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信
兩千多年前，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出現了兩個強大的國家：秦漢和羅馬。它們代表著當時古代世界文明的最高輝煌成就。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一書中進行文明比較研究時，提出世界文明發展的兩種主要模式，即希臘模式與中國模式。在他看來，古羅馬文明是希臘模式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所謂希臘文明亦可稱為希臘—羅馬文明，而中國的秦漢王朝則是中國模式的開始。儘管湯因比關於世界文明發展的兩種模式的看法在學術界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他對中國秦漢王朝和古羅馬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強調，把二者作為東西方兩大文明的典型來看待，確實是很有見地的。此次由中國國家文物局和義大利文化遺産和活動部主辦、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和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承辦的“秦漢-羅馬文明展”，以展覽兩大文明的文化瑰寶的方式，通過實物的相互參照和對比，向人們展示兩國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歷史文化以及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質，表明這兩大文明對人類的偉大貢獻及其在歷史上對東西方文明發展的巨大影響。這在我國文化界是一大創舉，也是中意兩國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秦漢和羅馬兩大文明在歷史上是怎樣産生的呢？在今天，它們又給人以什麼啟示呢？
兩大文明都經歷了由開始誕生、逐漸形成、發展壯大、強盛繁榮以至最後走向衰落的相當漫長的過程。它們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而是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必然産物。以這兩大文明的開創者秦國和羅馬來説，原本都是遠離當時文明中心、地處邊緣的蕞爾小邦，經過幾個世紀的歷史風雨，竟然成長和發展成為擁有遼闊的疆域和眾多人口的龐大帝國，甚至對世界歷史進程發生巨大影響，其原因何在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我們來看這兩大帝國崛起的過程。秦國先人因替周王養馬有功，被封在今甘肅天水附近的秦地。西元前8世紀，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由大夫獲封為諸侯，當時秦國只是局限于歧西之地的一個無足輕重的諸侯國。至西元前626年秦穆公即位後致力於拓展疆土，“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秦本紀》），秦國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的諸侯強國。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社會劇烈動蕩，諸侯混戰，戰爭頻仍，嚴重地阻礙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實現全國統一成為歷史前進的潮流所向。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實施社會改革後國力大增，通過戰爭相繼滅亡六國，結束了諸侯群雄割據的局面。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這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個創舉，被史學家稱為“萬世開基”不是沒有理由的。秦始皇所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措施，如廢除封建制改為郡縣制，統一文字、貨幣和度量衡，修馳道和通水路，築長城防禦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等等，都有利於統一國家的形成，對發展生産和傳播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所有這些對古代中華文明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秦始皇及其繼承者“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漢書·賈山傳》）。殘酷的刑罰，沉重的徭役，野蠻的政治壓迫，過度的經濟剝削，終於激起了大規模人民起義。秦王朝只經過14年的短暫統治就遭覆滅。