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范曾近照。 本報記者 郭紅松攝

圖為《十二珍品閣》封面。

【編者按】

即將抵達北京、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的法國外交部部長法比尤斯曾擔任法國前總理和國民議會議長，這位出生於古董收藏世家的政治家，還是一位藝術鑒賞家。他的近著《十二珍品閣》中文版最近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南開大學擔任終身教授的范曾為該書中文版作此序。法比尤斯此次中國之行，還將出席該書中文版首發式並與范曾進行文化對話。

二十世紀以來，人文學科諸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人們從狹小的專注一隅的視角，推向一個廣闊的視野。這在下列的領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絢爛景象：哲學、歷史學、人類學、美學從往昔一步一步地前進，進入了空前的飛躍。這方面英國的湯因比、德國的斯賓格勒、中國的雷海宗無疑是“來吾導夫先路”的巨人。然而可惜湯因比、斯賓格勒和雷海宗先生可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當他們一涉獵藝術史，便有三緘其口的窘態，因為他們不是藝術的鑒賞家，或者他們缺少了一些什麼。譬如法比尤斯先生，面對著藝術有著自己的喜悅、遠觀、積澱、閱讀、思考、激動甚至陶然的享受。這就是閱讀法比尤斯《十二珍品閣》使我心曠神怡的原因。追隨著他美妙的論述，走進法國繪畫自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印象主義和現代派的五彩紛呈的境域。

法蘭西民族是一個富於藝術氣質的民族。他們有虹吸鯨飲世界藝術成果的雄心，同樣他們有一種“傳統便是迷戀他鄉”的不故步自封的胸襟。藝術家們把自己的關懷及於世界上任何足以激發藝術靈感的地方，無論是非洲的、中東的、遠東的人類文化遺跡和現狀，他們都投以巨大的熱情。法比尤斯先生告訴我們：“應該有能力傾聽藝術家要表達的，善於接受他的資訊，從而開啟靜思或夢想的旅程。”

藝術永遠是創作主體（藝術家）和鑒賞者共同所造就。巴爾扎克有雲，天下之美，莫過於賓士的駿馬、翩翩起舞的美女和海上飽滿的風帆。《十二珍品閣》正是揚起的一葉風帆。

法比尤斯固然注視美術史上第一流的最傑出的藝術大師。他們的作品為我們所耳熟能詳，但該書卻能提供我們所不知的他們創造作品的令人神往的過程，其執著有著虔誠的教徒精神。另一些不大為藝術史家注目的如勒南（Louis ou Antoine Le Nain）的《鐵匠舖》在法比尤斯的書中列入第一章《百姓》中對其論述，並將荷蘭偉大的被達利列為世界第一位的畫家維梅爾相提並論。勒南和維梅爾一樣，人物神態自若，對清貧與勞苦安之若素，而所給予觀眾的心靈的震動將遠遠超過其他居高臨下描寫勞苦大眾的作品。

我第一次讀到如此詳盡地描述莫奈（Claude Monet）所作的《魯昂大教堂》組畫。畫家蜷曲于一間小可盈丈的女裝店裁縫試衣間的屏風後寂然凝慮，莫奈眼中，無論春溫秋肅、朝暉夕陰，那教堂在行走：迎著光，那教堂的莊嚴宛若是神的雕像。當畫家使靜止的教堂有了靈魂的時候，我們的感動也走向了信仰，這就是《十二珍品閣》足以迷人的敘事手段。

法比尤斯先生對馬蒂斯和畢加索的剖析，幾乎改變了我自年輕時以至十年前對後現代主義的反感，作為東方的藝術家，我曾堅信自後印象主義之後，在藝術上便是斯賓格勒所謂的西方的沒落，然而當我從《十二珍品閣》中知道馬蒂斯在自禁中如同苦行僧一般地追求圓滿，他的藝術如何從棄舊圖新、如何與東方邂逅，將故鄉和他鄉融為一體的全部故事後，我對他肅然起敬。而畢加索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創作的真正含義，法比尤斯告訴我們，他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畫家，但更關心的是個人的痛苦和幸福，這才可能使他發自內心地從事政治。文章有如此一段：一位德國軍官給他看一張《格爾尼卡》油畫明信片問他：“這是您畫的嗎？”而畢加索回答：“不，是您畫的。”戰爭的摧毀、屠殺和恐怖是《格爾尼卡》動人心魄的主題，造就這一切的只有法西斯。有了這段對話，將我對畢加索的一切疑竇、偏見煙消雲散。

《十二珍品閣》為我們展示了歷史、社會、生活、人生、時尚恒變不居，這其中包括不可扼制的社會運動和人們心態的或急劇或緩慢的變化。藝術家往往是敏於事的風氣之先的體悟者和表現者。在此，法比尤斯將政治與藝術的相互推波助瀾描繪得合情合理。藝術對政治的影響是無可置疑的。雅克·路易·大衛的《1789年6月20日網球場誓言》預示著激烈的歷史風暴。城市的發展和人情的隔膜並行不悖，宛若歷史的進程往往是悲喜劇的孿生。和政治聯繫最為直接而諧謔的漫畫丁丁，幾乎成了法蘭西性格而為偉大的戴高樂將軍激賞，這是世界漫畫和連環畫的奇跡。法比尤斯先生豈止是藝術史家，簡直是政治學的令人心服口服的大師。

我們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墨西哥還有兩位偉大的政治畫家：傾向列寧第三國際的西蓋羅斯和傾向籌組第四國際的托洛茨基之摯友列維拉，我把他們列為二十世紀反戰、反法西斯的奇傑。

雨果有雲：“比大海更遼闊的是蒼天，比蒼天更遼闊的是心靈。”法比尤斯同情一切為藝術而獻身的藝術家，他們的瘋癲（如為伏爾泰作像的拉圖爾）、或者自裁（如法國的德·斯丹勒和美國的羅斯科Rothko），他們的生命消亡與藝術永存，並載史帙。

這本書中的神來之筆和輝煌的結束，是法比尤斯和皮埃爾·蘇拉熱（Pierre Soulage）的友誼，因為這友誼引出了藝術家最根本的創作動機：“這是因為。”當人們想從蘇拉熱口中獲悉為什麼他選用黑色創作的奧妙時，蘇拉熱這一句話大有禪宗妙悟者不在多言的意味，解決了很多藝術評論家的絮叨。

儘管我暫時還做不到蘇拉熱所希望每一位觀眾所應做到的與他一道苦行，在黑色中看到光線的印記。我想法比尤斯先生是能做到的，這其中包含了對畫家的深刻的了解和友情：蘇拉熱這位面貌不凡、身材魁梧而又溫良典雅的文人，經常與法比尤斯晤談，正所謂：“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這樣的古典東方文人的友誼，於今中國已屬罕見。

《十二珍品閣》不勝憂思的是人類的當下和未來，當英、美的畫家們起鬨架秧式、濁浪排空般地將破舊的機器、糞便、動物殘肢或巨大的塑膠假花傾瀉向全球時，人們唯一的選擇是：辨識芳草香花與罌粟之果之間質的區別，以更積極的態度弘揚藝術的多樣化。

“未來並非來自畏懼和忍受，而是來自創造。”這是法比尤斯先生全書的靈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