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流失文物回歸冷思考
——專訪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
記者 王 琪
何鴻燊先生斥6910萬港元，將圓明園馬首銅像購回，無償捐贈給國家。何鴻燊先生的這一舉動，引發全國關注。
馬首銅像的“回歸”，儼然被演繹成了一次“文物回歸事件”。然而，在這個單個故事的背後，隱藏著的卻是整個中國流失海外文物的回歸之痛。
海外流失文物回歸冷思考
“價格炒上去了，虧的是國家”
圓明園馬首銅像“回家”的日程確定了下來，人們的憂慮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但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老先生，並沒有因此而感到高興。
“6910萬港幣，簡直就是開玩笑！”9月26日中午12點，謝辰生在接受《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採訪時説。
類似的聲音之前已經有過。香港蘇富比透露將在今年秋季拍賣會上估價6000萬港幣拍賣馬首銅像的消息後不久，中國文物學會的另一位名譽會長、83歲的羅哲文老先生就已直指這是炒作，他説：“銅馬首不像書畫作品，它沒有市場價，你説它幾千塊可以，幾萬塊錢也可以，但是不應該拿出來炒作。”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從2000年開始回流到中國大陸的一共5件獸首銅像文物，其價格總體呈現不斷上揚的趨勢。
2000年回到大陸的銅牛首、銅猴首，一共花去北京保利集團1593萬港幣；隨後被拍回的銅虎首耗資1544萬港元，其代價相當於前兩件的總和；如今，銅馬首的價格飆升至6910萬港幣，是銅牛首、銅猴首、銅虎首總價的兩倍多。
更為巧合的是，在已經回流到中國大陸的5件獸首銅像中，馬首和豬首銅像都是何鴻燊購回捐贈給國家。但是，時間僅僅相隔不到4年，同為圓明園海晏堂禦制十二生肖銅像裏的一個組成元素，馬首銅像交易價格就出現了天差地別的變化。
何鴻燊2003年將豬首銅像從美國收藏家手中買回時，所花代價大約是如今馬首銅像成交價的十分之一，不到700萬港幣。
“價格被炒上去了，虧的是國家。”謝辰生説。中國流失文物價格的瘋狂上漲，讓謝辰生老人感到擔憂。
到目前為止，中國流失海外文物的回歸，主要通過依法追索、回購和捐贈3種渠道來實現。但不花錢、真正通過法律途徑追索回來的文物為數並不多。
從2002年開始，中國政府每年撥付5000萬元人民幣，用於搶救流散海外的文物。謝辰生説，與馬首銅像的成交價相比，中國一年的專項資金還買不回來一個馬首。
流失文物交易價格節節攀升的現狀，是否會在將來成為一種慣性，目前尚無法預料。這也正是有關專家擔憂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慣性一旦形成，中國要想收回流散全球的各種珍貴文物，付出的代價就會更大；而付出的經濟代價越大，越容易刺激文物擁有者的胃口，從而形成惡性迴圈，最終導致文物成功回收的可能性越小。
而事實上，文物的主要價值絕非經濟價值，而是文化、歷史和科學價值。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指出，文物作用是對人民進行教育，為社會提供智力支援和精神力量，而絕非為某個國家、組織或者個人創造物質財富。
謝辰生説，文物不像一般商品那樣可以計算成本。進入流通環節的文物，其價格的形成往往容易受到人的好惡、人為炒作及交易過程中的一些不正常手段等因素操控。“拍賣這個行業裏面就有很多不正常的東西，比如説，拍賣行暗地裏把文物買斷，然後抬高價格再賣。事實上，拍賣行作為一個仲介，是不能把拍賣的標的物據為自有的。“這樣的現象不少，只是很難掌握證據。”
文物回歸壁壘
從文物流失的時間上來看，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文物主要經歷了幾次大的浩劫：
1840年的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文物流失海外的序幕；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將園內稀世珍寶洗劫一空；在此之後，是八國聯軍侵華，大肆掠奪。據史載，北京“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寶奇珍，掃地遂盡”。
“這些是西方列強明火執仗的搶劫。除了搶，還有偷！”謝辰生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批批來自英、法、俄、德、日、瑞典、美國等國的投機者，打著探險考察的幌子，以“考古學家”、“漢學家”的身份到中國西部地區，將大量珍貴文物掠走。
已受重創的中國文物，在抗戰時期再次遭到嚴重流失。一些軍閥、奸商勾結外國商人，大肆盜賣文物。
“這部分文物是國恥的一部分，反映了當時的國家遭遇，對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我們要永遠保持追索的權利。”謝辰生説，“拿得回來拿不回來是兩碼事。”
據有關數據顯示，在全球47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來自中國的文物精品160多萬件，而流落民間的文物數量，相當於館藏的10倍。
這些中國流失文物的回歸，不僅面臨著文物價格不斷攀升的新情況，還因為舊有的國際壁壘，而難以踏上回歸之路。
流失文物佔有者人為設置的障礙，是阻止中國流失文物回歸故里的一道頑固壁壘。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18家歐美博物館在2002年12月聯合發表的《關於環球博物館的重要性和價值的聲明》（下稱《聲明》），即是這樣的一道國際性壁壘。這項被稱為“18國公約”的《聲明》，公開反對將藝術品特別是古代文物歸還給流失文物的原産地國家。
“18國公約”出臺之前，《國際流失文物返還公約》（下稱《返還公約》）早已經出臺，它在1970年確立了返還原則，並在1995年的時候細化了流失文物的返還程式和渠道。但遺憾的是，《返還公約》並未將公約出臺之前通過非法及非正義渠道流入他國的文物的返還問題涵蓋其中，它的返還規定不溯及以往。
有關專家説，對於在20世紀及更早的年代，因為戰爭等諸多原因而造成大量文物流失的國家而言，它們事實上很難得到《返還公約》的實質性幫助。
得益於國際間的警務協作機制，1980年以後通過走私途徑流出國門的文物，其追索工作相比之下，比戰亂時期流散各地的文物的追索要稍顯容易。
