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日下午1點半，隨著“無形的手：策展作為立場”CAFAM雙年展的順利開幕，一系列國際論壇活動也隨之展開。此次“策展作為立場”國際論壇共計三場，其中論壇第一場由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高士明副院長主持，與會嘉賓包括：國際著名的“長征計劃”發起人和總負責人，北京長征空間創辦人盧傑、策展人安吉拉•赫拉爾迪(荷蘭阿佩爾藝術機構)、策展人馬楠(中國美術學院)，在場四位來賓圍繞“策展的生成與藝術的博弈”這一主題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交流與討論。
策展人與藝術家的“作者性”
討論之初，主持人高士明老師首先引用了邱志傑對本屆雙年展的三點評價：“標題黨的節日，恨不得把展覽變成立體的PPT”；“策展是讓人看到作品還是策展作品？”；展覽類似禪宗關於“月亮與指月手指”的隱喻，即對觀眾看不到月亮（藝術品），而只見指月之手（策展人、展覽手段等）現象的質疑。借由以上三點評論，高士明老師向在座兩位青年策展人拋出疑問，他希望兩位策展人能從各自具體實踐和案例出發，談論策展人與藝術家的之間的“作者性”問題。
策展人馬楠首先談及自己的思考，到底我們以什麼為單位在計量藝術品，是以藝術家？還是以策展人？馬楠在本次雙年展呈現了名為“博物館的地下室”群展，她指出這次展覽是通過與一群“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的藝術家合作，是大家以藝術的名義聚集在一起來完成的一次展覽。馬楠認為，如果我們把“博物館的地下室”當真的話，我們便都是這個空間的闖入者。而作為策展人，馬楠和那些“藝術家”在一起工作，大家一同把整個展覽當成一個大型的舞臺裝置來共同構思和編劇，且這出“劇”並沒有上映，而是一直處於一個排練的狀態。
策展人安吉拉•赫拉爾迪也表示，展覽是需要策展人和藝術家共同參與並完成的，她談到策展人與藝術家對於展覽而言都能帶來不同的動力。此外，在安吉拉•赫拉爾迪看來策展與藝術家的創作一樣，都是一種極富“創造性”的工作。 隨後，長征空間的負責人盧傑簡談到了自己的策展經歷，盧傑表示自始至終他都只做“長征計劃”，並且從一開始就有自己非常清晰的理念。盧傑明確指出反對將“策展”作為職業，但與此同時他又在另一方面十分熱衷參與對策展學科的建立，盧傑認為這兩點並不矛盾，因為他認為到目前來説，策展對他來説是一種明確的創造性的學習方式，而這種方式又與大眾重新理解的當代藝術實踐是共生的。
檔案與藝術作品
基於在本屆雙年展上的青年策展人或多或少的都採取了“檔案”這一展示方式，主持人高士明老師提出了下一問題：文檔與藝術作品之間是否有必然的聯繫？ 策展人安吉拉•赫拉爾迪表示，一方面文檔的收集與整理屬於自己研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通過對檔案的整理和翻譯也能更好的向中國的觀眾來展示文檔的內容。而檔案本身與藝術作品也是有聯繫的，它不僅可以用作藝術的創作材料，也能使人得到溫故而知新的獲益。安吉拉•赫拉爾迪還指出，對於歷史檔案的深入研究，也有利於在世界範圍內促進知識的生成。
高士明老師接續安吉拉•赫拉爾迪的話題談到，從實踐的角度來看美術館和博物館對於類似達達、無政府主義者、激進主義者運動的文獻展示，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歷史主義的焦慮。而當代藝術也正處於一種雙重焦慮之中，這種焦慮也是歷史主義的焦慮，即大家一方面反對現有藝術，另一方面又企圖維持現有藝術狀態，而這種雙重的焦慮也正是藝術最有意思的地方。
激進主義終成對“烏托邦”的消費？
談及美術館與博物館對於激進主義運動的文獻展覽，高士明老師還指出，如今我們所説的“激進主義”已經日益成為博物館的一堆“檔案”或者是某旅遊景點而為人們所消費。然而，真正的激進主義是拒絕成為“檔案”的，機制使得這些“檔案”沉睡，而策展人該如何運用這些“檔案”？如何把文本和檔案“釋放”出來？如何重新奪回書寫的能力則又成為另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
盧傑隨後談到，如何思考“檔案”的價值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實際上，在激進運動過程中，檔案文獻並不重要，它們只是運動者的“武器”，是創作者賦予了它們能量。然而在當今的資本主義體系下，藝術充斥著對媒體的妥協，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檔案”的使用和展覽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我教育”的，以及展覽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藝術家、公眾與媒體等。
隨著討論的激烈進行，論壇逐漸進入尾聲，在場嘉賓還與現場觀眾進行了問答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