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莊，中國最大的藝術家聚集區。1993年，以方力鈞為代表的第一批藝術家開始入住宋莊，此後歷經近20年的發展，宋莊藝術家的確切人數已無從考證。小堡村目前已成為整個宋莊藝術區的中心，這裡有最多的藝術家、最有名的藝術家、最大的工作室和最貴的房産。藝術家為這裡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據統計，小堡村每年可得租房收益800萬元，帶動消費資金流約2,000萬元，作品成交2億元，安置就業和家政服務150萬元。在某種程度上，宋莊20年來的變化也折射出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更是藝術家工作室變遷的縮影。
與方力鈞一樣，有著“中國當代藝術教父”之稱的栗憲庭和藝術家高慧君也是最早一批入住宋莊的人，他們是宋莊20年發展變化的親歷者。
來宋莊以前，栗憲庭還有公職在身，住在後海近20年，高惠君仍在部隊。上世紀90年代初，政府有意取締圓明園畫家村，警察頻繁造訪藝術家住所，畫家們終於決定離開圓明園，紛紛找地方搬家。栗憲庭希望搬到宋莊僅僅出於想要安靜下來住農家小院的衝動，高惠君則希望走出部隊尋找自由，二人同當時居住在圓明園的方力鈞、丁方、劉煒等人經過考察，最後找到了小堡村，成為了第一批入駐宋莊的藝術家，開始了宋莊藝術區歷史的書寫。
如今，圓明園畫家村早已蕩然無存，而在上世紀80到90年代，這裡曾是流浪在北京的畫家聚居地。畢業于專業院校的一批藝術家主動放棄國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圓明園婁鬥橋一帶，自由創作、生活，成為當時一大文化象徵。1992年以後，圓明園開始變得很熱鬧，例如方力鈞，幾乎每隔15分鐘就被警察敲一次門，畫家們常常把門反鎖起來再跳進屋裏畫畫，大家紛紛升起離開的念頭。藝術家的自由使得畫家村成為治安監控的重點，最終被政府強制取締。
入駐小堡村
1993年起，栗憲庭開始和方力鈞、高惠君等人找地方搬家。高惠君當時還在部隊，不方便外出，就將選址、選房的事全權委託給方力鈞幾人。栗憲庭參與了選址過程，找遍了北京所有郊區，最後來到宋莊。宋莊是當時離北京最近的郊區，公共汽車可以直達 ，雖然只有從國貿橋出發的一條公車線路，這在當時已經可以稱得上交通便利了。栗憲庭回憶第一次來宋莊時天氣很冷，村子都破破落落，三分之一的房子都已倒塌。那時很多村民都進城了，放眼望去，村裏一個沙丘上幾座房子，又一個沙丘上幾座房子，坑下還有幾座房子，簡直像一片荒漠。
較之當年，宋莊已生巨大變化，尤其是公共交通，幾條公交線路來往于國貿和宋莊之間。20年前要來一趟小堡村，需要到國貿乘坐322路公車到東關或是北苑，然後打車(通常打不到)或是坐“三蹦子”；要麼就坐從北苑到燕郊的長途車，長途車路過小堡村，不過四個半小時才發一趟。要是想從小堡村回城裏就更麻煩了，高惠君説自己有時就沿路邊走邊攔車，常常一走就是兩個小時，索性直接到東關坐322。據説曾經有兩個客人從方力鈞家出來一直等不到車，最後跟了輛拉煤的車才回到城裏。
村子裏空閒的房子雖然簡陋、破舊，前後院的佈局和低廉的價格卻引了畫家。雖説當時農民之間互相買賣房屋只有三千多元的價格，賣給畫家們卻一道道附加，價錢翻了三倍之多。當時，劉煒買了兩個院子，前院送給了栗憲庭，後院自己住。栗憲庭把房子收拾到半截就沒錢了，又必須要去美國，就把剩下的攤子交給方力鈞打理。幾年間，院子一直借給別的畫家住，栗憲庭只是偶爾過去住一兩天，其餘時間都在城裏或國外。
