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教授是一位天生的學者，他擁有過人的智慧、充沛的精力、執著的精神，和胸懷天下的聖賢之心。朱老師作為老師的聲望，個人的學術成就，都是出類拔萃的，然而這並非朱老師的根本追求。以專業的研究和教學，推動學科的發展，推動整個人類文化的進步才是他一直堅定不移的信念。朱老師對教育、對研究、對藝術的深刻洞見，以及伴隨他幾十年奮鬥歷程的憂慮與無奈，都能給我們以啟示。

一、尋覓：追求藝術之上的人生軌跡

記者：朱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是77級大學生，1978年春季入學，南京師範大學美術系油畫專業。在那個溫飽都沒有解決的年代，學藝術的人應該都是非常執著的。您是何時對繪畫産生興趣的？

朱老師：我最初的興趣和特長其實不在畫畫上，走上藝術這條路是由於當時特殊的環境和機緣。我中學時數理化都還好。1973年鄧小平曾短暫復出，學校恢復文化課學習，在一次競賽測驗中，我在全校一屆大約300個學生中位居第二。第一名是我的好友，現在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我其實心裏不認為自己比他差，因為他回家後，他媽媽要逼他讀書、學習；而我在家的時候，我媽媽規定我不能做任何功課，回來只能習畫。之所以我只能習畫，是因為我的父親被錯劃“右派”，母親認為原因就在於他讀書太多，於是堅決不讓我多看“閒書”，而是學習一門手藝。江南一帶，自古就有家藏書畫的傳統，民間藏龍臥虎，於是我就跟著一些老先生學畫，觀賞。

南師（當時稱南京師範學院）美術系就是原來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美術系，曾有良好的教育與藝術傳統。徐悲鴻先生在這裡任教時，發現並傾力資助傅抱石的故事一直傳為美談。1977年大學招生名額少，藝術類更少，當時在北京的中央美院、在南京的南京藝術學院都不招生，我們整個江蘇只有南師美術系招生。那時有點藝術特長似乎是很風光的事情，因為任何人都能去考綜合性大學。剛恢復高考，整個鎮江市77年有200多人報考美術專業，就我一個人考上了。如果我當年考不上，第二年一定會去報考理工類專業的綜合性大學，那就是另外一種情景了。

記者：您在大學期間怎麼學習的？當時在藝術領域，中國也與世界隔絕很久了。

朱老師：是這樣。不過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到了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就發現學院整天要練習的寫實繪畫遠遠不適應藝術在出現了機械攝製技術（攝影、電影、電視）之後的發展，很難觸及根本的“藝術”的意義。為了表達我的意見，我找了一張《人民畫報》上的照片，把它畫成了一幅油畫。畫完以後，我就把這張照片剪下來貼在畫的中間，並寫上了“現實主義”幾個字。用我們任課的吳東樑老師的話説，我這是“搞顛覆”。

記者：老師生氣了？

朱老師：沒有。老師對我很好，他其實也覺得我説得有點道理，但他作為老師必須按部就班地執行教學計劃。吳老師於是和我做了個“交易”，我可以自主學習，但繪畫作業需要應付一下。我們那個時候每週都畫長期作業，從週一到週五，兩個星期交一張。只有星期六上文化課，星期天休息。我幾乎是所有文化課的課代表，外語、中文這些課我全是高分。吳老師就覺得我這個人“讀書”很好，就建議我往學者方面發展。他對我説：“你呢，星期一上午來，下一個星期的星期五再來一次，中間隨意來混混，交張作業，我給你成績‘良好’（五分制，相當於B），其餘時間你可以到圖書館讀書。” 所以從那時起我走的就不是畫家這條路，後來也果然成了“學者”。

記者：您可以自由看書的時候都看哪些書呢？

朱老師：我什麼都看。比如我喜歡歷史，就找了一套蘇聯出的翻譯成中文的《世界史》，這套書有一書架，我從頭到尾都看完了。後來我到中央美院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們美術史係的資料室主任賀齡華老師發現我是個“讀書的材料”，就給了我一把資料室的鑰匙。資料室關門以後，我也可以在裏面“值班”，於是我就在書中間“睡”了兩年。別人讀書是論本的，我當時讀書是論架的（書架），哈哈。

記者：您對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一直有自己的思考，研究生畢業後的道路您有什麼規劃嗎？

朱老師：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中央美院任教。本來我是要出國進修的，當時機會很好，因為我有幸得到張光直教授（編者注：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厚愛。他有一次到中央美院來講課，我負責接待他，他覺得我可教，就建議我到哈佛去留學。這是1985年，社科院考古所的所長夏鼐先生還給我寫了推薦信。但當時我們的系主任金維諾先生説，你其實以後出國學習機會很多，現在用人之際將你留校，應該先為學校服務兩年再去。我覺得他説得對，就把哈佛錯過了。到了1987年，我就調到北大來了。