中國首次從海外成功追回走私文物是在1998年。中國駐英大使館獲得秘報，英國警方于1995年3月截獲了兩批中國走私文物，總數達3494件。經過兩年艱苦的法律和外交鬥爭，英國在1998年1月承認全部文物的中國所有權，並將文物歸還給中國。
1998年5月5日，美國海關向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歸還了47件被查獲的中國古代文物；2000年至 2003年，從香港克裏斯蒂拍賣行依法索回了河北省被盜出境一塊武士浮雕和40多件珍貴文物等。
但是，在公開的報道中，戰亂時期流失的中國文物被無償追回的並不多見。
2005年，鑄造于清朝光緒十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期被英軍作為戰利品運回英國的天津塘沽大鐘回到天津。
這是到目前為止英國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無償歸還中國流失文物。大鐘的成功回歸，得益於英國民間人士——時任英國維多利亞藝術中心主任的馬克·劉易斯的不懈幫助。
在將它歸還中國之前，英國國家文物與遺産委員會爭論了兩年，該國樸次茅斯市議會的很多議員還憂心忡忡，擔心將這口鐘歸還中國後，會引來眾多文物原屬國“排著隊向英國索要文物”。
持續的文物回歸路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流失海外文物開始出現了一個逐漸回流的趨勢。
2002年國家修訂《文物保護法》，允許民間通過購買、拍賣等多種方式取得文物並可以依法流通。法律上的鬆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流失文物回歸的進程，民間收藏者及文物拍賣行開始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
市場的興起，引來了流失文物回歸的一個小高潮。據統計，2005年4月，在國內十余家文物拍賣企業中，“海歸文物”佔了全部拍品的50%以上,其成交額超過全部拍品成交額的60%。
有人據此認為，中國已經迎來了一個流失文物的“回歸潮”。但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認為，中國流失文物的“回歸潮”還遠遠沒有到來，目前的現狀，只是經濟全球化以後文物交易市場的一個平常表現。
但謝辰生老先生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回流到大陸的流失文物，從數量上和品質上，都沒能以明顯的優勢超過改革開放前近30年回流的文物。
儘管改革開放30年來，國內外都有一批民間人世在關心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但是謝辰生認為，僅僅依靠民間力量，真正珍貴的文物是很難被弄回來的。
據謝辰生介紹，新中國最早的流失文物回歸案例，發生在1951年。當年，共和國的第一位總理周恩來，親自拍板，將即將流落到異國他鄉的兩副珍貴字帖買了下來。
這是被清朝乾隆皇帝合稱為“三稀帖”的其中兩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這兩副字帖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深受清朝乾隆皇帝的喜愛。乾隆於是在養心殿西暖閣專門隔出一個很小的房間，珍藏這三件稀世珍寶。
解放前，中國大地戰亂連連，《中秋帖》和《伯遠帖》流落海外，後來被香港人抵押在英國，而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則被蔣介石帶到了中國台灣。《中秋帖》和《伯遠帖》抵押期滿後，兩副字帖的持有者沒錢贖回，於是引來很多購買者。周總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決心花45萬港幣將《中秋帖》和《伯遠帖》買回大陸的。
“中國那時候正是一窮二白、百廢待舉的時候，國家總理決定花那麼大的代價將它們買回來，可見這兩副字帖有多麼珍貴。”謝辰生説。
據謝辰生老先生介紹，從上世紀50年代起，中央政府就安排了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在香港“淘寶”，一直到“文革”爆發前。在此期間，工作小組買回來大量貴重的文物，其中主要是繪畫和善本書籍。
新中國成立以後，政府除了積極回購流失海外的文物，還制定了嚴格的文物出口政策，杜絕文物特別是珍貴文物出境。這個政策出臺以後，在新中國建立至改革開放的近30年中，有效避免了幾經浩劫後留存下來的文物再度流失。
要“回歸”，更要打擊走私
針對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謝辰生説：“要區分清楚三個問題；一、過去的還是現在的；二、合法的還是非法的；三、珍貴的還是一般的。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那麼多，沒有必要全部回收回來。要有重點，要回收貴重的、珍貴的，而不是一般的，不能像撒網一樣回收，沒有這個必要，也沒有這個能力。 ”
對在戰亂中被掠走的文物和上世紀80年代以來走私出去的文物，謝辰生説，絕對不能通過購買的方式來促使流失文物回流，否則就是承認了西方列強“搶劫”和犯罪分子走私的合法性。
事實上，謝辰生老人目前更關心的，是中國如何遏止目前倡狂的文物走私現象。
“走私潮比回流潮要嚴重得多。”他説。
資料顯示，2004年全國館藏文物、寺廟文物及田野石刻被盜案的發案率，比2003年上漲了8成，而破案率僅為20%。文物界專家稱，盜竊、倒賣、走私文物者已經形成了一條龍式的國際化“經營”。2005年，全國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5處被盜；2006年3月，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呼籲建立文物公安局，以應對越來越嚴峻的文物安全形勢。
謝辰生認為，當前的文物保護工作，一個重中之重的任務是打擊走私。
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宋新潮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所表現出來的也是這樣一種觀點。
這一觀點告訴了人們一個道理：走私不滅，文物流失不止。一旦如此，本文開頭提到的“虧了國家”的惡性迴圈，將可能無限迴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