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黃鴨在香港
不知道新聞傳播界怎樣理解一手締造了“大黃鴨”、“大白兔”、“大河馬”的荷蘭藝術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他的全球巡迴展演與入侵很像一個成功的Superstar，儘管也遭遇了戳破、火燒、被洪水沖走的戲劇性抵抗，但終歸霍夫曼可以驕傲地宣稱：“盜版是這件作品成功的真實寫照。”（2014年10月大黃鴨登陸上海世紀公園的鏡天湖時所言）
“盜版氾濫”或者“粉絲眾多”如果也可以稱之為“成功”，那就很像前段時間戴錦華對上半年國産電影的評述：“人們一定會討論其中的粉絲電影，我不想討論《小時代》極端惡評與巨大票房之間的反差，也不想討論郭粉與韓粉之爭，我不認為這類影片的成功與問題是‘拜金主義’、‘物質至上’或‘偽文藝’，而是相反，在於它們的非價值化。”
當然，價值追問對當代藝術來説是件困難的事，但在“大黃鴨”與《小時代》背後共同的迷狂粉絲團卻揭示了相似的謎題——除了行銷、傳播，公眾究竟因為什麼而奔走呼號？更令人好奇的是，倫敦市民、雪梨市民、台灣市民、大阪市民、聖保羅市民、阿姆斯特丹市民是如何“忍受”了這種公共藝術的？
同樣在10月份，一個截然相反的案例是美國藝術家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在巴黎著名的旺多姆廣場豎起的24米高的裝置作品《樹》，引來巴黎市民的巨大爭議和憤怒，一名出離憤怒的男子甚至在當天掌摑了麥卡錫三次，叫嚷著“你不是法國人，滾出這個廣場。”不出兩天，就有人切斷了氣泵電源，割斷固定作品的繩索，把這棵大樹放癱在地。
69歲的保羅·麥卡錫的作品向來不乏爭議，過度、規模、壓迫、噁心和滑稽……但如果熟悉保羅開始創作的60年代後期的美國——藝術革新的岔路與新興文化的崛起，也就能同情地理解保羅解的解釋：“你可能會把我的作品作為文化的出口，也可能會把我的作品作為恐懼的發泄口。”所以，儘管保羅·麥卡錫的公共藝術作品爭議、醜陋甚至噁心，但的確以景觀的審美形式提取並表徵了當下的症候。
那麼巴黎市民對保羅·麥卡錫的驅逐與世界各地對霍夫曼的鼓呼是截然相反還是殊路同歸？以及這個可能的症候是什麼呢？
被戳破前後的《樹》
一個較為清晰的事實是，霍夫曼與美國波普藝術家傑夫·昆斯在文化邏輯上是何其相似，或許還包括日本的前衛藝術家草間彌生。不論是昆斯《氣球狗》還是草間彌生“波點藝術”，它們的主要特徵都集中在飽滿鼓脹的形式、光潔耀眼的質感、明亮清新的視覺、遊戲娛樂的態度以及赤裸裸的商業訴求。
如果將這一脈絡追溯到波普藝術的鼻祖安迪·沃霍爾，那麼沃霍爾的藝術革命已經進入到了公眾的日常生活中，這種生活就是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觀社會”，新聞、宣傳、廣告、表演等媒介取代了干預性的意識形態，以隱性的角色成為現實的主導形式與力量。
如果考慮到德波在《景觀社會》第一章中援引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序言裏的話，説那是一個“符號勝過實物、副本勝過原本、表像勝過現實、現象勝過本質”的被顛倒的時代，也許就要“中性”地認知這種社會症候，它具有反轉的革命性（並不僅指對基督教的反轉）——危險的、需要批判的只是自願、主動與這種反轉或革命接洽的公眾。
藝術家傑夫·昆斯《氣球狗》
就像已經非常有名的藝術家蔡國強在北京APEC上放的焰火，一定會像2008年奧運會的“大腳印”一樣被廣泛流傳，儘管它遠比“大黃鴨”公共藝術得多，更不用説9月份在黃浦江上的新作《九級浪》——儘管它依然被藝術界批評為：“蔡大師永遠贏的不是藝術，也不是當代，他贏的是在全球散落著無數屌絲的美學夢、文藝的憂傷夢，以及那些中老年逝去的青春與童真。”
事實上，像香煙包裝盒上印刷的警示語和圖像一樣，恰恰是你的“吸”使得上面的警示語和圖像獲得了意義——一切“吸”完全出自個人的自由意志——而那些不知其所從來的藝術作品，恰恰是公眾的主動觀摩、示愛使其成為“公共藝術”。
那些擺放在公共場所的“物件”首先是對公眾的按摩器，當霍夫曼在上海世紀公園赤裸裸地宣稱“當我陳列這件作品的時候，我侵入了空間，我更喜歡用‘綁架’了公共空間這種説法”的時候，公眾的主動被綁架才第一次成就了他的藝術。
難道沒有先在的“公共藝術”嗎？那些被公眾普遍冷落的街頭、廣場作品很多時候才是真正的公共藝術——如果你不動腦，它就絲毫不能進入你的視野，比如798藝術區包豪斯廣場上隋建國的《盲人雕像》，由於公眾的“視而不見”，藝術家極為個人化的藝術觀念獲得了社會性的延伸；再比如布達佩斯多瑙河堤岸上由電影導演坎·圖蓋（Can Togay）和藝術家居拉·保爾（Gyula Pauer）創作的60雙鐵鞋紀念碑，恢復了1945-1946年間被法西斯屠殺並拋入多瑙河的死難者的遺跡；還有英國女藝術家雷切爾·懷特裏德1993年的作品《房子》，將倫敦東部一整幢房子的內部空間翻鑄後，放在倫敦E3區格魯夫路和羅曼路的交角處，既作為住宅理念的紀念碑，又是對英國居住狀況的政治陳述，可惜依據管理規定，作品屬於臨時展出而非永久雕塑，不過三個月就被拆除了。或許要做個結論説，真正的公共藝術，既不綁架也不按摩。
(文/趙成帥)
坎·圖蓋（Can Togay）和藝術家居拉·保爾（Gyula Pauer）創作的60雙鐵鞋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