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提·卡爾並沒有呈現出女性柔弱的一面，相反，她看上去更像是個氣場強大的女權主義者，堅硬、苛刻、立場鮮明，儘管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近日，巴爾提·卡爾的亞洲首個回顧展《輕罪》，在上海外灘美術館舉辦。
作為出生在英國的印度裔藝術家，巴爾提·卡爾同時也是印度最著名的當代藝術家蘇伯德·古普塔的妻子。作為印度代表性的第一代藝術家，蘇伯德·古普塔和巴哈提·科爾的作品，徹底改變了人們看待印度的方式。卡爾的作品曾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倫敦蛇形畫廊、里昂當代美術館等多個機構展覽。
“這不是一個代表印度文化的展覽，也不是一個作為中印文化對比的切入點，這是我對於我所處的環境和生活的思考。” 巴爾提·卡爾在展覽伊始，就明確自己的定位，不容辯駁。
巴爾提·卡爾把自己的展覽命名為《輕罪》，言下之意，在於描述一種錯位、失焦、走偏的狀態下，仍可能成為從此發現一些新東西的角度。
展覽呈現了在過去的15年間，巴爾提·卡爾是如何取材于日常生活，把自己看成是一塊海綿進行吸收和膨脹。她除了對人與動物之間的種種變形，包括進化的觀念很有興趣外，還對人類學、極簡主義和抽象主義藝術進行了透徹研究。
走進美術館，第一眼，便看到和展覽同名的作品《輕罪》，這是一隻目光猙獰、青面獠牙的鬣狗，對著觀眾怒目而視。鬣狗由玻璃鋼所製成的雕塑，但其背部覆蓋了一塊來歷不明的其他獸類的毛皮，鬣狗站在裝有一些木樁的平板車上。這種動物形象或是物種混交形像是卡爾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主題。
“鬣狗是挑釁而具有攻擊性的，同時也是嘲笑式的，它似乎回頭在問你‘你怎麼會在這裡’。”卡爾説道。卡爾經常會提起她的藝術啟蒙者，她孩提時代的一位美術老師，告訴卡爾，什麼是“負空間”：當她看一件物體，就去看是什麼在它的周圍。這決定了之後卡爾觀察世界的方式和藝術創作的手法，是去關注那些背後的、周圍的、肉眼看不見的東西。
卡爾總是從所謂正確的位置偏離一點，不讓人們看到他們預期想要看到的東西。譬如展覽中包括了卡爾重要的攝影系列“混種”中的諸多作品，這些後期製作的圖像——半人半獸——既誘魅又端莊，既跋扈又忍耐，既像是與她們所被賦予的角色達成了某種共識，又津津樂道于她們的表裏不一和多重個性。
“在《自畫像》中我看上去成了一隻狒狒，我總是使用猴子的形象，是因為我們並非如此固化。要知道，我們跟猴子的基因只有3%的差異。因此，將所謂的理性思維作為更高級物種或特殊物種的分界線是很好笑的。我想我的很多作品總是用到動物，因為我意識到我們只是這個星球非常小的一份子。”巴爾提·卡爾説。
對卡爾來説，關於身份的核心問題(這可能和她的二代移民身份相關)與生物性的審美喻義表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
如三樓的展品《皮膚講的不是自己的語言》在展覽期間就很是轟動，一頭筋疲力盡的母象匍匐而臥，象徵力量與野性的龐然大物此時奄奄一息，它像是乾涸快要枯死的狀態，沒有任何硬性的物質——包括象牙，在大象的身上佈滿了精子狀的額痣，仿佛是另一層皮膚。
這件作品很容易被人理解成是藝術家對印度這個古老帝國的垂死掙扎和渴望重生，大象在印度被認為是尊貴、智慧和強大的象徵，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大象作為這個擁有漫長歷史和偉大文明的龐大帝國的隱喻；精子形狀的“額痣”本身就極有反諷意味，男性的象徵同這一女性的對象糅合在一起，從而成就了對這個國家及其之外的性別議題的開放式提問。不過藝術家卻不這麼認為，恰恰相反，她認為這是生命延續至今的見證，跌倒後掙扎絕望的狀態，才能挖掘出希望。
事實上，帶有“額痣”的創作，是巴爾提·卡爾在西方成名的一個顯著符號，就像是日本女性藝術家草間彌生的圓點一樣。“額痣”是印度女性點綴于眉心的裝飾。卡爾將額痣作為媒介引入她的繪畫中，重新定義繪畫的可能性。觀看卡爾的額痣貼畫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視覺體驗。不同顏色的額痣像氣流一樣有著各自的方向，好像構成了一幅抽象主義的立體繪畫；近看時，額痣的動態則更顯活躍，營造出童話般的迷幻效果，使觀者仿佛進入一個奇妙的超現實的微觀世界。
額痣對於卡爾也有特殊的意義。1995年，卡爾在新德里的一個市場裏遇見了一名前額點著“精子”形(蝌蚪形)額痣的婦女，她詢問了哪可以買到便前往店舖買下了店內所有的蝌蚪形額痣，足足裝了好幾袋，藝術家至今回想起來仍然覺得那一刻激動人心。從此，額痣變成了卡爾獨特的藝術語言。額痣覆蓋在卡爾的作品外部，形成了神秘的第二層皮膚，藝術家以額痣作為符號來敘述和闡明自己作品的主題想要傳達的思想，也憑藉其額痣作品聲名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