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其
當代藝術中反映“社群”意識的作品越來越多，這是對文革後個人意識走向極端化的一個回返。
從傷痕美術到80後的卡通一代，總體上，當代藝術是在民族主義、國家意識和個人主義兩個極端擺動，尤其是新一代的藝術，進入到一種自我中心意識的藝術，不關心他人和歷史。但近十年，隨著當代藝術對底層社會和非主流群體的關注，當代藝術正在出現一種“社群”意識。
最早出現“社群”意識的是民間紀錄片，如《鐵西區》、《鐵道沿線》，這個群體一直沒有很“火爆”，但始終如地火運作一般，人數不斷增加。近年，不錯的紀錄片繼續在出現，如章明的《60》。一些電影青年因為拍不起膠片，他們用DV拍了一批反映主流體系之外的人群的故事片，如《街口》、《血蟬》、《青年》。如果給他們電影膠片的話，一定出現一個新電影浪潮。
當代藝術中的“社群”意識也在加強，這是越來越有意思的文化現象。南京藝術家郭海平2008年隻身去精神病院住了二個月，教精神病人畫畫，其中一批精神病人藝術家的繪畫專業界評價很高，並帶動了社會對精神病人的“藝術治療”的討論。甘肅的雕塑家靳勒在北京的當代藝術圈混了幾年後，回到了他出身的村子，被意外選為村主任。他帶領村民們自己動手蓋起了一個最樸素的當代美術館，並促使一批村民參加了艾未未的童話計劃，使村裏的一大批老農民以藝術的名義去歐洲旅行，到北京觀光。
藝術家自己跑到一個主流外的人群中去，跟他們建立聯繫，以藝術的名義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們的生存狀況發生改變，介入和啟發一個“社群”的自主意識。這種方式作為一種“當代藝術”，有些像波依斯的“社會雕塑”的觀念，即使用任何一種超藝術的形式，甚至以藝術的名義來介入社會生活。這在藝術概念的成立上已經不是一個障礙。
“社群”觀念在西方不是一個新鮮的政治或社會學概念，唯一能在中國傳統中找到對應的概念是“宗族”意識，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似乎至今還是陌生的。在過去一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和文藝大力倡導了四種現代意識：民族意識、國家意識、黨的意識和個人意識，但唯獨沒有“社群”意識的位置。這可能跟中國的社會和歷史變遷有關，鴉片戰爭後，強調民族意識是首選；其次，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以維護中華民族，強化國家意識也是重要的；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一個權力集中而又道德理想至上的政黨來統領，在實力懸殊的民族獨立運動中，強調黨的意識也是必須的。
黨的意識在文革中演變成一種扼殺民主的專制主義和消滅個人的“集體主義”。所以，文革後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意識。在現代中國，社會基本上未建立受憲法保障的獨立的土地制度，也未建立真正成熟的社群意識和社團民主文化，中國革命的發生很大程度是因為沒有解決現代土地制度。但社群意識是未來中國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基礎，目前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個人意識，實際上是國家主義意識的一個對應，人們有什麼問題還是試圖通過國家解決，尚缺乏“社群”自主性。
但隨著市場經濟后土地使用權租賃的開放以及網路社區的形成，中國的“社群”意識和形態正在形成，如798藝術區、網路上的QQ群、“超女”的粉絲會、“躲貓貓”和鄧玉嬌的民間維權。前幾個月，我家小區門口還站在一個青年，身前豎著一塊牌子，號召大家選他當社區居委會委員，他對每一個路過的小區居民解釋選他的意義，告訴大家以前的小區跟物業的交涉都是由他來當談判代表的。其實克林頓、奧巴馬競選議員也是這麼開始的。在國家主義、民族意識和個人主義之間，中國社會還應該建設一個社群形態，真正具有社區、社團和社群的自主性，這樣才不用擔心中國一旦實施民主會引起“大亂”。
當代藝術中的“社群”意識可以看作是當代藝術與中國社會進程和精神狀況重建聯繫的一個入口，這曾經是八十年代的一個藝術主流。但這不是簡單的重復八十年代的人文現實主義，而是一種更成熟的社群主義的藝術意識。很多作品不是簡單的批判現實或對底層的人道主義，而是出現一種在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對人群的關懷和自我討論，其出發點則是一種朦朧的社群意識。
當代藝術的出路，既不是利用政治，也不是回到藝術的自足性，而是參與中國的社會自主性進程，並成為其一部分。
2009年6月17日寫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