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Bradburne 博傑 建築師，博物館學專家，義大利斯特洛奇宮藝術基金會執行董事。作為一個建築師，他曾經設計過世界博覽會的場館、科教中心等。James 熱心於對青少年的藝術教育，近20年來，他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各私人基金會和博物館策劃過多次展覽。
見識到一個國際博物館的重新開放並不是一件常有的事。首先，國家藝術機構少有完全關閉，多見的只是大面積翻修。倫敦的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馬克·瓊斯爵士(Sir Mark Jones)的主理下，這個博物館于過去的10年中已經完全轉變了，然而卻從未完全向公眾關閉。這種低調的辦法有其很好的緣由，每一個博物館的館長都認為，自己的機構是必不可少的，關閉它就如同剝奪一個國家呼吸的空氣。歷史告訴我們，一旦一個重要的博物館關閉，其重新開放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例如西方世界的第一座現代化博物館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在法國大革命的動蕩歲月之中與盧浮宮一同誕生，然而在1966年因簡單裝修關閉之後，到1993年6月因其200週年紀念才重新開放了一天，直到1994年方才重新正式開放。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的案例並不是戲劇性的，自2003年其大部分展廳關閉之後，經歷了近10年的等待，才迎來了今年3月的重新開放。
若要開放並重新推出博物館，需要非常繁重的工作，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NEMO博物館和2000年的法蘭克福實用藝術博物館就是很好的例證。作為展覽的策劃者，其血液中凝結著權力和政治，旁人也可以從中識別出博物館的勇氣。荷蘭國家博物館作為國家級博物館，其重新開放是一種大膽、充滿信念並具備深厚的文化敏感的行為。根據羅納德•德萊烏(Ronald De Leeuw)早期負責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轉型的最初設想，荷蘭國家博物館目前的董事維姆·皮博斯(Wim Pijbes)也以這種方式再現了荷蘭豐富的文化遺産。
荷蘭的過去是富足的，荷蘭國家博物館的100萬件收藏中包括世界知名大師的作品：倫勃朗(Rembrandt)和維米爾(Vermeer)的標誌性傑作《夜巡》(Night Watch)和《倒牛奶的女僕》(The Milkmaid)，還有哈爾斯(Hals)、楊•斯汀(Steen)、雷斯達爾(Ruisdael)，以及一連串引人注目的名字。這次令人矚目的重新開放並不單單再現了古代大師畫作帶來的巨大財富，令其顯得特殊的是藝術品選擇和重組之中的智慧——並置這些作品的同時並不人為地區分美術、實用藝術、雕塑和圖形藝術。在這裡人們不會看到通常那種一面墻接著一面墻挂著的畫作，或是一個房間一個房間連續並置的雕塑，抑或是將實用藝術當作附屬物品遠離核心陳列的那種方式。在這裡，人們會發現這些作為一個國家文化遺産的東西被放在一起，正如它們被創造時那樣。因此，《夜巡》不是如同教堂神聖祭壇一般單獨挂在墻面上，而是比過去懸挂的位置更低了一些，與很多其他荷蘭黃金時代的全方位藝術品放置在一起，這也是皮博斯的另一個大膽舉措。
這還不是全部。大多數博物館都以其收藏的古樸品質為傲，每一件作品在同類作品中都是最好的，絕不會展出龜裂的畫布、不完整的雕像或是破碎的玻璃製品。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玻璃櫃，裏面放滿了在一次海難中發現的破碎青白瓷片，同時再加上一些完整的德爾夫特瓷器，這些物件共同呈現了荷蘭在後期出口市場中作為中流砥柱的主導地位，這種展覽方式亦是一種博物館學的大膽嘗試。
正如《財富的尷尬》作者荷蘭歷史學家和作家西蒙·沙瑪(Simon Schama)2013年3月29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所寫：
“這間博物館所做的就是少了一些花哨的當代設計，多了一種策展革命的出席。當你看到那些早期的倫勃朗的作品，以及偉大的樣式主義大師科內利·馮·哈勒姆的《屠殺無辜》的同時，你還會遇見那些銀製品、武器和櫥櫃等，這些則是文化的儲藏品，正是因為這些藏品才令那些圖像成為可能。在一個特定的時刻，你將進入尼德蘭的歷史世界。同時，這些作品被放置在無邊框的展覽空間之中，玻璃幾乎是隱形的，在觀眾的視野之中，沒有任何東西將圖像與文物隔絕開來。這些物件並不是在那裏為繪畫提供展覽氛圍的，它們被選擇來創建一種圖像與文物、物質世界和文化想像之間的積極對話。這種想法比起正式教條的博物館顯得更加親和，它關乎一種學術傳統，極好地呈現了偉大的荷蘭文化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的觀點：圖像、對象和文本在創造一種共同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關係。”
我同意西蒙·沙瑪所説，“事實上這一切並不像聽起來那樣艱巨和分散”。歷史和藝術自然陪伴，事實是，正如赫伊津哈亦知道，它們需要彼此重建失去的世界現實。歷史若無圖像的修辭是盲目的;藝術若無文本的證詞則是失聰的。
在我所工作的佛羅倫薩斯特洛奇宮(Palazzo Strozzi)，其文化理念是“看得見的聆聽”，這意味著邀請新的聲音進入文化空間，讓它們可以被看到(被聽到)，而成為與其他觀眾持續討論的一部分。施特洛奇宮堅信博物館是真正的最後領地，應展示其對文化和創作者——藝術家、音樂家、作家和表演者的信任，促進思考，激發懷疑和討論。觀眾離開藝術展覽時常常會感覺到些許不滿足，甚至麻木。展覽文本歷來由策展人寫就，往往是以一種冷靜的、第三人稱的“神”的聲音來撰寫，仿佛策展人的言論即是絕對真理的碎片。然而也有些策展人覺得沒有資訊來“污染”觀眾的經驗才是最好的。在另一些情況下，策展人使用專業詞彙，並稱這樣做是為了簡化難度，幫助觀眾。無論多麼敏感的策展人，這些做法都幾乎不可能為他們找回他們所不知道的主題——每一位參觀者自身的情況。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的重新開放是傳統博物館的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是古代大師們的當代藝術博物館。新的國家博物館尊重觀眾，以對其藏品的信仰創造了一種持久的轉型，尤其是在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家，國家博物館是其文化最重要的管理者，其他國家也應當好好地將荷蘭人的例子看作當前的一種最佳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