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談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對新中國的美術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畫家，董希文無疑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人物，他的《開國大典》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董希文1914年出生於浙江紹興。中學畢業後，他先是上了蘇州美專，在那兒學習繪畫的基礎知識。1934年他轉學到國立杭州藝專預科班，兩年後考入本科。然而好景不長，隨後爆發的抗日戰爭打破了校園生活原有的秩序和寧靜，董希文1939年從國立藝專畢業，可以説他的藝術訓練都是在動亂和顛沛中完成的。但可能正是這种經歷，才使得他對中國社會，尤其是對農村生活有了切身的體驗和認識，並對植根于其中的民間與傳統文化有了豐富的感性經驗。

1942年，昔日的老師常書鴻在重慶舉辦的敦煌壁畫臨摹展引起董希文的濃厚興趣，次年他便偕同新婚的妻子來到敦煌，在那兒度過了兩年半的時光，臨摹了大量的壁畫和彩繪墓磚，為探索民族化的油畫語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6年受徐悲鴻之聘，董希文來到北平國立藝專任教，在這期間他完成了根據敦煌經驗創作的重要作品《哈薩克牧羊女》。這幅畫以淡紅、淡藍和淡黃為基調，以單線平涂為基本的造型手段，反映出畫家在形式追求上的民族化傾向。儘管並沒有直接照搬敦煌壁畫的形式語言，但敦煌藝術所體現出來的東方美學精神卻被董希文成功地運用到了創作之中，表現出與西方油畫傳統截然不同的造型觀念。在40年代末期，董希文參加了一些進步文化活動，並於1950年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北平解放後，他馬上創作了《北平入城式》，同時還來到北京郊區參加了土改運動，為他日後選擇革命歷史畫的創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董希文的傳世之作《開國大典》可以説代表了他十幾年來潛心探索油畫民族化風格的傑出成就。在某種意義上説，《開國大典》這幅畫並不是一個真實場景的直接記錄，而是政治要求與象徵性手法相結合之下的歷史記憶。開國領袖毛澤東被安排在畫面的中央，黨的其他主要領導人也都處於前排，這無疑象徵著中國共産黨的核心領導地位；而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在畫面中的安排則是全國人民大團結的象徵，同時也是對共和國政體結構的形象解釋。作品通過色彩的烘染和環境的營造表現出濃郁的民族氣派，而地毯、立柱、燈籠以及廣場上旗幟的紅色基調也奠定了喜慶歡樂的氣氛，同時紅色也提供了一種莊嚴而隆重的感覺，有力地烘托了開國大典普天同慶的主題。畫面近乎純色平涂的視覺感受可以説與西方油畫的傳統大相徑庭，同時地毯的圖案及燈籠、柱子和護欄等的形式結構等也都具有東方文化符號的隱喻性，從而構成了一種具有典型中國審美趣味的油畫風格。董希文的《開國大典》一畫無疑是革命現實主義與藝術形式完美結合的典範，因為這種形式不是人為地設定與編造出來的，而是藝術家對藝術理解的內在需要與理想主義信念高度結合的産物。

隨著50年代政治氣候的變化，董希文的油畫風格也發生了逆轉，民族化與形式感的追求已讓位於真實再現的技法，這實際上也意味著他藝術個性的失落與終結。革命與政治的需要無疑消解了他在藝術語言上的進一步思考與探索。從他後來創作的一些油畫作品，如《春到西藏》、《千年土地翻了身》以及《紅軍不怕遠征難》等來看，雖然畫家懷著依舊真誠的熱情，但畫面的語言和形式卻不可避免地趨向於某種明確的政治性寓意動機的表達，這種風格上的轉變其實是50年代政治對藝術強加干涉的體現和反映。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蘇聯的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的繪畫風格被全盤引入中國後，便被奉為油畫的正宗，尤其在歷史畫的創作上，向蘇聯看齊似乎成為了一道無形的指令。這是那個時代的藝術家無法擺脫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