西元前202年，漢王朝建立。漢承秦制，統一的封建國家在漢代得以鞏固，但漢王朝早期統治者接受秦王朝迅速敗亡的教訓，實行清凈無為與民休息的政治，使社會經濟發展得以恢復，在文、景二帝統治時期趨於繁榮。由於漢王朝所創造的文明是在秦統一中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可稱之為秦漢文明。到漢武帝統治時期（西元前140年—前87年），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思想上均達到了鼎盛狀態。漢帝國的疆域也在秦王朝領土的基礎上繼續向外拓展，特別是在西北擊敗了匈奴，控制了天山南北，開闢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線，為以後建立著名的“絲綢之路”準備了條件。通過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漢王朝與遠近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廣泛聯繫，勢力範圍擴及周邊的朝鮮半島、越南、緬甸，成為真正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東方帝國。據西元2年的記載，當時漢帝國擁有人口5959萬，領土東西9302里，南北13368里，這樣龐大的人口和廣大的疆域在上古時期東方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後來漢帝國內部雖因動亂而發生政權更疊，但代替西漢王朝而繼起的東漢王朝仍保持帝國的統一和穩定發展，使漢王朝的統治長達四個多世紀之久。經過秦、漢兩個王朝，中國已牢固地建立起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為中華文明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差不多與此同時，羅馬文明開始在歐洲義大利半島誕生和成長。西元前7世紀，羅馬還只是拉丁氏族部落的聚居地，尚未形成城邦。關於羅馬的起源有一些廣為流傳的神話傳説，説羅馬城的創建者羅慕洛斯和雷慕斯兩兄弟是古代特洛伊城失陷後逃亡到義大利的艾涅阿斯王子的後代，這一對孿生兄弟遭篡權的叔父陷害，被投入第伯河，大難不死，衝到岸邊被一母狼哺乳成長。這一神話雖不足信，卻反映了羅馬人祖先喝狼奶長大的那種強悍和勇猛的民族性格。關於羅馬城創建於何時是有不同説法的。古羅馬作家瓦羅認為羅馬建城于西元前753年，並以此年作為羅馬紀元，但有人認為要更早或更晚。實際上，羅馬建城恐在西元前7世紀末大批埃特魯斯坎人進入該地之後，當時正值羅馬早期歷史上的“王政時期”，埃特魯斯坎人建立塔克文王朝（所謂“後三王”），完成了由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制國家的轉變。暴君“高傲者”小塔克文暴虐無道，于西元前510年被羅馬人起義推翻，建立起羅馬共和國，從此開始了羅馬歷史上的“共和時期”。在這時期內羅馬通過一系列內部制度變革，建立了較穩定的政治體制，緩和了貴族與平民的矛盾，增強了凝聚力，促進經濟發展，並不斷擴大羅馬公民權的授予，使羅馬實力壯大，得以向外擴張。首先通過兼併和軍事征服，統一了義大利半島，接著又發動許多次戰爭，征服整個地中海地區。羅馬通過三次布匿戰爭，經歷長達一百餘年的極為激烈、殘酷的殊死鬥爭，終於在西元前146年徹底消滅了最大的勁敵迦太基；又通過三次馬其頓戰爭，征服了馬其頓和希臘各城邦，通過敘利亞戰爭打敗塞琉西王國，直至將其吞併。到了共和國末期凱撒執政時，希臘化世界已臣服於羅馬，羅馬成為整個地中海的真正的主人。此前雖在義大利發生大規模的斯巴達克奴隸起義，給奴隸制以沉重打擊，也未能動搖羅馬的統治。西元前44年，凱撒被暗殺後羅馬陷於內戰，最後屋大維取勝，成為獨掌大權的元首和最高統帥，于西元前27年被授予“奧古斯都”（意為神聖、莊嚴、偉大）的尊號，羅馬從此進入帝制時期。他統治下的早期羅馬帝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在繼起的安敦尼王朝，羅馬帝國處於“黃金時代”，特別是圖拉真在位時達到鼎盛。帝國的疆域擴大到最大版圖，其領土橫跨三大洲，東起美索不達米亞，西至西班牙、不列顛，南達非洲、埃及，北迄萊茵河、多瑙河一線。在將近二百年中保持了帝國的霸權，形成所謂“羅馬和平”（Pax Romana）時期，這是羅馬文明發展的高峰。進入西元3世紀後，羅馬帝國盛極而衰，發生嚴重危機，日益腐朽衰敗，分裂為東、西兩部分。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宣告滅亡，羅馬文明也歷經千年而走向終結。
