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稱五穀者,麥、菽、稷、麻、黍。其中麥類草本植物,中外俱熟,菽指豆類植物,麻指麻類植物,黍指黃類、小米類植物。稷即粟,泛指玉米與穀子,其意最重,被尊為五穀之長,帝王奉祀為谷神,又將政權江山直稱社稷。五穀中,並未包括今日袁隆平的秈稻。與稻香米甜相比較,中原北地的五穀大部分屬粗雜之糧。但面對今日城市諸病,五穀雜糧即成最養人,也最科學的自然食譜。綜合藝術系諸君以此為題,策劃展覽,其意在於指明今日藝術學院教育的體制裏,跨媒體的綜合藝術所代表的實驗型態的邊緣化的定位,同時又暗示著這種邊緣化在不斷延異著的社會需求中所存持的某種根源性的聯繫,及其趨向中心的力量。
學院的藝術教育與前衛型態的實驗藝術曾經構成中國 80 和 90 年代彼此激蕩、互為砥礪的藝壇奇觀,其“家園”與“江湖”的關係,一方面往往將對方想像成一種艱難而渾惑的狀況,以致遐想為顛覆的對象;另一方面又總是有意無意地讓對方扮演缺席觀者的角色,由此獲取某種被審的警覺和特殊體驗。“家園”與“江湖”的冷戰堅持多年,時而形成體制——反體制的角鬥關係,時而疊合成純然的人文力量來對抗市場的侵襲和時尚的潮流。隨著中國藝壇持續深入全球文化的語境之中,隨著中國學院體制面對媒體時尚和技術文化變遷所做出的重要調整,也隨著海歸藝術家與前衛藝術家的回返學院,學院內外開始溝通,當代實驗藝術孤身江湖的身影被改變,開始與學院更新之中的體制共同孕生著一種新的“實驗型”的關係。中國美院的綜合藝術系和新媒體藝術系正是這種新型關係蘊育和發展的學術平臺。“家園”和“江湖”在這裡疊合而為某種詩化的實驗場所,某種體現“反者道之動”精神孕生力量的文化團體。
近兩個月以來,在梳理我院 1978 年至今 30 年的歷史變遷中,我始終思考著一個問題:在 80 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院為什麼並沒有出現成規模的“傷痕”美術,現實主義的敘事情結在“越鳥巢南枝”的中國南方,為什麼總是遭遇某種習慣性的叛逆和超越,而呈現出一種與國際當代藝術語境直接對話的風潮,呈現出一種更為自由、也更為思辯的批判性的實驗傾向。在“八五新潮”運動中,在中國新媒體藝術最初的萌芽中,我院為什麼總是扮演著軍火庫和演練場的角色,發揮著在中國早期實驗藝術渴望風生水起的表演中那祭壇式的作用。在近幾年中國的新藝術教學展覽中,我院的實驗教學又表現出與其他院校迥然不同的傾向。不少院校的實驗教案仍在仿傚他們成功前輩的實踐,而我院的實驗教學卻在更為國際化的思考背景下,涉入更為廣泛的跨媒體實驗領域,並對今日社會提出更具啟蒙意義的批判性的詰問。是什麼使得這個學院一再策劃著必定要自食其果的拓荒者的使命?是什麼使得這個學院始終濫殤著一種思想啟蒙的激情,而與當代藝術實驗有著情味相投的精神氣質以及血脈相連的關係?我們是否可以在林風眠先生所倡導的引進現代主義精神入中國、從而能夠本土發展出新的東方藝術之路中;是否可以在建院之初的理論熱潮經由上世紀 30 、 50 、 80 年代的幾代人傳承發展起來的、具有理論啟蒙意義的藝術人文智性模式及其持續的革命性力量之中;進而是否可以在西子湖畔的湖山望境中,在那裏熏養出來的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通境與遷變相交疊的人文情懷中,找到我們稱之為國美文化品格的某類端倪呢?
“五穀雜糧”,帶著綜合媒體藝術在一個繪畫與雕塑藝術的隱定結構學院中自我放逐的任性情態,在它的祥瑞祈福式的願景中包裹著一把利刃:當代藝術需要“雜糧”,需要匯通型的綜合語言的養育。純粹傳統畫種的單一“精糧”已然帶出眾多弊端。真正回歸本土形態的博采是當代藝術更生的營養鏈。當然,這種博采並不僅僅是將中國畫基礎與西畫基礎做一個簡單拼合;並不僅僅用平面形態和空間形態搭建一個可能的基礎平臺。它的真正食鏈是要建立起一個本質開放和自由的學院機制,帶領著一顆顆真實的生命,去面對思想啟蒙的濫殤,去面對鮮新生活的催啟,從本土性和國際性雙向資源的研究中,開啟讓藝術行為批判地進行著的生命理性,由此喚起生機勃發的創生力量。
也許,在未來的學院教育中,“五穀雜糧”將成為一類專有詞語,指向貌似邊緣化的實驗形態,指向人與世界同在的樸素原發的本土傾向,指向在存疑與批判中不斷更生的那種學院精神。 文/許江 2008年2月15日 于西湖南山三窗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