據高惠君回憶，當年買農村房大家都沒有經驗，膽子小，沒人敢用真名，第一批入駐宋莊的6名藝術家都是用別人的名字買房，每家付1,500元的保險費(也相當於手續費或介紹費)給對方。直到後面來的人才漸漸開始寫自己的名字買房，第一批到了1997、98年前後才把名字改回來。
直到2000年初，栗憲庭開始準備迎接女兒的降生，城裏的房子太小，根本住不下，一家人這才搬到宋莊，對房子重新做了裝修和改造，栗家女兒就是在宋莊小堡村那間院子裏出生的。當時栗憲庭也不想再參與熱門話題，希望沉寂下來，把20多年來的經歷回憶、反思一下。結果，由於宋莊的人越聚越多，最終成為新聞熱點時，很多畫家又找到栗憲庭，每天拉著他去看工作室，根本不得喘息、不能安靜下來。栗憲庭這時才覺得也只能再出來做事，於是他開始思考藝術區的生態問題，開始和地方政府接觸。政府也找到栗憲庭一同規劃這塊地並提出創作生態問題。
由於高校擴招，越來越多學生流落在社會上，能夠找到工作的人很少，大多還是改行了。也有一些熱愛藝術、專心藝術的人越來沒有出路，他們便聚集在各個城市的藝術區域，如重慶的黃桷坪，成都的藍頂。每個城市大概都有這樣的地方，但宋莊是最早、最大的。
與農民的磨合
起初，人們對自由藝術家沒有了解，一些官員也採取拒絕的態度。栗憲庭回憶説：“當時從圓明園來宋莊其實是把警察給帶來了，警察跟著這些藝術家、突然闖進來東西。據説當時上面的領導找村書記談話，讓他無論如何都要把這些藝術家攆出北京。村官崔大柏本人在與藝術家接觸的過程中發現這些人其實都挺好的，有時候我們還會幫助村裏面的建設提提建議，像方力鈞他們都會出一些錢，幫村裏修路燈什麼的。崔大柏就不停找上級，把藝術家們保護下來了。這個舉動讓我覺得我們改變一個體制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夠説服一些地方官員，獲得他某種程度上的理解和認可，這就形成了一定緩衝。”
宋莊的村民開始對藝術家做的事還不是很能理解，但慢慢都在改變。農民裏也有藝術家出來，他們受到藝術家的影響，也開始自己動手工作。例如村裏有一個鄉鎮企業的工人就自己動手用各種鐵器拼接，好像60年代的集合主義。平日裏，藝術家跟村民的相處中也難免有些磕磕碰碰，有時打起來了，村裏管不了，他們就找栗憲庭出面管。栗憲庭有過插隊經歷，對農民比較了解。“其實農民只要你尊重他，他覺得你看得起他就夠了。我的鄰居，所有過年過節都送東西，然後他們也送給我東西，這樣關係就搞得很好。我跟每個藝術家都説，跟農民鄰居一定要搞好關係。其實很好搞，比如説你開車，農民站在你車前就不走，你下來很客氣，他就很高興，馬上就回家了。千萬不要嗆嗆起來，這不好。”
與政府的合作
2004年，栗憲庭建議宋莊發展文化創意産業，做藝術園區。當時宋莊交給栗憲庭400畝地規劃：蓋美術館、化工區、藝術加工區。由於宋莊幾個很有名的藝術家畫賣得不錯，招來很多人聚集。宋莊有淘金的可能性，但發展是很困難的。栗憲庭想做的是一個學術交流平臺——美術館、畫廊區。宋莊美術館建成于2006年，第一個展覽就吸引了各路人前來觀看，人們都要來見識見識世界上行政級別最低的美術館——村級美術館。宋莊美術館蓋的時候北京市兩次下令指定要拆除。其間，栗憲庭接待過一位市長，談了藝術生畢業後的出路問題：“這個出路就像一灘水，你要怎麼流動出去，怎麼有新鮮的水補進來？現在美術館是在替社會在解決問題。”此時的栗憲庭角色已發生變化，他稱自己是個鄉紳，幫地方政府調節農民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他還説服了一些人來蓋畫廊，周圍是藝術家的工作室。蓋得起房子的人來建大型工作室，同時還改造了幾個舊工廠。當時改造了一個飼料廠，首先用來給女藝術家建工作室，名嫘苑，只給女藝術家住，保障安全。這之後蓋的工作室基本都參照這樣的模式，即建築改造模式。