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范迪安卸任中央美院副院長出任中國美術館館長；九年後，他重新回到中央美術學院，執掌牛耳。9月23日，照例是在中國美術館一樓大廳中，范迪安館長主持了他任期內的最後一次展覽，為他九年的美術館事業劃上句號。

作為國慶獻禮展，“丹青中國夢——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週年美術作品展”自然獲得了眾多關注。而發生在前一日的中央美術學院人事任命，更是為這次展覽的開幕標注了特別的意義。9月22日，中央美術學院召開教師幹部大會。會上，教育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杜玉波宣佈教育部關於中央美術學院新一屆行政領導班子的任命決定，任命范迪安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這意味著，中央美術學院即將正式進入“范迪安時代”，也意味著中國美術館告別“范迪安時代”。

從館長到院長，雖為一字之差，同樣是責任深遠。

記者：上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後，著重思考的是將是哪些方面？

范：今天不管從事哪一項工作，都要有一種寬闊的胸懷。我一直很信奉中國的一句古訓“有容乃大”。“容”就是要把不同的創作、不同的方式都能關照到。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從而使自己在思維上能夠壯大起來。待到中央美術美院稍作梳理後，我希望把學院二十世紀以來已經做過的事梳理梳理，讓大家了解美院進入新世紀之後已經做了哪些工作，還有哪些是需要大家共同思考或者突出的問題，甚至是難點，然後再討論如何進一步發展。世界上的事情，一定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在過去的日子裏，比如新中國成立時期，中央美術學院可以説是全面作為。因為它在相對比較單一的文化框架和瑣碎平臺裏，就可以統攝天下。但是在今天，你不可能全面伸出手腳，而應該腳踏實地。我覺得這可能是我要著重思考的。一句話就是：歷史的優勢要讓它更好地體現，把優勢變成品牌。如果説我們今天在教學方法、學術領域還有什麼新的增長點，那就是跟隨時代。所謂“筆墨當隨時代”，學術也需當隨時代。

記者：在九年的執掌期間，中國美術館哪方面的工作對你來説是難點？

范：客觀地講有兩點。因為中國美術館是國家館，它是用公共財政來支援的文化機構。所以其根本的著眼點，是盡可能地為廣泛的公眾服務。中國美術館跟專門化的，或者各有特色的美術館是不同的，比如地方館、民營館、院校館、畫院館。他們面對比較專門的受眾群，學術資源也有直接的來源。比如院校的美術館就有自己教師或者國際藝術教育界的作品；比如畫院美術館，更多的是畫院畫家的創作。中國美術館的特點就是要面向最廣泛的觀眾，這是它的特點，也是工作的難點。所以我們要在這裡搭配豐富多樣的展覽結構。有人説我是搞當代藝術研究的，為什麼中國美術館不變成當代館，我想這顯然不能這麼做。因為中國美術館關注的範圍涵蓋了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藝術，包括現代部分，也包括了今天的當代部分，所以它一定要兩者兼顧。第二，中國美術館也是全國各地美術家特別嚮往的地方，我們也要考慮到如何能形成對各地美術創作的支援，要使各地不同的美術作品都有機會在這裡亮相。所以我的方法，就是盡可能地分門別類，擇優而展。要做傳統的，就選傳統裏最好的；做當代的，就做當代裏最好的。

記者：在美術館事業裏，現在還有沒有未曾實現的夢想？

范：那太多了。比如中國美術館首先需要加快藏品的積累，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在藝術市場、民間收藏如此熱潮滾滾的情形下，作為國家美術館，如何能加大收藏的力度？所以我們一方面呼籲政府能投入更多的資金，增加國家藝術財富。這樣才能使許多帶有文獻性、歷史性價值的二十世紀、特別是二十世紀前半頁的作品不要都流失在民間。但藏富於民、藏藝於民也是好的，但畢竟不能變成公共的，不能在短時間能變成公共的文化財富。可能一藏就藏之深山，公眾看不到了。所以美術館在這方面還存在缺陷。

所以我的期望是，中國美術館接下來還是要建立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美術序列的收藏體系，這個序列環環相扣，盡可能納入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這些年我們通過加強藝術家捐贈的力度，增進對二十世紀美術歷史的研究，也是為了加強藏品的積累。因為藏品積累了後，才能在新的國家美術館裏構成比較完整的線索。

應該説這些年我們做了一些藏品展，有比較大型的藏品展，也有專題展、斷代展，都可以説是一種演練，通過演練來提高對藏品的研究意識；另一方面也通過演練來發現藏品的不足，由此能夠更多地聚焦收藏的空白。有時候看到拍賣場上出現的名家名作，但是苦於囊中羞澀，沒能實現收藏。這都是需要更好的政策保障。

