶貴的遺物。 五幾個相關問題 （一）關於乾隆二十年曹雪芹正白旗房子塌了的問題 1963年的傳説提到，乾隆二十年曹雪芹正白旗的房子塌了，因此，有專家認為，既然房子塌了，則墻壁上即便確有題壁詩文，其後也不應再存在了。 這種説法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實際上，卻忽視了兩個字的含義，即“塌”與“倒”。塌是指房頂掉了，而倒則是墻壁傾倒。1963年的傳説中説到的是房塌了，也就是説房子頂掉了，頂掉與墻壁是否保存完好無關，自然不能以此懷疑墻壁詩與曹雪芹的關係，何況張伯駒先生明白的説，墻壁詩書體斷為乾隆時代無疑呢。 （二）關於“芹溪處士”書箱上的文字問題 或者以為，書箱卻為乾隆時代物品無疑，但書箱上的刻詩是後人所刻。不知道這位專家是否真正見到過這對書箱，但是，見過這對書箱的公安部專家、小器作修復專家和高級美工師，包括紀念館、曹雪芹學會成員都認為，書箱本身的木質與書箱上刻字字口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可能為後人在70年代所刻。況且，王世襄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明清木器專家在判定書箱年代的時候，當著文化部部長的面説是乾隆時代老物件沒有問題，絲毫沒有提到木質與刻口之間的差異。 或者以為，書箱上的“友誼”二字係近代從日本傳入，不可能現于曹雪芹生活的乾隆時代。實際上，如果大家看一百二十回的程乙本， 又雲，書箱子蓋後面的紋樣非清代文字，是從日本傳入的。實際上，在清代中葉的文檔中紋樣二字處處可見，《圓明園》檔案中就有不少記載。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廣木作）：“玉觀音（連木作）通高一尺九寸五分，面寬一尺一寸六分，玉淨面寬一尺。九月十三日，將玉玲瓏館添做插屏，做得通高一尺八寸五分，面寬一尺一寸六分，合牌插屏樣一座，上畫雕漢紋花紋樣呈覽。奉旨：照樣或做素插屏一座。欽此。” （三）孔祥澤所謂曹雪芹詩在其外祖詩文集中有錄 1965年，北京大學教師劉培華和友人沈信夫拜訪吳恩裕 。沈信夫稱，他的朋友孔祥澤已故的外祖父著有《考槃室札記》，其中有關於曹雪芹詩畫的佚文數條，其中一條寫道：“某年，曾于某貝子家中見曹雪芹詩畫筆記多種，其中，有曹所繪巨石一幅。”畫上還有題詩，雲： 愛此一拳石，玲瓏出自然。溯源應太古，墮世又何年？ 有志歸完璞，無才去補天。不求邀重賞，瀟灑作頑現。 1966年秋，孔祥澤將“愛此一拳石”詩鈔給吳恩裕。1973年，吳恩裕根據孔祥澤提供的材料，寫出了《曹雪芹的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發表在當年的《文物》雜誌第二期上，併為該詩命名為《題自畫石》。 1974年9月，吳曉玲從中國書店應某處收到富竹泉著《考槃室詩草》一書。英某稱，曾看過吳恩裕1973年發表的《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 《考槃室詩草》前夾著一張散頁，介紹富竹泉的情況。而該詩集中，吳曉玲發現了曹雪芹“題畫石詩”。既然，孔祥澤説，那首詩是他的外祖富竹泉從別人的扇面上抄來的，那麼，為什麼又會出現在富竹泉自己的《考槃室詩草》中呢？於是，吳曉玲斷定，孔祥澤是在説謊，他把自己外祖的詩文當作曹雪芹的詩文欺蒙吳恩裕及整個學界。
如果，確如吳曉玲等人的推測，這篇散頁係孔祥澤所作，那“孔祥澤”寫作這篇文字的目的委實奇怪。因為，從文字的內容與口氣來看，這篇散頁是孔祥澤寫給別人看的，目的是向對方介紹外祖及外祖與溥儒的關係。 如果，像有些專家懷疑的，孔祥澤以外祖詩冒充曹雪芹詩，售予吳恩裕以牟利，那他為什麼不將《考槃室詩草》中的“愛此一拳石”詩拆下毀掉呢？ 針對有人説，《詩草》前面的散葉出自孔祥澤的説法。孔祥澤説，他從未給在吳曉玲擁有《考槃室詩草》的中國書店寫過任何的材料或者證明，並願同吳恩裕前往中國書店對證。因吳多病而未能成行。吳便委託自己的妻子駱靜蘭到中國書店查訪，中國書店的副經理鄭寶瑞説，書店從來沒有讓售書者書寫材料的習慣，且經他細查，書店也從未收到什麼所謂的證明。 再一點，吳恩裕先生曾指出，原詩並無題名，“自題畫石”是他給詩起的名字，他還就此問題當面問過吳曉玲，認為如果作詩之人自己題名，應該題作“題自畫石”或者別的名字，吳曉玲沒有給予正面回應 。 一個看過吳恩裕1973年《曹雪芹的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文章的人，于1974年9月出示了有《自題畫石》詩的文集，而這個題目並不符合常規詩文命題的規矩——是吳恩裕為這首詩命名的，這意味著什麼呢？ （四）題壁詩反映的內容 經查，正白旗39號發現的題壁詩多抄自《西湖志》、《東周列國志》、《六如居士全集》及《水滸傳》等，主要集中在吟誦西湖美景，感慨生不逢時、世態炎涼，可以知道，抄錄者對江南風光很有感情，而且胸有抱負，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不能施展。從他抄錄唐寅《花月吟效連珠體十一首》中詩可知，他是羨慕唐伯虎之為人的。 吳世昌與趙汛還指出，老屋西墻上的題壁詩文錯字眾多，因此，抄錄者文學修養很低，絕對不能是曹雪芹。墻壁上的詩文錯字真是因為抄錄者不懂平仄、隨意改動的麼？ 似乎沒有這麼簡單，如其中的《魚沼秋蓉》一詩： 放生池畔摘湖船，夾岸芙蓉照眼鮮。 旭【麗】日烘開鸞綺幛【障】，紅雲裹作鳳雛【羅】纏。 低枝亞水翻秋月，叢曇【萼】含霜弄晚【曉】煙。 更愛赤欄橋上望，文鱗花低【底】織清漣。 改字如此之多，難道都是誤記嗎？ 明初名士高啟的《百花洲》詩的改動，更讓人感覺作者對原作的改動是有意為之。高詩原作“吳王去後百花落，歌吹無聞洲寂寞”。題壁詩則更為“吳王去後百花落，歌吹長島洲寂寞。”“無聞”、“長島”之別是何其大也，如何能夠輕易記錯呢？ 該詩被馮夢龍、蔡元放編的《東周列國志》收錄，題為《錦帆涇》。題壁詩云“偶錄《錦帆涇》”。既雲抄錄，如何能有如此舛誤呢？ 由上，我們可以認為，題壁詩文誤字眾多並非抄錄失誤那麼簡單，很可能是抄錄者有意修改原詩而造成的。 我們説，正白旗39號是曹雪芹故居，並不是説曹雪芹終老于正白旗。根據1963年的傳説，乾隆二十年（1755）春天，曹雪芹離開正白旗，搬到鑲黃旗營上坡居住。鑲黃旗的雪芹居所，在一座碉樓之下，西望碧雲寺，其後是玉皇頂。敦敏所雲“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寫的就是這裡。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吳恩裕先生還親自到這裡走訪過，彼時殘缺的碉樓還樹立在那裏，現在卻什麼都找不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