有人認為，羅馬文明的崛起和發展完全是依靠戰爭和軍事征服。例如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認為，羅馬之所以成為世界霸主，在於它“永遠是處於戰爭狀態，而且這些戰爭永遠是激烈的戰爭”（《羅馬盛衰原因論》）。這種看法是比較表面的，沒有探究其深層的歷史原因。其實，在古代歷史條件下，戰爭往往是實現政治統一的手段，這不僅適合於羅馬，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適合於包括秦漢在內的其他古代文明。羅馬文明不是單純靠火與劍造就的，從根本上説它的産生是順應當時發展帝國型大規模奴隸制的歷史要求，同時也是一種必然的歷史文化現象。當代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説得好：“古代世界的羅馬化，它的軍事征服同時也是文化征服——這是羅馬史帶給世界範圍的基本主題”（《地中海考古》）。現在，兩千年過去了，那些建立赫赫戰功的帝王將帥早已化為塵土，靠軍事征服創下的光輝業績也已煙消雲散，只有歷史留給我們的文化依然存在，訴説著那個時代的輝煌。與短暫的軍事勝利相比，文化才是真正具有持久影響力和生命力的。
秦漢和羅馬兩大東西方文明交相輝映，它們的産生和成長既符合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又因它們所處的客觀環境和歷史條件不同而各具特點。從這次展覽可以看出，兩大文明一方面體現了歷史發展規律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現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首先，物質生産活動是人類文明賴以産生和發展的基礎，秦漢和羅馬兩大文明之所以在古代世界光耀史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們掌握著當時先進的生産力，都有發達的經濟作為基礎。秦漢和羅馬都是以農立國，農業生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重要的地位，無論在農業耕作技術或使用的農具方面，當時都居於世界的前列。中國農業有悠久的歷史，是東亞農業起源中心。早在春秋時期，中國就開始使用鐵器，到秦漢時期鐵制農具已經普及，加上牛耕的推廣，引起了生産力的急速提高，一些新式農具的出現使精耕細作技術得以發展，特別是大型農田灌溉工程的興建，使黃河流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得到全面開發。農業生産包括糧食、經濟作物、園藝、林業、畜牧、蠶桑、漁業等均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正是在總結豐富的農業生産實際經驗的基礎上，那個時代出現了像《呂氏春秋·任地》等3篇和《氾勝之書》那樣卓越的農學著作。由於中國較早實行土地私有，秦漢時期已建立封建地主經濟制度，當時先進的生産力是適應于生産關係的。與秦漢帝國不同，古羅馬盛行大規模的奴隸經濟制度，頻繁的戰爭提供大量戰俘成為奴隸，被廣泛地使用於農業、採礦和公共工程，促進了生産力迅速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繁榮。在農業生産中已普遍使用新的生産工具如重型犁具和收割器械等，注重農業技術的實際應用，特別強調總結和交流農業生産的組織管理經驗，力求達到生産的高效率。古羅馬農學的鼻祖迦圖寫于西元前160年的名著《農業志》，集中地反映了該時期義大利農業經濟的狀況，除了有關各種農作物的耕作技術外，還總結了一整套使用奴隸勞動經營管理農莊的經驗。以後其他農學家如瓦羅和科路美拉也在他們的農學著作中討論了農、林、牧、漁等各方面的知識和農業生産的經營管理，説明古羅馬當時的農業經濟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以農業為基礎，秦漢和古羅馬的經濟得到全面發展，採礦、冶金、紡織、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和對外貿易在古代世界均名列前茅，生産規模巨大，如煉鐵爐達50立方米，紡織業有數千人的大作坊。且各有特産和專門技術聞名於世，例如中國的絲綢、造紙、漆器以及冶鐵時“淬火法”的應用，古羅馬的玻璃工藝、銀器、鑄幣和採礦技術等等，在當時都是十分先進或創新的。兩國都建有相當發達的高品質的道路系統，便於人員與商品的流通和資訊的傳遞，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正是由於掌握了先進的生産力和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秦漢和古羅馬兩大文明才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創造出高度的物質文明而在古代世界大放光芒。
其次，任何一種文明能在較長時期內發展和繁榮，需要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證。因此，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是文明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與歷史上某些曇花一現的龐大帝國不同，兩漢王朝和羅馬能保持較長的統治和持久的影響，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它們建立了相對嚴密的政治制度、比較完備的法律，在遇到歷史風浪的衝擊時有較強的經受能力，能維持或及時恢復原有的社會秩序。