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廣州53美術館舉行的“潛動力—1條廣州當代藝術生成線”，力圖一窺廣州當代藝術的全景生態。這已經是策展人胡斌今年第二次以藝術群落為對象推出的展覽概念，今年5月，他還在東莞21空間美術館策劃了“視覺交叉體—首屆廣東當代藝術群落青年藝術家聯展”。
廣東的當代藝術介入中國當代藝術潮流，主要是以藝術家團體的身份發出聲音的。以李正天為核心的“105畫室”;梁鉅輝、林一林、陳劭雄等組成了“大尾象”;還有“卡通一代”。只是現在這種團體關係，慢慢演變成一種圍繞廣美的群落系統，以及以華師美術學院為中心的另一系統，並且主要是以師生關係為紐帶。
胡斌認為，其實這樣的關係主要是存在於繪畫方面，而像在新媒體的方面，如胡向前等年輕藝術家則是繼承了“大尾象”一線的發展軌跡繼續推進。但是他不認為，以學院為中心的關係會是影響廣東當代藝術發展的一個阻力，比如“川美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羅中立曾説，川軍比較特殊，它不是一個人兩個人進入到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進程中，而是每個時期都是一撥撥的人，都是一個個群體出來。評論家王林也觀察到，“川美”形成了不成文的“上帶下”、“長幫幼”、“體制外教學幫體制內”的傳統。北漂“川幫”抱團結幫的現象與此多少有些關係。
胡斌在了解過“川美現象”後也承認，相對於四川，廣東缺乏一種凝聚力，同時因為廣東的藝術家生存條件較為優越，而且面對的選擇也較多，因此缺乏動力去繼續對外拓展自己的疆界與視野，形成目前廣東當代藝術發展“波瀾不興”“自娛自樂”的現狀。
有影響力的當代藝術家都只能移居海外發展
早在2008年，“廣州站—廣東當代藝術特展”在廣東美術館開展，這是第一次系統地梳理和回顧廣東本土當代藝術的發展歷程。時任館長王璜生曾是這樣分析為什麼當代藝術在廣東本土波瀾不興：總體上講，廣東的文化意識還顯得非常保守，比如商業資本對文化的認識，在北京、江浙、四川都活躍著許多商業機構，投入巨大資金收藏當代藝術，他們對當代藝術的眼光和投資都與國際接軌，而廣東本地的企業卻鮮有做這樣的事。因此有一種感覺，廣東走出來那麼多有影響力的當代藝術家都只能移居海外發展，變成“墻內開花墻外香”。
王璜生寫道：“掌握文化權力、經濟權力的人，還有整個廣東人群體的普遍文化意識，對當代藝術的關注都顯得相對薄弱，所以廣東産生了好的當代藝術家，卻往往在社會上得不到呼應，形不成火熱氣氛。”
5年過去後，這個情況至今卻沒有明顯改善的跡象。而且當年在這個展覽上出現的藝術家，像蔣志、曹斐、鄭國谷、楊勇等，至今依舊是廣東當代藝術的代表，廣東當代藝術界竟然沒能再向外推送更多的新鮮血液。
珠三角被寄予厚望，又讓人失望
從當代藝術創作到市場，廣東都處於一個“自娛自樂”的狀態。12月18日開幕的第二屆大學生藝博會上，廣州華藝文化有限公司董事總裁李峰也深有體會：“從1993年中國有了藝術品市場，珠三角一年一年被人寄予厚望，又一年一年讓人失望。”他認為，廣東藝術品市場的這種情況不光是在廣東，在全國範圍內，其他地方如上海、浙江、江蘇等經濟、藝術市場比較發達的地區一樣面臨。
這是一個市場歸類的問題。北京是全國乃至全亞洲，甚至是全球的市場，最好的藝術家、創作資源、市場資源、買家資源和其他的配套資源全部都被北京吸引過去了。而廣東只能逐漸淪為一個區域市場，這樣促使廣東的藝術同行們不停地強調本土、地方特色，使得整體市場可能會越走越窄。因此要如何打破廣東藝術市場的區域性，做一個更大的市場。大藝博被李峰視為其中一個新的嘗試。
“廣東方式”産生的後遺症
廣州作為著名的會展城市，有著“廣交會”這個悠久的對外交流名牌，而且也是內地首個藝博會的舉行之地，應該是有著辦好藝博會的基礎。廣東的經濟戰略和文化對策保證了廣東可以在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中獲得最大的成功。與此同時，“廣東方式”也在社會經濟轉型中和文化轉型中産生一系列的後遺症—即保守的文化對當代藝術的圍堵、放逐和過渡邊緣化。
廣州市文廣新局局長陸志強曾強調，與當下名目繁多的藝術博覽會相比，廣州的藝博會要注重的是“成交率”，要做成藝術品的廣交會。有業內人士指出，2000年以後，隨著藝術市場的逐步勃興，建立高端藝博會的需求日益顯現。“藝博會不能再以‘博’為基本形式，過分強調規模之大，展位之多，顧客之眾，成交率之高的做法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
而大藝博在業內人士看來，參展作品數量繁多(799名青年藝術家，1963件作品)，但是品質參差不齊，不少作品尚未成熟，遠不能發展成為高端的藝博會，尚未能擺脫廣東藝博會給人以“擺地攤”的低端形象，更談不上要對外輸出這一模式去影響全國。因此也只能説，又是一次廣東藝術市場的“自娛自樂”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