記者：您到北大來主要是出於什麼考慮？

朱老師：我是為進修和補習人文基礎才來北大的。藝術史是我的專業，我一直也是“野心勃勃”，想從一個學科的角度去推進這個工作。當時北大準備建藝術史專業。藝術史是人文科學研究的部分，與藝術創作大相徑庭，這應該是北大的優勢，也符合我的志趣，所以比較吸引我。但後來這個專業也朝“藝術”方向走了，與我的期望相去甚遠。美術界的最高學府是中央美院，那邊有三四百專業人士。我的那些同學，包括我當年的學生，像方力鈞、劉小冬，現在都是知名的畫家。我要是從事“藝術”，應該離創作中心院校近一點，何必到北大來？

當今在教育部學科目錄中還是將“藝術史”這門人文科學歸屬“藝術門類”之下，這會造成藝術教育評價體系和培養計劃的混亂，因為藝術創造是根植於人的天賦才能和創造能力的，藝術天賦就像運動員的體質，先於學習和訓練就必須具備。藝術創作與思想和理性是平行的，分屬於人性不同的側面，各自評價標準不同。藝術水準的高低不依賴於作者的知識水準和思維能力，而依賴於其天賦、創造性的感受能力和超絕的技藝。而藝術史屬於“歷史”，是科學研究，類似考古，研究者可以完全不用會演唱、繪畫，課程設置中也無需進行藝術創作的訓練，藝術史專家研究藝術品和藝術現象就像生物學家研究細胞。所以，所有世界一流文理綜合大學均有藝術史係科，卻不一定設有以培養創作者為目標的藝術學院。

范景中教授曾“痛斥”我為“中國藝術史學的罪人”，因為我在北大任教27年，竟然連基本的學科概念都無力厘清。其實我真是“盡力”了。我在北大到現在已經經歷了6任校領導，我不斷寫報告直陳“藝術史屬於人文社會科學”，前後不下幾十次，均未獲實質成果。現在我調任歷史系任藝術史專門教授，延續40年代燕京大學的學科建設和50年代歷史系系主任翦伯讚的未竟事業，將繼續向學校遞送申請。

到北大之後，1990－1995年我去德國留學。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我參與領導了現代藝術運動，所以到了89年以後，編輯的許多雜誌、叢書全被封掉了。連我在北大上的現代藝術史的課程都被停止了，據説是因為有學生説，他們去廣場是因為上了我的課。這樣一來我就沒事可做，所以到1990年，我就去德國海德堡大學留學，讀藝術史的博士學位。

記者：去德國之前您應該沒有德語基礎吧？

朱老師：之前在北大還是旁聽了一段時間，但我的德語主要是到德國後學的。我還是我們海德堡大學語言訓練班的驕傲，因為我在德語班學了兩個月，就把初級、中級、高級課程都學完了，並考過了德語的“託福”（當時稱DSH，“德語作為高等學校語言考試”），這是語言班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任課老師高興極了。當然我“真實的德語水準”也是後面慢慢磨練出來的。

我有良好的學習習慣，在北大一直是邊工作邊學習，坐在底下的時候，從來不把自己當教師看。留德歸來，在北大我依舊去修習課程，許多北大的平輩、晚輩也是我的老師。我每次聽課都很認真，完全一副學生的樣子。但跟其他學生比起來，我又顯得年齡有點大了，他們就以為我是一個進修學員。這裡還有一件趣事：有一次課代表發講義，我想和她要一份，她斷然拒絕：“你不是我們正規的學生，不能給你。”可這位同學碰巧也選修了我教的課，幾次之後終於搞清楚我就是那位“著名的教師”，於是跑來向我道歉，説，“您在臺上台下根本不是一個人！”。

記者：那時您為什麼沒有考慮再去哈佛？

朱老師：等我有機會出國時離當年的入學機會已經隔了5年，我不好意思再跟張光直教授提這件事。但後來張光直先生聽説我去德國了，為此大發雷霆，説：“我一直留著朱青生的名額，他為什麼不來哈佛？”我得知後有點吃驚，因為這種機會很難得，5年中肯定會有許多替補，而當年我對先生來説也只不過是個偶然相逢的學生。於是就給他寫信，説我真的不是不來，而是已經不敢再提這件事了。他立即給我回信，説在藝術史研究方面，海德堡大學也是世界一流學術重鎮。然後我們就常常通信，等我得到博士學位的時候，立即就告訴了他。他回信了，就一句話，特別動人：“這是我這些年來聽到的最好的消息！”博士畢業一週後我就回北大來了，我把自己關於藝術史學和人學的關係講授為各種課程，有時也徵求他的意見，他還來信説“我真想到北大來聽你的課”。

記者：您此前就是北大教師，此次又是學成歸國，但您回來後的待遇好像很一般，一家三代人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宿舍裏？

朱老師：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1995年我回國，回到出國前住的一間房子。當時上級有規定，要國家吸引你，你再回來，那才叫“人才”。而我是學完了自己立即就回來了，因此就不屬於“人才”，所以沒房子。當然北大以後就糾正了，後來我一直住在校內，受到優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