尤其是，它們都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國家制度安全的保障。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即致力於政治制度的建設，創建了專制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樹立絕對皇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他廢除分封，全力推行郡縣制度，一切聽命于中央政府和皇帝。為了加強統治，又建立了一整套適應于中央集權需要的國家行政機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官吏制度，並創立戶籍制度以直接控制人民，便於徵發租賦兵徭。在法律方面，從現在殘存的秦律條文（即所謂“雲夢秦律”）來看，涉及社會生活各方面，也是相當細密的。秦亡之後，繼起的漢王朝基本上繼承了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又加以適當的調整和改進，特別是漢武帝時在經濟領域內管鹽鐵和實行均輸法、平準法，大大增強了國家的財力和控制經濟的能力，同時嚴刑法，打擊豪強勢力，對加強和鞏固國家政權和穩定社會秩序起了巨大作用。在古羅馬，政治制度建設是隨著社會發展而演變的，但始終是政治權力鬥爭的中心問題。共和國時期執掌羅馬政權的前後分別有各種公民大會（庫裏亞大會、百人隊大會、特裏布大會和平民大會）、元老院、執政官、保民官、監察官等等，這些機構和個人代表一定人群和集團的利益分享政治權力，經常為爭權而鬥爭，又保持利益的相對均衡和權力的相互制衡，體現出奴隸制度下的一定的民主。在被征服地區則建立行省制度，設行政長官以利統治。到了帝制時期，為了適應統治龐大帝國的需要，權力開始高度集中于君主及軍隊將領之手，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這一改制雖然使羅馬帝國的統治盛極一時，但據著名的羅馬史研究者吉本的看法，由於帝國對政治自由的壓制，破壞了社會繁榮發展的條件，為以後羅馬帝國的衰亡埋下了種子。羅馬在制度文明方面的最大貢獻是羅馬法，歷代統治者都崇尚以法治國，十分重視制定各種法律。從西元前450年至前449年間公佈第一部成文法（世稱《十二表法》）開始，在數百年內陸續制定和頒布了大量法律，包括人法、物法、訴訟法以至適用於他國人的“萬民法”。羅馬法包羅萬象，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主要價值在於提供了私有制商品經濟條件下處理各種人際關係的法律規範，所以不僅對羅馬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重要作用，而且對後世各國的法制建設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説是羅馬文明留給人類的最寶貴的文化遺産。
最後，同樣重要的是，一種偉大的文明要在歷史上發揮持久的影響，除了需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外，還必須在精神文化的領域內有較大的建樹和創造。正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文化為社會發展提供思想導向、精神動力、智力支援和凝聚力，使文明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因此，哲學、科學、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精神文化部門對文明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當然，精神文化的建設決非一朝一夕之功，往往需要有較長時間的思想積累和文化準備。從精神文化的淵源來説，秦漢有中國先秦時期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可以利用，而羅馬則是希臘文化傳統的繼承者，二者都是在深厚的精神文化沃土上成長和發展起來的。根據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世界歷史上一切最富原創性的思想都産生於西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間的中國、希臘以及印度、巴勒斯坦和波斯等地。因此，秦漢和羅馬都是這一“軸心時代”思想的直接受惠者。以哲學為例，秦王朝崇尚法家，漢初尊奉黃老之學的道家思想，西漢武帝獨尊儒術到東漢章帝白虎觀會議確立了儒家的統治地位，這些哲學思想派別的淵源都來自先秦，而又適應於時代的要求而有進一步的發展變化。羅馬哲學也差不多同樣的情況，其重要的哲學派別如斯多亞主義、懷疑論派、新柏拉圖主義等，均源自希臘哲學，但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而演變，具有羅馬的特色。一般説來，人們對秦漢和羅馬的哲學評價雖不很高，然而也在哲學史上産生了一些著名人物如中國的董仲舒、王充以及羅馬的西塞羅、馬可·奧勒留和普羅提諾，他們的思想反映了時代思潮，在當時和對後世都發生相當大的影響。