第二，在對當代美術的關照方面，我自己覺得還不夠透徹。因為當代美術實際上很豐富。但中國美術館在這方面的學術力量都還顯得不夠，我們的隊伍中應該有更多的當代藝術的研究人員、評論人員，這樣的話就能更好地及時了解掌握當代美術發展的趨勢和重要現象。這方面美術館還顯得比較薄弱，至少是有待投入加強的。以上兩點，一方面是針對歷史性作品而言的；另一方面是針對當代美術的現狀。所以我就別寄希望於美術館新的領導和領導層，能在這些方面更加投入力量。但這可能也不是美術館一個單位的事情，它也是整個中國藝術界共同需要努力的方向。

記者：在過去中國美術館針對當代藝術的展覽實踐中，哪些個案或者展覽是讓你覺得特別有意義的？

范：我們曾經做的蔡國強、展望的個展，藝術研究院做的“建構之維——2010年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包括學院裏的畫家，從許江到譚平，到蘇新平等，都展開了許多研討問題。這些問題比較鮮明地指向了當代藝術在中國現實土壤中的發展，也討論了在全球化的文化態勢下，如何更好地運用中國資源、中國智慧與中國資源來進行探索。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特徵，我想中國美術館還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就目前整個當代藝術的活躍狀況來説，我們還做得很不夠。譬如説缺乏中國當代影像的部分。因為目前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很豐富，不管是攝影還是錄影，或者純粹裝置的作品。雖然看上去只是語言、形態的不同，但其實都包含了藝術觀念，所以也應該要更多地納入進來。當然，有時候是礙于空間等硬體的條件未能實現。但是我相信在新的國家美術館裏，在先進的硬體條件支援下，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筆者以為，原本就專注于當代藝術理論與批評研究的范迪安，作為國家美術館的館長，將視線置於更廣泛的藝術討論中，推動了眾多當代藝術家個案的展覽梳理，中國美術館曾展出蔡國強、展望、譚平、蘇新平等多位當代藝術家的個展項目，從文獻、創作軌跡等多角度呈現對於當代藝術家的個案梳理。同時，中國美術館推動的如“新媒體三年展“等品牌展覽，更是在媒介劃分之下，形成了深入的有效討論，以展覽的形式推動中國當代藝術更新的討論，並將成果呈現。

當然，范迪安也曾面對許多質疑，作為當代藝術領域的批評者，其執掌中國美術館之時，當代藝術界對於其的期待不言而喻。從89年代藝術大展以來，中國美術館作為中國藝術生態中的重要機構，當代藝術曾在這裡有過重要的現場發聲，但隨著當代藝術的不斷發展，似乎在野成為一種傾向，隨著展覽空間的不斷自生長並成為當代藝術生態的主體。中國美術館似乎與當代藝術的語境漸行漸遠。范迪安表示，他勢必要面對一種平衡，在展覽關注的比例中，形成多樣性的展覽形態。回望其館長之路，范迪安從上任之初就提出，美術館必須將關注的重心從藝術家轉移向公眾。同時，隨著國家對於美術館向公共免費開放的政策，中國美術館從2011年3月2日起正式對社會免費開放，在這一背景下，范迪安將其對於美術館運營中對“公共性”的重視提升到新的高度。

范迪安也致力於推動中國美術館新館建設，選址于奧林匹克中心區的中國美術館新館，從規劃之初就確定了中國20世紀至今的藝術為主要的關注及研究對象，新館的規劃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美術館傳統空間並不滿足當代藝術大型形製作品的展示需求，從建築空間體量到展區的相對獨立性，為國家美術館進行更好的當代藝術討論提供可能。從2008年中國美術館新館招標開始，對於建築方案的討論就從未停止，9月18日，這一長跑式的建築方案設計終於正式發佈，范迪安向中標的設計聯合體（法國）讓•努維爾事務所和（中國）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頒發了中標通知書。這也算是任期之中的塵埃落定。如今，范迪安正式歸回學院。其深厚的當代藝術理論基礎，能否為中央美術學院這座中國藝術界的最高學府注入新的活力？其豐富的策展實踐，能否能夠更為充分的調動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與學院之間的互動關係？當下的中央美術學院，眾多重要藝術家在當代藝術領域積極討論的同時，參與教學工作，如何將學院教育與當下的藝術發展趨勢發生更具前瞻性的關聯，以完成更好的為當下藝術發展提供新鮮的力量。

而在早先的實驗藝術學院成立儀式上，呂勝中就曾表示，范迪安為實驗藝術系的成立提供了大量的支援。這從某個側面反映出范迪安早在美院時期，就對於學院的學科建設和教學的深入轉型提供了支援。作為中央美術學院歷史上首位當代藝術背景的院長，范迪安將教學傳統的基礎上實現何種開拓性的調整，我們共同期待。

(文/朱凡、羅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