在與哲學密切相關的宗教方面，這個時期內也發生了一些重要的情況。中國原先在戰國時期宗教迷信衰落，到兩漢又開始興旺。今文經學附會迷信，把儒學推向神學。道家思想也經歷神學化的過程，最後形成道教。特別是，西漢末印度佛教經由西域開始傳入中國內地，至東漢時得到進一步傳播，漸成氣候，成為後來佛教在中國盛行的濫觴。中國歷史上的儒、釋、道三教，就是在漢代出現的，從此宗教就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中佔有一席之地。在古羅馬，本來尊奉的是諸民族的多神教，對被征服民族的宗教採取寬容政策。西元1世紀，基督教産生於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猶太人中間，最初是下層民眾反抗羅馬殘酷統治的猶太教的一個支派。後來在羅馬帝國各地廣為傳播，聲勢日盛，遭到羅馬皇帝們的大規模鎮壓和迫害。基督教在同羅馬當局的長期較量中本身發生蛻變，放棄了反抗的立場，轉而與羅馬的統治相妥協，宣揚忍讓服從，逆來順受，以求救贖靈魂而得永生。羅馬當局也認識到基督教能適應于帝國統治者更有效地實行精神統治的需要，因而改變政策，于西元313年宣佈帝國境內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西元392年又正式確認基督教為國教。基督教也就從此成為羅馬社會主導的意識形態，至今仍在世界許多國家保持巨大的思想影響。不過有些學者認為，正是基督教導致羅馬文明的衰落。
相對而言，秦漢和羅馬在史學方面的成就可能更為突出。中國雖有悠久的史學傳統，但真正的歷史學是由西漢司馬遷開創的，他的巨著《史記》和後來東漢班固所著《漢書》同為中國古代史學發凡起例的典範。羅馬史學則繼承希臘傳統，留下了波利比阿、凱撒、普魯塔克和塔西佗等人的史學名著。史學代表著一個時代的人們對過去發生的歷史事件的理解和反思，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尤其受人重視。
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秦漢和羅馬都比較注重實用，天文學、數學、醫學、建築學取得明顯的進步。天文曆法的改進成績顯著，如漢武帝時制定的太初歷，比秦歷大為優越，而羅馬凱撒執政時制定的儒略曆則經過多次改進成為後來國際通用的西曆。這個時期內兩國産生了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和卓越的科學著作，有：中國天文學家張衡及其著作《靈憲》，東漢時期出於眾人之手的數學名著《九章算術》，醫學家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以及中國第一部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羅馬天文學家托勒密及其為“地心説”作論證的《天文學大成》，闡述古代原子論學説的《物性論》作者盧克萊修，羅馬醫學的傑出代表塞爾蘇斯和蓋倫，建築學家維特魯威及其奠基性著作《論建築》。這些自然科學家的光輝成就推動了科學的發展，為東西兩大文明增添了光彩。
在文學藝術方面，東西雙方各有所長，也各具特色。兩漢文學成就卓著，賦、散文、樂府詩三種形式的文學作品均得到繁榮發展。賦作為新興文體，直接來源於楚辭，並受戰國諸子散文的影響，興盛一時，出現了像枚乘《七發》、司馬相如《子虛賦》、《長門賦》和張衡《二京賦》等名家名篇。散文文學以司馬遷的《史記》為最高成就，樂府詩則是源自民間的詩歌，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可視作其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凡此種種都為漢末建安時期文學藝術的繁榮準備了條件。秦漢時期的造型藝術成就當首推秦始皇兵馬俑，它們以數量和規模的巨大，形象的多樣與寫實的風格，宏大的氣勢和排山倒海的整體效果，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堪稱舉世無雙。此外，漢代的壁畫、石刻畫、帛畫以及石雕、石刻和陶俑也頗為可觀，器物具有拙樸、雄渾、厚重的特點。羅馬的文學藝術則以希臘為師，從模倣開始而又在發展中有所創新，在奧古斯都統治時進入了文學的“黃金時期”。正是在這時期內，羅馬文學達到高度繁榮，産生了一批卓越的詩人和作家如維吉爾、賀拉斯和奧維德，他們創作的許多優秀作品成為拉丁文學的經典之作。到了帝國前期的所謂“白銀時期”，雖然還産生了像悲劇作家兼哲學家賽內加和諷刺作家琉善那樣的優秀人物，但羅馬文學已開始走向衰落了。羅馬藝術的輝煌成就還表現在雕刻藝術上，人物雕塑佔非常重要的位置，用材通常是青銅或大理石，表現的對象廣泛，包括君主、貴族和普通人，有全身像、胸像、頭像、群像等多種形式。羅馬雕像十分注重寫實，要求如實地、惟妙惟肖地表現人物的外部特徵，同時又強調突出人物個性，刻畫對象的性格特徵和精神氣質，因此一些優秀作品如《演説家》、《婦女肖像》和龐培、凱撒、奧古斯都的雕像都神態逼真，性格鮮明，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由於羅馬人崇拜和熱愛希臘藝術，複製了大量希臘雕塑作品，如今希臘原作絕大部分久已失傳，通過那些高品質的複製品人們還能欣賞到希臘雕塑之美，這也是羅馬的一大貢獻。羅馬的紀念性雕刻也具有很高水準，通常以浮雕形式作為紀念柱和建築物的裝飾，如圖拉真紀念柱高43米，以圍繞柱身的浮雕帶表現羅馬征服達契亞的戰爭過程，其場景之宏大複雜，出現人物多達2500多個，堪稱一絕。不過最值得羅馬人驕傲的恐怕還是建築藝術。羅馬繼承了希臘建築藝術的優秀成果，又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有重大創新。以柱式為例，羅馬建築在原有的希臘三種柱式（多立克、愛奧尼亞和科林斯柱式）處又新創了塔斯幹柱式和混合柱式，而且石柱也大多不再用來承重而成為墻面上的裝飾。特別是羅馬人發明用火山灰製作混凝土，得以廣泛地採用磚石拱券結構，與柱式相結合，形成多種式樣的拱頂，使建築物內部空間大為擴展。在建築風格上，羅馬也不像希臘那樣講究勻稱、優美和典雅，而著意追求宏偉、華麗和實用。建築學家維特魯威提出的“實用、堅固、美觀”的原則，可作為羅馬建築設計理念的很好的概括。在古羅馬各種建築中，為城市廣大居民服務的大型公共建築最為重要，如神廟、廣場、大會堂、劇院、角鬥場、凱旋門、公共浴場等等，這些建築氣勢恢弘，規模巨大，裝飾豪華，有的至今仍保存完好，如始建於奧古斯都時期、後由哈德良于西元118—128年重建的羅馬萬神廟，其正殿上部是直徑43米的半球狀穹頂，自球頂到地面的高度也是43米，正殿以頂上一個直徑9米的圓形開口作為光源，整個建築顯得十分和諧、莊嚴和完美。有的建築物雖已殘破，如可容納5萬觀眾的羅馬大角鬥場，可同時供1600人洗浴健身的卡拉卡拉大浴場，佔地80萬平方米的哈德良行宮等等，但從它們留存下來的遺址仍能看出它們當年巍峨雄偉的景象。曾經對羅馬城市建設作出不少貢獻的屋大維自豪地説：“我接受的是一座磚造的羅馬城，留下的則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時至今日，那些宏偉的古羅馬建築確實可以視作這座所謂“永恒之城”的不朽的紀念碑。
上面我們從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方面極其粗略地瀏覽了秦漢和羅馬這東西兩大文明的概貌，挂一漏萬，在所難免，但從以上的簡介和對比中可以大致看到這兩大文明的主要成就和各自的文化特質。在歷史上，它們不是與世隔絕、獨自孤立地發展起來的，而是在不斷地同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民族的文明的交往、接觸和碰撞中，通過與不同文明的相互影響、借鑒吸收乃至交融互變而逐漸發展壯大。世界文明的發展有賴於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對話，這是一條普通的規律。誠如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所言：“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倣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傚拜佔庭帝國”（《一個自由人的崇拜》）。這裡談到了羅馬文明，但對中華文明來説又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秦漢和羅馬兩大文明之間由於雙方間隔的距離遙遠，還難以進行直接的交流。當時商品貿易主要是通過一些中亞國家作為交易的轉机點，中國的某些商品在羅馬很受歡迎，絲綢是深得羅馬上層社會喜愛的珍貴奢侈品，高品質的鐵製品也曾得到科學家普林尼的稱讚。據史書記載，東漢和帝時班超曾派遣甘英率團出使大秦（羅馬帝國），途經條支、安息諸國抵達波斯灣（時稱西海），因渡海困難而折返，未能前往羅馬（見《後漢書》）。另有記載稱，羅馬安敦尼王朝曾派人于西元166年經海路取道日南（今越南中部）抵達中國洛陽，給漢王朝送上禮物，但據有些學者研究認為，這可能是個別商人假借官方名義進行的商業活動。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這東西兩大文明古國之間沒有正式建立關係，未能開展文化交流和人員來往，這不能不説是一大憾事。
今天，世界已進入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已使過去把各民族、地區分隔開的壁壘不復存在。人類面對許多共同性的問題與挑戰，為了增進相互理解，擴大共識，謀求共同發展，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和對話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有益於各個文明本身的發展和進步。因此，舉辦這次“秦漢-羅馬文明展”的意義，不僅在於使人發思古之幽情，加深對兩大文明的歷史價值的認識，而且在於啟發我們面向世界，努力開展文明間的交流和對話，借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以利於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文明的建設。這就是這次展覽給我們的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